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FAST宣布在明年上半年接受国家验收后，正式投入使用。

这个立项17年，总投资约12亿元，工期长达5年半的“中国天眼”却面临一个尴尬境地：驻地人员“捉襟见肘”。

在测试期间，FAST是一边观测宇宙，一边进行调试，工作强度不算高。

但正式启用后就不同了，到时候将对外太空进行全天候观测，这些工作都需要驻地人员来完成。

驻地工作可不好受，不仅会与家人分居两地，而且附近的通信基站已被悉数关闭，他们只能借助固定电话或者台式电脑才能和外界联系。

启动24小时观测后，驻地科研人员还需三班倒轮流值班，但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十分枯燥。科学就是这样，在每个重大发现出现前，工作都是长期而重复的。

FAST对外招聘用的是聘用制，工资加驻地补贴年薪约为10万，在工作相应年限后，表现优异才能进入编制。

就这样的招聘条件，很难让科研人才们满意。

与之类似的，包括其他国企和科研单位在内，如何留住人才成了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米饭还是面包？这不是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才也是要填饱肚子的。

与半世纪之前不同，那时候归国的人才有一个算一个，无不是怀着满腔的爱国之情，想要把新中国建设地更好，让全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邓稼先前辈

而他们在思考“是否回国”这个问题时，最实际的抉择是以后主食吃“面包还是米饭”。那时中国虽然生产力低下，但一套房、一碗饭、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可以由政府解决。

这些人才回流国内时，无非是把餐桌上的牛排、红酒和面包，换成了咸菜、白水和米饭。物质享受的缺失，由情怀这样精神享受来满足，而实际的生存需要没有影响。

而对于国内人才来说，他们的“刚需”就是有房住，有饭吃。一箪食、一豆羹、一瓢饮、一张床，就算是在1959到1961这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能一心工作。

但是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40年前进行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就不再吃“大锅饭”；20年前进行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住房包分配”也不再进行。

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人才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理，对子女的教育与投资也不再由政府解决。少量的薪资与满腔的情怀，解决不了人才的生存需要。

去年国家在最高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代人才的实际需求，早已与半世纪前截然不同。国企和科研单位不解决人才的实际需求，怎么能吸引与保住这些人才？

仍然以FAST为例，戎评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官网上，找到了这么个世界一流科研单位的招聘要求：

在专业岗位上要求应聘人员，具有天文学、物理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

在技术类岗位上，具有计算机、通讯、天文、物理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并具备相应的工作经验；

在偏操作类岗位上，虽然没有学历的要求，但必须拥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按这个要求和待遇，无疑只有一个结果：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不想去。

戎评在《戎评|高端制造业前哨战：中国取消这一措施的背后，连日本都比我们做得好！》一文中，就曾提及中国的人才培养存在问题。而与之配套的，也需要解决人才的待遇。

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是用来浪费的！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发展阶段干什么事。中国有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国企与科研单位就应当拿出与之匹配的薪资与待遇。

毫无疑问，人才需要心怀梦想。发财并非是其初衷，对科学有恒久的好奇心，对事业的积极奉献，才是他们的起点。

但是这些初衷，绝不是他们的尊严和生活水平得不到基本保障的理由！

悄然爆发的人才战争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提到，中国人已经是国际上最大的移民群体，移民人数多达3500万人。

这些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其中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到了美国。

美国人在吸纳外来人才方面，早就尝足了甜头。

1921年，美国实施了《移民配额法令》，规定美国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入境时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

此外该法令还提出了“优先限额移民”原则，特别鼓励精于农业耕作的移民入境，以缓解当时美国农业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

也正是这一法令的出台，才让因为犹太人身份而受到排挤的爱因斯坦，选择动身前往美国。

二战时期，美国对人才的渴求与保护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攻克柏林时，美国人动用了100架飞机将2000多名科学家运往本土，其中仅火箭专家就有120名。

当年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既没有要求战争赔款，也没有声明领土主张，却要了一批人才。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及其家属从德国前往美国。

“现代航天之父”冯·布劳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领导研制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将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送上了月球的火箭专家，曾经为纳粹德国研制国V-1和V-2火箭。

在20世纪后半段，美国前前后后出台了3部移民法去吸引人才：

《1952年移民法》规定，全部移民限额中的50%用于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突出才能的各类技术人才；

《1965年移民法》则针对6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吸取来自亚洲的移民，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占有很大比例；

《1990年移民法》体现了美国对高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技术类移民，它的限额是每年14万人，占全部限额的32%。

这3部移民法，给美国带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人才的作用，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带动下，被进一步放大。

在经济上，人才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金融业和计算机让美国的GDP节节攀升；

在军事上，人才让美国在冷战中力压苏联，不仅在80年代就造出了首款隐身战机，更是保持自身军事技术优势延续至今。

美国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让其他国家感受到了“螃蟹”的肥美。人才是如此重要而紧缺，因此放眼全球，“人才战争”在各国间早已打响：

2012年，德国全面实施欧盟“蓝卡计划”，占据90%的欧盟蓝卡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水平专业人才；

