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自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印度在防务合作上进入了新的阶段，双方在防务合作的质量以及合作的速度上都得到提升，并且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双方在防务合作上的驱动力既有两国战略对接及商业利益的因素，也有共同对“中国因素”的顾虑。

辛格政府时期的美印防务合作概况

在辛格政府时期，尽管美印曾签署《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等一系列促进双方防务合作的协议，但是总体上却进展缓慢，磕磕绊绊，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在辛格政府期间体现出双方防务合作进展不顺有两个具体实例的体现，首先是印度未能有效落实美印核协议，在此之后美国军工企业在印度军方中型多功能战斗机（MMRCA）竞标中“意外出局”。从辛格政府期间美印防务合作的来往来看，很多时候更像是美国在一厢情愿。造成美印在前十年防务合作若即若离的主要原因还是双方在战略对接，政治互信，能力衔接，官僚系统，程序操作等方面都面临挑战。

驱动力之一，莫迪政府的雄心和“亚太再平衡”相契合

自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其推行野心勃勃的内外政策，印度人民党新政府在外交方面动作频频，异常用心，有意无意中流露出印度的“大国情怀和抱负”。这迎合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需求，因而双方在防务合作上迎来了重大机遇。从“主要防务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的确立，到“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的签署，再到两国对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视，美印防务合作升级为“2.0版”。 莫迪上台后高度重视对美防务合作在四次访美中均力推防务合作并取得成效。

对美国来说，“亚太再平衡”或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构建基于规则、原则的安全网络向地区盟友和伙伴转嫁安全责任。为此美国积极在西太平洋地区介入朝鲜半岛、南海、东海（乃至台海）问题顺势强化与日本、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安全合作，解除对越武器禁运并将之打造为新伙伴。在印度洋，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迅速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上仿效西方的民主制度，印度成为美国比较信任且最可倚重的地区力量。美国学者奥斯林提出在印太地区实施“同心三角”（concentric triangle）战略，建立一套共同的地区规范、行为和协调机制，外三角连接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内三角连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这种看法在美国战略界有一定代表性，认为印度已被置于和美国地区盟友相似的地位。美国官方多年来反复重申，要将印度打造成“安全净提供者”(net provider of security)，推动其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印度来说，加强对美合作（包括防务安全合作）符合自身崛起议程。印度骨子里怀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战略抱负，“加强与美国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合作，可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赢得更多的战略主动，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是其同盟战略，印度作为印度洋的霸主以及南亚地区大国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也是美国着力争取的对象，而在莫迪之前，印度的对外战略并没有同超级大国在防务上展开深度合作的需求，只是保持接触。而印度新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巩固印度的大国地位，促进印度的崛起，而这一导向一定程度上是具有风险性的，因而需要加快自身力量的建设以保证战略的顺利推行，这一需求与美国一拍即合。

驱动力之二，美印共同对华的安全疑虑和防范

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和态度方面与上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一脉相承，并未出现明显波动，双边关系基本面未变。印度在防务上始终与军事强国保持接触的原因在于自身缺乏安全感，周边的巴基斯坦和中国始终是印度的国家假想敌。印度始终对半个世纪前的中印边境冲突耿耿于怀，中巴关系越来越铁的冷酷现实更让印度如鲠在喉。印度洋安全近年来成为印对华新安全关切，中国潜艇停靠斯里兰卡以及在印度洋巡航的现实令印高度紧张，认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战略和军事意图远大于经济目的，不仅没有积极回应，反而高调推出“季风计划”、“棉花路线”等措施进行反制，“中国对手论”在印仍有较大市场。

中国一直被美国视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通过强化军事部署和同盟体系，牵制中国走出第一岛链；在印度洋地区，印度成为美国拉拢防华的不二选择。作为发展最为迅速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参照，美国希望通过扶持印度、证明印度模式的成功，抵消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而增加印度的国防力量也是其重要的一部分。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地区政策或将与奥巴马政府有所区别，但对印太地区增加战略投入、对印战略判断的基本定位、继续倚重地区盟友和伙伴承担安全责任以及行政和军方的政策惯性，都有相对确定的趋势，美印继续加强防务合作应为大概率事件，其中涉华因素也会同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