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杂志 ▎中国与东盟: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
2016年9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19次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
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世界知识杂志社
在“上海论坛”2017年会期间,作为子论坛之一的“转型中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国际研讨会于5月28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近30位学者与会。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在会后做总结发言。
同时,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与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系、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研究所,共同创立了“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The Network of ASEAN-China Academic Institutes, NACAI)。
本期“封面话题”精选研讨会上十位中外学者的发言。
——编者手记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
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东盟合作:机遇、挑战与建议
宋清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与东盟关系正由“成长期”转入“成熟期”。东盟所有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很多合作属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双方合作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并已经在多领域取得初步成效。澜湄流域各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取得多项共识,双边和次区域合作取得务实而可喜的进展。南海局势暂时总体降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迎来难得的机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东盟国家部分发展规划不谋而合;东亚或亚太区域多边经贸合作机制的推进,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的推进,为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也提供了诸多机遇。
但作为山水相连的近邻,中国与东盟合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南海局势总体暂缓,但并不意味着今后不会起波澜,而且仍有争议升温的可能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等因素所引发的问题也在凸显。中国作为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最大邻国,其一举一动在东盟国家所引发的反应常比其他大国所引发的反应强烈。而且,这种实力不对称性的日益凸显会对东盟及其成员国对华认知产生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
第三,过去两年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额罕见地连续两年负增长,而且在负增长情况下中国仍保持对东盟的较大贸易顺差,这也引发东盟国家的担忧和些许不满。
第四,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对华合作的期待,需要中国去做更多工作或者予以细致回应。一方面,东盟高层和精英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在增加,但具体落实“一带一路”合作的是各国各行各业的企业,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细化了解较少,在落实中往往出现不到位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取得较大成绩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铁路、公路、港口、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有些东盟国家担心搞太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会背上沉重债务包袱,也难以立竿见影地获得项目利润。
第五,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博弈的前沿地区之一,美日印欧等大国和组织的目的之一是制衡中国影响力,这对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挤压,也对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产生掣肘。
中国和东盟各方,包括在东南亚有重大利益的大国和组织,应树立“合作互利、斗则皆输”的理念。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个包容性的合作倡议,为域内外国家打造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机遇。求同存异、克服挑战、减少对抗、更多探寻多方合作机遇,才是共赢之道。
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需要相向而行,协同努力,避免南海争端再度升温,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南海局势的稳定局面,为双方合作提供友好的政治环境保障。
在政策沟通方面,双方还需更加细致,争取让双方的发展战略能更好地对接,探寻更多互惠互利的合作点。中国作为大国和实力较强的一方,应该时刻注意东南亚中小国家的诸多特性,更多倾听对方的诉求、考虑对方的关切和利益,减少对方的对华疑虑。
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中国要进一步优化我方发展和需求与对方国内发展需求的更好对接。
在贸易方面,双方跨境口岸通关便利化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与东盟扩大贸易量,可能加快双方推进产能合作,带动双方投资与人员往来增多,推动双方经济发展,富裕双方百姓,推动双方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大。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尝试与美日欧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规则,在东南亚发展更多的联合投资项目,实现更多利益捆绑,这样可能会减少域外大国及其企业干扰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的状况,减少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阻力。
在民心相通方面,要减少双方民间对彼此的误解与不满情绪,努力培养双方民众的友好情感,建立“一带一路”合作的坚实民间基础。
中国与东盟关系及其对未来的启示
