格勒：从农奴的儿子到藏学大家

徐杨祎　贺劭清 来源：香港镜报

炎热的夏日午后，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大多已放暑假回家，校园内蝉鸣声不绝于耳。藏学家格勒离开伏案多时的书桌，指?教职工宿舍楼下店门半掩的藏式商铺告诉笔者：「或许你因为淳朴的民风、神秘的文化对藏区充满向往，但你只有了解真实的藏区，才能真正领略她的美好。」

此时，离格勒第一次离开家乡甘孜县求学已经过去了52年。多年之后，已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的格勒仍以赤子之心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称为「藏族起源的摇篮」的山南地区，东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肃诸省的藏族自治州。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只为用学者的思维维度，让世界了解真实的藏区。

漫漫求学路：从未离开藏区

「我能有今天，最重要的是我的母亲。」

格勒对于童年最初的回忆，是从贵族厨房和客厅间的过道开始的，因为那里就是他们一家睡觉的地方。白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晚上就是铺盖。

上世纪50年代，格勒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从未见过父亲的他，与母亲、两个姐姐相依为命。这个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是农奴最底层的「郎生」，被贵族们视为「会说话的畜生」。

「小时候母亲常说，她和姐姐可以一生为奴，但希望我读书识字，成为有文化的人。」格勒回忆，作为家庭唯一的男丁，他是母亲梅多拉措全部的希望。然而，当时藏区的教育被宗教垄断，求学之路并不轻松。

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5岁的小格勒被允许到贵族的经堂里打鼓祈祷，跟?诵经的喇嘛学习经文，并在那里学会了最初的30个藏文字母，完成了最初的学前启蒙。

一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格勒的家乡，后来又来了很多干部并在那里创办了第一所农奴的孩子亦可入读的公立小学。「那时还在改革初期，我母亲完全不害怕打击报复，第一个把我送进了小学。因为那里可以读书识字。」有藏文基础的格勒跳了一级，直接成为了二年级生。

后来，格勒被选拔到县里的二完小就学，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汉文。之后他考进甘孜县民族中学，经过三年系统学习汉文。1964年，初中毕业的格勒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藏汉文翻译中专班。

第一次，他背上行囊离开生养自己的草原，到成都就学。1968年毕业后，格勒回到甘孜州色达草原。十年藏区基层实践中，格勒走进草原深处，近距离聆听牧民们口耳相传的歌谣，寻觅神话传说、山川湖泊中有关这片土地的点滴，第一次萌生了为这片土地立史的念头。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过高考再次进入西南民族大学不到一年，格勒在学校老师的推荐下破格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生的考试。由于当时并没有系统的藏族历史书籍，在看完老师借阅的一本关于藏族历史课的刻印稿后，格勒翻遍了24卷《资治通鉴》中所有与吐蕃有关的内容并抄写成册。

「考研复试直接写论文，题目有两个，一个是佛教在藏族的历史和作用，一个是两个唐朝公主进藏的地位和作用，我选择了后者。」格勒说，彼时他对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故乡的公主桥、公主庙，与两位公主相关的传说、藏戏，他却历历在目。布达拉宫中供奉的公主塑像被藏族人民顶礼膜拜，令人难以忘怀。

格勒是「文革」后中国社科院第一批研究生。在社科院，格勒师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藏学家李有义教授，并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民族学、档案学、藏族历史、古藏文、英语、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全优成绩毕业生之一。

1983年，格勒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里经过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专业的严格训练后，格勒前往四川的甘孜、阿坝和青海、西藏、甘肃等藏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实地调研，撰写了被专家称为「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的博士论文——《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这本书十几年后经过再次修订又被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并改名为《藏族早期的历史与文化》。

关于藏区：神秘缘于不了解

关于西方国家盛传的「西藏神话」，这位年过花甲的藏学家认为，「任何东西不了解就是神秘的。」从殖民时代起，西方传教士、探险家、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希望走遍全世界，但西藏却鲜有机会踏足。他们把心中的梦想和希望，寄托在那片高原上，甚至出现了「约翰传基督教」的神秘传说，「其实是把理想寄托于现实中。」

格勒认为，造成误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国际知名藏学家，格勒先后20次出访，赴美、英、法、日、俄、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菲律宾等15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参加各种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并先后被美国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太平洋路德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他用英语给数十位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和西藏历史文化，他的学识和才华受到高度评价，令西方学者折服。

