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6-07-22 郑永年 IPP评论

7月12日，参加 “环太平洋 -2016”军事演习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西安舰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中国同东亚国家的关系多为双边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这种双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既是传统中国朝贡制度的反映，也是中国在亚洲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这种说法是否有理，仍有待继续地研究，但中国的确反对亚洲国家间的多边关系，特别是当多边关系包括美苏两大国的情况下。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中国从未寻求和任何亚洲国家结成多边的联盟。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认为自己可以充当亚洲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包括朝鲜、北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未与这些国家结成正式的同盟。所谓的共产主义同盟是极其松散的。在美苏两大国的主宰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消极被动的，意在弱化、打破、甚至预防任何亚洲国家结成反华同盟。所以，中国竭力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亚太理事会和东盟。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国始终反对。中国的目标是防止美苏两大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同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完全阻止两大国涉足亚洲事务，因此选择有限独立的政策。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在 1972 年以后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目的是使美苏力量构成平衡的局势，减少对中国的威胁。再者，即使是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也非常小心。中国并不希望极其紧密的双边关系，特别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上，或涉及美苏两大国的问题上。中国始终担心，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和越南等会和某一超级大国结成联盟，充当“代理人”来威胁中国的利益，但当中国认识到这种关系有利于遏制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势力时，就会默认或支持这种关系，如 1972 年以后对美日关系的看法，及从原来的反东盟到支持东盟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中国对东亚国家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政治舞台，中国与东亚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大国权力消长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缺乏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相反，由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中国在此期间争得了一定的外交空间。其二，中国倾向于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对多边关系持怀疑态度。其三，中国的亚洲政策趋向于现实主义化，从早期的革命化的政策转变到以解决问题为趋向的职业外交。

    冷战的结束，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作为一个大国，不管其意图如何，中国总会在东亚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说得极端一些，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国如何来履行作为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中，如果大国不能履行其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那么国家间的稳定关系就很难确立。国际关系充满着各种矛盾。从民族主义的原则来说，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国际关系的等级性并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则而有所变化。各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然是不相同的。

    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大国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一种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就是吉尔平所谓的“霸权”。霸权可以是恶的化身，也可以是善的化身。霸权可以利用其国家力量，对他国实行强权政治，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控制他国。但霸权也可以利用其各方面的影响力，协调各国的利益，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很难断定中国能否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亚洲霸权，因为如同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内政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亚洲大国。

    中国如何走向大国的地位及其如何使用这一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亚洲国家的利益。所以，澳大利亚学者罗易（Denny Roy）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的减弱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在向后霸权时期的转型过程中，主要的角色是中国。所以，努力阻止中国去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是维持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

    从总体上说，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经济的合作并未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种种疑虑。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并未发展到了制度化的程度，特别是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领域。冷战的结束表明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调整和东亚国家的关系。战略调整是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必须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特别是亚洲政治中的角色，否则既对自己不利，也对其他国家不利。

    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树立其大国形象及要树立一个怎样的大国形象。针对冷战后的权力真空，中国政府宣称其永远不称霸，不去填补权力真空。但国际政治的现实是，中国如果不去履行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惩罚。只要有权力真空存在，如果中国不去填补真空，那么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就会去填补，并因此对中国构成威胁。不管中国政府的说法如何，东亚国家都会感到中国在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填补权力真空，而是如何去填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怎样的大国形象。中国这样的战略调整并不必然给东亚国家带来多少不安全感。显然，亚洲国家需要中国作为权力的一极对该地区的其他大国进行制衡。

    其二，这一大战略有赖于许多政策性工具。在经济领域，中国需要和东亚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尽管中国和东亚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出口等方面存在着竞争，但彼此也有很大的互补性。目前世界经济日益集团化，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一些东亚国家提倡成立东亚贸易集团。应当说，中国尽管同东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日益紧密，但大多停留在双边关系上。中国对多边贸易关系持怀疑态度。既然经济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中国应当因势利导，或倡导或积极地参与亚洲多边贸易组织，发展多边贸易关系。多边经济关系的日益强化会为多边政治外交关系、军事关系的建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发展多边经济关系时应当注意到主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府不应当提倡诸如“大中华”之类的经济组织。由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有大量的华侨，民族关系复杂，中国又曾在毛泽东时代鼓励当地华侨进行“革命”，至今仍然给当地的政府和人民留下极为消极的影响。中国政府如果现在再强调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像“大中华”之类的经济组织应当让民间来组织，政府不宜参与过多。

    其三，同样的政策也可用于军事政治领域。上面已经说过，在冷战时代，由于美苏两大国权力平衡的制约，中国的亚洲政策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国为了寻找外交空间，把重点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上，而对多边关系持怀疑态度。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如果要想以名副其实的大国形象出现，并成为力量的一极，就必须改变以往的策略。尽管中国开始容忍并试图参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间的多边军事政治组织，但其策略极其不明了。对亚洲国家来说，如果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军事势力急剧增加的中国被孤立在多边政治军事组织之外，那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诸如此类组织。

    现实地说，参与这类组织后，中国对一些国家会失去传统意义上的一些调节手段，但也可使中国外交事务争取巨大的国际空间。对亚太地区来说，也会增加和平机会，减少战争威胁。多边组织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信息管道，防止误解，协调各自的活动。所以，主权原则与参与多边组织之间不应存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如果要在亚太国家之间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协调角色，只有组织和参与多边关系才能做到。大国在小国之间的协调作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如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关系。

    其四，近来最为敏感的是中国的军备和南海问题。西方往往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给亚洲各国造成一种感觉，即中国的军备是为了对付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军备发展问题，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诸如参与多边军事合作关系、增加军备透明度来减少其对外界的敏感程度，从而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国防难以想象。中国军费开支比例较其他国家低，且中国的军备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他国，与先进国家不能相比。自然，中国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停止发展自己的军备。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上升也是世界政治的通则。但要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军备发展和扩张主义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件事。

    近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军备发展在很多方面是内导向的，即是针对纷繁复杂的国内问题的，如民族问题和公共秩序问题，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是针对亚洲国家的。中国政府应当注意亚洲各国特别是邻国的顾虑。多边的军事关系不失为一种好途径。中国目前同东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良好，但这些关系是双边的。这往往造成这样一种情形，即中国同一个国家军事关系的改善会被另一个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多边的军事关系就会消除这种困境。实际上，多边的军事关系在另一层次上会减少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军备发展的神秘感，从而增加透明度。

    其五，有关南海问题。南海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曾被其他发达国家所瓜分，此后又为国际环境所制约，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直到邓小平的改革，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才有可能支撑中国的国防建设。发达国家如欧美和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海外殖民地为国内现代化提供支持。中国不可能再像发达国家那样从事海外扩张。所以，维护传统的领土领海的战略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且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但中国必须有明确的战略选择，应当尽量避免南海的军事冲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进一步现代化需要和平环境，特别是亚洲和平，而且中国是否能接受得了与多边国家的冲突还不能断定。

    中国政府现在注重的是传统的主权原则，强调主权原则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了的，即主权属于中国，中国不会接受一些国家武力占领的事实，谁现在占领一些岛屿都不算数。但从实际的外交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又表现出对后现代主权原则的认同，即强调实际利益的获得。中国政府愿意本着互认互谅的原则与有关国家进行谈判。在谈判条件不成熟时，中国主张把问题搁置起来；有关国家可先共同开发，分享资源。应当说，后现代的主权原则有利于亚洲的和平进程。如何把这些后现代主权原则细化成行之有效的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本文摘自郑永年新著《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经东方出版社独家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