阮辉煌(Nguyen Huy Hoang,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研究所副主任)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1991年之前,由于冷战原因,双方关系没有更多开展。但是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调整了外交政策,以适应全球格局多极化的变化。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与邻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睦邻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必要选项。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符合东盟国家的利益,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
从1991年开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中国外长钱其琛出席东盟第24届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之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在此之前双方关系已初步建立,此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双方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合作。到2015年,双方外贸额度增长了60倍,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1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在东盟整个外部投资中,中国的投资比已经占了30%多。
1991年7月17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会见应邀参加第24届东盟外长会的中国外长钱其琛。此次外长会是中国和东盟的首次官方接触,开启了中国—东盟对话关系。
我们一直觉得,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缩影。东盟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这对中国的发展大为有益。在各个大国与东盟关系之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东南亚可以作为中国通往国际市场的跳板。而且,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俄日印等大国也希望更多地与东盟发展关系,但是1991年之后,俄罗斯在东盟的影响力在不断地下滑,东盟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和日本竞争的地方。中国一直希望捍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中国如果能够在东南亚建立强有力的影响,对于亚太地区的格局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对于东南亚是非常重要的,而东南亚对于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双方保持和发展平等的政治和经贸联系,对于双方都是大为有利的。
到目前为止,双方都非常关注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且致力于保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但是双边关系也存在着一些风险,可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不小的挑战。双方之间的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会对双方合作带来影响。中国不断在南海问题上申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建立很好的交流机制来维持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东南亚国家也与其他大国实行相关合作,对于与中国的合作进行平衡。这使东盟可以在地区合作以及地区机制设立方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现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有了高层的对话,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在经贸投资方面能有更多的合作,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关系的一个基石,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有效落实双方2016年到2020年行动计划,并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更好运作,来满足我们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还有最近审议通过的“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证明我们都希望有很好的双边合作关系,并且保持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强化地区互联互通,并且更多地加入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去。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希望中国也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东盟,推动彼此互信及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像“一带一路”这样非常重要的发展机制,希望也能够让东盟更多地加入其中,这样也可以给予东盟更多的机遇能够与中国进行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搭建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友谊之梯”
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发表《三亚宣言》,将澜湄合作机制固定下来。
搭建澜湄水资源合作“友谊之梯”(the Fellowship Ladder)的理念,就是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水流的落势差,合作建造共享的水电大坝系统,使自上游到下游呈现出拾级而下的阶梯样式。“友谊之梯”还超越了澜湄流域的阶梯状地形特征,倡导共同应对该流域内的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后果,通过澜湄水资源的共同治理和开发,开展普惠与公平的合作,推进共同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沧江—湄公河的治理和开发是影响澜湄六国(中越缅老泰柬)关系发展的关键点之一。上游国家(如中老)地势陡峭,水电开发潜力大;而下游国家(如柬越)地势平坦,注重灌溉和渔业。下游国家担心上游的水质污染、调水蓄水、水电开发和航道清理会破坏河流的自然生态系统,影响下游水质水量;也担心影响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和农业产量。但下游国家利用历史产生的使用权优先原则向上游国家施压,也可能会损害到上游国家用水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上游国家还是下游国家,都应遵循国际水法中的“合作”与“善意”原则,都应把节约用水、公平分享和合理管理作为水资源共同治理和开发的必要条件。
为更好地推进澜湄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笔者提出搭建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友谊之梯”的五点思考:
一、整合现有水电系统,协调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方面,将湄公河的水力发电设施作为阶梯式的系统进行评估,并建立互惠的水流协调中心,有效地利用水库调蓄丰枯水期的水流量。另一方面,进行水电网络的整合,将电力富余国家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电力贫乏的国家。