至今格勒仍忘不了第一次受邀前往美国讲学的经历。在以「是香格里拉还是农奴制？」为主题的课堂上，格勒被几位美国学生的提问搞得哭笑不得。「有人问我，喇嘛是不是能飞？」尽管时隔20多年，格勒依旧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回答。

「我当时反问学生，你们的问题从哪儿来？」格勒回答说，藏族壁画里有飞天的场景，喇嘛坐在飞机里也算一种，但作为一个自然人，「能飞是不可理喻的。」在他看来，尽管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西藏、藏族文化的书籍、论文，但真正了解那片高原的却很少，有一些打?「保护传统文化」旗号的说法，却是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和扭曲。

谈起故土，格勒滔滔不绝，「现代化」、「城镇化」、「物化时代」等词语不时冒出，让笔者彷佛重新认识了被神秘化的中国藏区。

「游牧民定居工程」是中国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的国家政策，主要以建立「牧民定居点」的方式，为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新疆、内蒙古等7个省区内的游牧民提供定居房。格勒以「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来定义该项定居工程。

「我的家人都搬到了城里，也有各自稳定的工作。」格勒说，在广大牧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现代化的基本需求。当前全球的发展趋势都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牧民不定居连基本的教育、医疗都不能保障，何谈现代化？「家家户户修好房子，形成小镇，然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当然格勒也认为，高原上最好的城镇化是小型城镇化，而不是大城市。

「藏区要实现很好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格勒如此表述。他的家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于2009年起实施「9+3」免费教育计划，即藏族聚居区的孩子在当地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再赴内地中职学校免费就读3年。

这样的免费教育计划，让藏区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藏汉双语教学，再进入到职业学校，掌握一门技艺。这些孩子中的不少人，在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发家致富，并以此推动家乡的发展。

今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9月1日官方将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对此，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调研的格勒言谈间颇为自豪。

「民族问题全世界都存在，将来也会存在。」格勒表示，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

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是来自于其文化、语言、信仰的特殊性。国家承认、允许、保护文化、语言、信仰的特殊性，民族遵循国家法律和政策，「这是双向的，这也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格勒强调。

民族区域自治还有一点是，当地民族的人积极参与到自治中。「以西藏为例，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必须是藏族，这是法律规定，这些人懂语言，对当地了解。」格勒笑?说，西藏的稳定，藏族干部是决定因素，「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凝聚人心，是信任藏族干部，充分的信任。」格勒同时认为，「当然赢得宗教界的人心也特别重要。」

格勒希望，未来西藏能够实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平衡发展，同时也能体现藏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他说自己主持的重点课题就是研究这些问题。

五族融合的幸福

采访期间，格勒的手机时不时响起。电话里，他远在北京的女儿提醒他带齐办理签证所需的文件。不久后，格勒将跟大熊猫保护基金会前往奥地利和爱尔兰访问交流。

「这些事情都是女儿在帮我弄。」格勒拿起手机，翻到自己与女儿的合影，「你看，这个是我女儿，这个是外孙，已经8个月了。」格勒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工作，女儿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担任秘书。

儿女成双的格勒时常笑言他们家是一个「五族共和」的家庭：妻子是汉族，女婿是蒙古族，亲家母是满族，儿媳妇是回族。而自己在成都的家也是侄儿侄女们的根据地和来往的驿站。

在格勒的手机里，装满了来自家乡的现代藏歌，「上个月我回甘孜，听到她们唱得很好听，就用手机录了下来。」除了民族歌曲，格勒还很爱听「凤凰传奇」的音乐，「有的时候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书，效果还蛮不错的。」

已退休多时的格勒仍然十分忙碌，他告诉记者从欧洲回国后自己将与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一同赴藏区调研，年底还将要完成中国藏学中心的国家级课题《中国藏区文化保护和现代化战略研究》。「忙哦，我明年就有5本书要出版，平时还要带博士生。」多年来格勒先后被聘任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导师，已培养出20多名博士生。

「越老事情越多，初步估计，工作已经排到了两年后。」格勒笑道，退休后他有更多时间精力去专注于他愿意研究的事物，作为一名学者，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