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编辑:联合早报 文章类型:观点时评 发布于2017-02-21 09:55:12 共1605人阅读
文章导读 郑永年: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去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是“黑天鹅”,因为这些表示着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会继续发生类似甚至更坏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何时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力量继续上升,而德国的右派选择党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了西方的“新常态”。

 

2017是中国的政治年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具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3月“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马上就要召开、5月“一带一路”国际会议、9月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当然,在关切中国和关切美国及欧洲问题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国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当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领头羊和领导者。当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领头羊角色时,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除了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体量仍然很小,对世界经济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随时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国来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动力或能力来维持全球化。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搭便车”。美国没有能力了,中国呢?

 

谁来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来西方越来越关注世界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金德尔柏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这并非没有道理。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金德尔柏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很显然,今天再次出现这个忧虑,表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在官方所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话语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但现在中国开始具备动力和能力,来维持和改善世界经济秩序。从去年中国主办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国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美国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和相应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尽管去年因为南中国海风波,中国被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塑造成一个扩张性帝国,但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式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今天中国周边国家可能要比美国周边国家、俄罗斯周边国家更感觉到安全。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应对很沉着。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化,可能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冲突并不惧怕,但冲突更可能是两败俱伤,而合作则是共赢的。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国掌控由外来力量促成的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例如,无论在其竞选期间还是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表现在贸易、南中国海、台湾等方面。不过,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而是静观其变,小心翼翼地避免着人们一直所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人们发现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强有效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问题,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仍然处于变化过程,但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核心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层来推动。人们很快体会到习近平近来要“撸其袖子加油干”的言论背后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尽管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下行,这有效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经济下行,中国在所有大国经济中,增长仍然很高,而且因为其庞大的基数,中国继续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的份额。

 

中国决心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极端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任由民粹主义崛起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这些年来,因为全球化,中国内部的收入差异也在扩大,社会也变得非常分化。不过,中国领导层并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化所致,也反对因为这些问题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国直面问题,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运动,要在今后数年内,每年帮助高达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被人们解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为此,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实现6.5%的增长率,人均国民所得从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万2000美元,达至低端发达国家水平。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他们如何从中国的发展获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即使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总体水平仍然较西方发达国家低,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绝对数字,会超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

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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