二、建立水文信息共享机制。湄公河委员会(湄委会)成员国(泰老柬越)于2001年通过了关于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规定,2002年中国水利部与湄委会签署洪水季节报汛信息协议。但澜湄六国仍有待建立涵盖整个流域的水文信息共享机制,以确保水文信息的完整、一致、准确。澜湄六国可通过开发新型水文信息发布系统和洪水监测网络,及时发布水文信息,以便澜湄流域水资源的科学和及时调度,并有效应对洪水等自然灾害。
三、开展面向青年一代的创新创业培训。复旦大学牵头开展了“澜沧江—湄公河之约”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并建立了澜湄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还将举办“澜湄大学生创新创业国际训练营”。澜湄六国可依托类似赛事,开展面向青年一代的以水资源共同治理和开发为主题的创新创业培训,把青年人创新创业从中国推广到湄公河沿岸五国。
四、加大对水务新技术研发与投资的力度。尤其是有效应对治理水污染新技术的研发与投资,包括原水开发和供应、污水处理和净化、城市供水与排水系统改造、区间调水、河道维护、河道固废垃圾处理等。
五、建立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多元化合作机制。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主要是以澜湄领导人会议机制化为抓手,积极开展政府间的澜湄治理与开发合作。同时,积极推进非政府间的合作对话机制。例如,可举办“澜湄水文服务论坛”、开展流域内国家智库以及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等。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地保证流域管理功能的互补,避免出现管理的困境。
“一带一路”对东南亚的战略意义
李明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
对于“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意义,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它将改变世界秩序和世界规则,尤其在未来十年中,它将帮助在东南亚创造一个以中国为导向的地区性国际秩序。二是认为没有实质性意义,对东南亚的战略影响不大。三是认为从长期来看它是对地区安全、秩序和战略的改革倡议。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一带一路”对于东南亚国家会有积极影响,会有非常多的合作项目,东南亚国家都应积极参加。很多中国学者希望东盟国家将自己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进行协调或者衔接。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关注的重点是经济,但在未来可能会涉及外交或者政治方面,它会补充甚至替代东南亚现有的一些地区机构,甚至会设立一些军事安全方面的组织机构来解决诸如南海争端之类的问题。“一带一路”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秩序和规则将构成一个冲击,或者成为这个秩序和规则的革新者。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很多。
对于第二种即悲观的说法,支持者也不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东盟国家是非常支持“一带一路”的。
到目前为止,研究表明持上述第三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所有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反应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它们可依据其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该国具有哪些潜在合作项目、该国在“一带一路”中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或贡献有多大等指数,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梯。柬埔寨、老挝和新加坡处在第一阶梯。它们对“一带一路”非常支持,而且积极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处在第二阶梯。它们对“一带一路”总体上来说是支持的,但是还有一些不情愿或者保留,主要是担心影响自己的国家安全。第三阶梯如缅甸,认为“一带一路”对其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帮助程度有限。
在老挝首都万象的高速公路边一路悬挂的中国企业标识
对待“一带一路”,东盟陆地国家和沿海国家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两类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可能会有一些分歧。陆地国家会更多地依靠中国,更愿意接受“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会有很多中国的投资在“一带一路”框架中投入东盟国家,也会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将彼此连接起来,整个次区域一体化也将得到提高,特别是澜湄区域。但是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可能并没有具体方案,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合作是秉持其原有的多元化政策的,它们愿意接受中国的投资及贷款,邀请中国参加相关项目,但是也会与其他投资国合作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遇到一些阻碍,但总体来说合作还会是比较稳定的。
对于东南亚的地区秩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响力会不断攀升,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实力和互联互通的能力,能够使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影响力将会有所弱化。但这个问题也会比较复杂。例如如果南海局势再遇波折,可能会妨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为美澳印日都在这个地区反对中国。前述一些对“一带一路”有所保留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它们的积极性产生一定影响。
但如果“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可能会使美国的军事力量更难以进入到这个地区。美国如果寻求在东盟地区增加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可能会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东盟国家也会更多地持反对态度。
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在未来十年中有可能改变东南亚的地区秩序以及战略格局。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东盟陆地国家与中国
皮提·斯里桑南(Piti Srisangnam,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盟国家位于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连接处,而且外部有很多大国。这使整个东盟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东盟的陆地国家中,泰柬老缅越五国同时也是大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外部大国中,日本率先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项目,并建立了“湄公河—日本峰会”机制。2009年美国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次年提出澜湄合作方案,去年正式启动澜湄合作机制。印度也推出了面向东南亚与东亚的“东向政策”。
东盟陆地国家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湄公河流域沿岸国家就存在很多对抗,比如中缅老几国都建起大型的水利大坝,而泰国只能从缅甸或者老挝来购买电力。泰国东北部是干燥区域,政府希望引流湄公河到这里,但这个计划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外部大国的竞争和东盟内部的冲突影响着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泰国看到有很多的机遇,但同时也必须面对很多挑战。
可以看到,这些挑战或者信任危机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大国的影响。二是在某国的相关投资项目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可以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但是其他国家可能担心泰国投资会影响到他们的中小型企业或零售行业。三是一些历史原因,包括冷战影响、南海问题等。比如:泰国的华裔可能在很早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只是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本质是泰国人而不是华人了。还有来自越南的后裔,虽然有时越南政府觉得他们可以作为越南的使者,但其实他们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了。这就是所谓的身份缺失和身份错位,这也是导致彼此之间关系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
对泰国来说,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从最下层开始的,扶贫和公平分配是最根本的目标,它们是泰国国内的事务。但是我们在投资和经贸方面的一些政策,会更多地考虑创造积极的外部效应。我们有非常好的中小企业基础以及较好的基础设施,也有经济特区,可以将泰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整合。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联盟,一国的做法肯定会影响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正面的外部效应。这就是创造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它的成功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我们的两个基本目标——减贫和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们有来自中国的一些扶贫项目,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地区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我们把它们做成一个闭环,事实上就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机制。泰国希望能有一个蓝图或者路线图,有助于东南亚以及泛亚太地区更好的合作。如果我们真正迎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这些挑战和困难最终都将不足一提。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以中越经贸问题为例
赵卫华(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各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利益诉求也就有所不同,彼此经贸关系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中越贸易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两国贸易额约占中国和东盟贸易总额的20%,中国已是越南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投资国。但是中越贸易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和东盟贸易之间是有代表性的。
2005年12月26日,中国南疆国门第一路——南友高速正式全线通车。
线路起于广西南宁,止于中越边界的友谊关,和越南一号公路对接。
一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方连续13年保持了巨额的顺差,而越南一直严重逆差,越南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
二是投资类型和方向问题。越南朋友经常说中国喜欢投资矿产和资源,而他们希望中国能投资高科技领域,以及能够解决就业、增加越南出口、培养管理人才的产业。这些问题可能在中缅、中泰的贸易投资之间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中国投资者迫切希望解决如何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安全保障等问题。
三是边境贸易中的走私、逃税、贸易欺诈和假冒伪劣商品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双方的信任,进而影响双方的关系。
四是相互信任的问题。尽管越南朋友对“一带一路”的反应越来越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心存疑虑,或者对中国有一种过高的期望。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投资怀有偏见,认为质量不如美日,更偏重于资源型,不能给越南带来管理经验。这些观点难免以偏概全。
中国对越南的一些关切能够理解,而且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例如2016年越南从中国的进口增加很少,而向中国的出口剧增。这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会晤的结果,可见中方的重视。但两国贸易不平衡从根本来说还是两国在世界贸易链结构中的位置不同,越南能不能卖给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向越南出口的许多产品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越南从其他国家如美日进口,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因此这其实为越南节省了好多建设资金。中国投资水电站、基础设施建设的报价往往只有西方国家的40%甚至更低。我们走过河内到老街、河内到海防、河内到宁平的高速公路,前两条由中国投资建设,成本远低于澳大利亚投资建设的第三条,其质量却没有什么差别。
我认为投资还是应该建立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既要符合越方的需要,也要考虑中国企业的合理回报。不能片面强调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应该寻求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
还必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方投资主体开始多元化,原先中越是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合作,但现在很多私营企业在进行投资,它们要追求自己的利润,这并不是双方政府能实际管控得了的,双方对这些问题要采取包容态度。中缅等国之间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投资方可充分发挥越南的人力和资源优势,既满足中国对部分产品的需要,又可以扩大越南对中国的出口,还可以为越南创造更多的就业,缩小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对越南而言则需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落实相关法律。处理中越贸易和投资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尊重经济规律,按市场规则办事,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越南产业升级进步,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东西,来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现象。
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何菲·桑塔里塔(Joefe B.Santarita,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主任)
东盟已经成立50年,也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去年菲律宾新政府上台后,杜特尔特总统认为应注重中国在本地区的作用,而且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菲律宾表示,希望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够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更加紧密的合作,并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向全球发声。
杜特尔特总统提出了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期间的六个重点任务:以人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海上安全和合作、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增长、注重东盟的恢复力以及地区的合作典范。
在以人为本方面,要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文化多样性,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关注健康和营养问题。菲一直把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中心位置。我们需要承认并捍卫我们地区人民的权利。
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和扫毒。这些行为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
海上安全与合作包括和平解决争端、保护海洋资源。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刚刚在中国贵阳举行。尽管现在还存在悲观的观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有了长足的进步,双方都是在采取切实的行动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增长是希望能够促进以科技、创意和数字技术为导向的发展。
东盟的恢复力建设是指东盟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许多灾难之后重新崛起。要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好准备,要有对危机的预警和反应的预案。
东盟要成为地区化的模范,并且在全球能统一发声、一致行动。
菲律宾如果能够很好地完成这六项任务,那么对中菲关系以及本地区的发展都会有长期的影响。
还必须强调,《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予以精准的贯彻和执行。东盟还必须要建立外长热线电话来进行定期的沟通。要关注海上意外相遇、人口贩卖、走私和海盗等行为,也要关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在包容性增长方面,东盟必须要与中国合作来落实战略合作伙伴行动计划,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要落实东盟的网络安全框架。东盟需要加强地区化建设,加强成员之间的协调,同时也需要像中国这样东盟之外的国家的合作。菲律宾重视与中国的合作,2017年将有非常好的前景。
2017年5月17~1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14次高官会和第21次联合工作组会,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杜特尔特对中国的政策与东盟的未来
恩内里托·塞维利亚(Henelito A.Sevilla,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副教授)
在过去几年中,中菲关系出现很多障碍。杜特尔特担任总统后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菲关系不断回暖,杜特尔特总统也希望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框架。但是双方关系仍然还有不确定因素,我们不清楚未来的走向如何,此外还存在一些外部干涉势力。
菲律宾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关系,现在需要考虑一下未来如何能够开诚布公地、更好地发展双方关系。对杜特尔特总统来说,在他的六年任期中,不仅仅要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菲美关系也会发生改变,东盟整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菲律宾不希望与中国出现对抗,而希望以友好关系取而代之,这是良好的想法。对于杜特尔特总统来说,中菲之间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政治经济方面更好地达成一致意见。菲律宾会继续秉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对菲律宾来说最重要的考量是国家主权,所以杜特尔特总统要改变依赖美国的政策,形成独立的对外政策。
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当然也是国内政策的延续。政府对中国态度发生变化,以及突然要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很多菲律宾人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变化背后的逻辑。很多反对派并不支持总统的想法。在菲律宾,人们有获取信息和表达民意的权利,有言论自由,有自由反馈的权利,这也会影响菲律宾政府的决策。也就是说,政府会在人民的要求之下做出决策,做出的决策必须要与人民的声音和利益一致。还要看到西方的影响,尤其是很多政治家和官员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也会影响我们的内政和外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菲律宾在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方面无法真正取得主权,会受到外部国家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与什么国家合作,尤其可以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割裂了与美国的联系,也不意味着政府不会再一意孤行地注重与某一个国家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更加重视中国?事实上这体现了我们在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菲律宾宪法也明确规定不将战争作为长期的手段来使用,而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满足我国及邻国的需求。
菲律宾承认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大国。以前的总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对菲律宾经济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性,现在杜特尔特总统认为“一带一路”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在安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充分考量。“一带一路”会对整个地区带来积极影响,也会对菲律宾的政治和外交带来综合性的影响。现在中菲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人民的观点都已发生了转变,大部分菲律宾人事实上还没有对与中国关系的升温形成正确的认识。所以必须要向人民提供正确的信息,让菲律宾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另外也需要中菲在官方层面有持续的双边协调。
杜特尔特政府非常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的关系,这个过程应被置于东盟的框架中。我们还必须关注不同的变量,或者不同的地区大国的因素。为了充分管理好这些多边关系,菲律宾和东盟必须秉持透明的原则,并且进行持续磋商以及双边对话。我们必须求同存异,充分认识到我们相同的地方,基于这些共同的想法来寻找共同的出路,推动更好的合作。
东亚区域一体化博弈中的战略互动——基于天时—地利—人和视角
张群(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
当前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处于转型期,我们能否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解读东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博弈中的互动规律,从而解决东亚地区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是分析问题的主要视角,天时、地利、人和是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是行为事件的分析工具,同时也揭示出顺天时、筑地利、促人和的策略思路。将这个分析框架应用于分析东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互动策略,就是分别考察地区风险、地区结构变化和国家间互动状态对东亚国家互动策略的影响。
当前,东亚区域一体化博弈存在三个重要前提。一是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构成了美国在区域一体化博弈中的地位优势,二是中国崛起使东亚地区结构发生了改变,三是东亚地区成员之间存在海洋领土争端和历史争议。地区风险预期、地区结构和国家间互动状态共同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博弈中的策略选择。
迄今为止,美国霸权体系下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和双边同盟体系仍然是东亚地区中小国家获取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途径。当中小国家认为地区风险较低时,会尝试自行发起或加入其他区域合作倡议,寻求公共产品供给来源的多样化,对垄断寡头构成制度均势。例如冷战后东盟发起东盟地区论坛(ARF)。如果中小国家认为崛起国家带来的地区风险将会超出自身承受范围,它们会接受域外霸权介入地区事务或追随其发起的合作倡议。例如伴随海洋领土争端升级,日本和越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外,当霸权国认为地区风险水平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或意愿,可能会与崛起国合作,分摊成本并维持影响力。例如,冷战开始后英国拉拢美国加入科伦坡计划,越南战争期间美日共同建立亚洲开发银行。
东亚国家对美国采取的博弈策略取决于地区内的安全风险预期。当安全风险预期处于较低水平时,东亚国家倾向于对美国采取排斥式制度均势策略;当安全风险预期处于中高区间时,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倾向于对美国采取容纳式制度均势策略。美国参与东亚一体化博弈的目标在于霸权护持,而非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对美国来说,使东亚地区内的安全风险处于中高区间,有助于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力。美国希望将东亚概念消解于亚太框架中,阻挠东亚地区发展有效制度自行管理区域内的国家关系。因而,美国利用东亚国家之间的猜忌和争端,将中国崛起塑造为东亚国家的潜在威胁,从而达到霸权护持的目的。例如,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通过推动海洋领土争端升级来巩固双边同盟体系并推动TPP谈判。
地区风险预期取决于地区成员的感知和判断,地区结构和国家间互动状态是风险预判的依据。虽然中国崛起改变了东亚地区结构,但与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域外霸权干预和地区成员间的防御性制衡是连接地区结构变化和国家间争端升级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地区结构变化对地区风险的影响是间接的、或然的。因而,排除外界干扰、保持不冲突不对抗的互动状态是控制地区风险的必要条件。
当前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转型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期。不同于霸权护持所需的高风险预期,无论中国崛起还是亚洲崛起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
面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亚洲崛起面临的困境,中国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即“命运共同体”范式,其思想内核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核心在于不冲突、不对抗,求同存异,共赢共享。东亚国家只有共同把握时代机遇,平等协商,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才能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共促亚洲崛起。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成员在签字仪式后合影
“分歧管控、合作共赢”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会议总结)
石源华(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在南海局势趋缓、中国与东盟关系取得新进展的背景下召开这次研讨会并签署《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协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去年5月我们召开同样会议时正值南海局势紧张,在那个环境下大家都比较拘谨,互相批评也比较客气,而今天情况就不同了,大家发言、讨论、提问、批评都比较直率,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我有三点突出感受。
一是总体来讲在中国“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六个经济走廊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启动最快,进展也最快,而且最有可能率先取得早期成果。今天的讨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就个别国家来讲,今天会议的很多发言和提问都表明了很多国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一个较好的位置。“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倡议,总体趋势是希望与每一个国家积极合作,以实现双赢的目的。
三是“分歧管控、合作共赢”是今后研究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方面,需要实实在在地去找到合作共赢的思路或方案,在未来还将就这个方面继续进行讨论,群策群力,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开创更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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