同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

2016年，法国《新移民法》正式实施，向世界各地的经济、科学、艺术和体育领域人才，发放“人才护照”长期居留签证；

同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制定了一个专项计划，希望未来每年移民人数能够突破5万。

“才难，不其然乎？”孔子之言流传至今，“人才难得”是数千年来普遍存在的事实。人才的重要性，中国可有着切身体会。

新中国成立不过69年，能够发展成今天模样，都离不开各行各业尖端人才的付出。中国为何只用了21年就做出了“两弹一星”？那23名元勋功不可没！

“科教兴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等话语也是中国人的共识。

早在2008年，中国就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但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直到近几年人才外流的现象才有所好转。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去年约有60万名留学生出国留学，其中超过一半在美国学习。

过去，95%以上在发达国家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后留在国外，不过从2012年到去年底，83%的中国学生选择回国。

仅仅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人才流失”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不少媒体人将这一现象，归功于国内越来越好的待遇和特朗普的排外政策上。

换句话说，中国解决“人才流失”靠了两股力量，一是自身的经济资本，二是他国的决策失误。但这两股力量并不牢固，甚至很容易被打回原形。

先来看看经济资本，人才也是人，谁不想多赚点呢？中国人才回流后，往往进入民营企业，毕竟待遇比国企高多了。

但是，民营企业能留住这些人才多久？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中国企业能够高薪“挖人”，外国企业也能。

况且民营企业是否会有“暴雷”，仍是未知之数。14和15这两年，乐视如日中天，旗下网络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曾经的央视主持刘建宏也投身其中。

谁知道这么大个企业在2017年的时候急转直下，旗下的人才也纷纷逃离。

再来看看他国的决策失误，美国常在，而特朗普不常有。任何形式的竞争都需要自己去掌握主动权，哪有等别人犯错的？

中国想要留下“人才”，想让更多的人才走入关键岗位，担当关键职责，就需要给这些人才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待遇。

现象不能掩盖本质

中国对未来制定的战略很多，“中国制造2025”、“乡村振兴”、“一带一路”……要干的活很多，人才缺口自然也很大。

各省市间的人才竞争，民营企业与国企“抢人才”，都在说明当今社会“人才”仍然十分缺乏，而这也让国内人才流动形势不甚乐观。

类似招不到人才的FAST、留不下张小平的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有类似经历的国企和科研单位不在少数。

武汉的某个国企建筑设计院，高层管理拉着下属们一起跳槽，因为薪资待遇跑不赢房价。同样的理由，也出现在从央视离职的主持人们身上。

事实上，中国出现的人才流动性问题，表明是对人才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一方面是实施了10年的“千人计划”，对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极为重视；

一方面是对一般性人才的忽视，给不了这些人满意的待遇。

FAST开出的10万年薪高吗？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

2016年贵州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6万元，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工作人员为8.9万元，全国的则是9.7万元。

这样对比下来，FAST要求驻地、三班倒轮流值班、长期在现场工作，却又不能给出更高待遇，着实没有吸引力。

况且全国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基本上都在每平1万元上下，仅首付就需要30万左右，人才们又如何甘心在FAST工作5年后，才能挣个三四线城市的首付呢？

对比一些热门行业，动辄就能开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与这些私人企业相比，FAST这样的薪酬待遇实在太过低廉。

科学研究是一项集体性工程：尖端人才的作用，是指出正确的方向，并攻克各种难关；而一般性人才，则是普遍地做着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任务量大，并且内容大多是重复的。一般性人才与尖端人才一样，都是不可替代的。科学巨舰不仅需要尖端人才当船长，还需要更多的一般性人才当船员。

可是国企和科研单位对于一般性人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是一味地强调“情怀”。事实上时代早已改变，爱不能用来发电，人也不能靠情怀活着。

社会导向需要待遇“背书”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导向也发生了改变。

这件事很正常，每个时代都必然有每个时代的声音。70多年前的工农兵、50多年前的科学家、30多年前的文学、艺术家，都是那些时代的追求。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快”成了主流。大多数人都想“一步登天”，如何能赚“快钱”成了许多人的追求，这也对人才分配造成了不良影响。

“哪个领域来钱快就去哪”成了大多数人才的选择，贸易、金融等行业人满为患，高速发展互联网更是门庭若市。

但人才就那么多，都往这些赚“快钱”的领域跑，结果让传统制造业和基础学科类科研领域门可罗雀了。

在现代价值观里，主流看法是“薪资等于社会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也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但是整个社会要进步运转，每一个领域上都需要人才。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这里面不仅需要能搞科研的人才，还需要能在一线动手的人才。

党代表李斌曾做过一次调研，涉及17个省区市40多家企业2000多人，结果发现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9成多的受访者认为工人地位待遇不高。

这就凸显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工作内容不同却一样重要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工作岗位间存在巨大的待遇差距。

如何才能平衡不同岗位间的社会地位，马克思的老家德国显然是一个榜样。

根据德国联邦劳动局的统计数据，德国全职员工2017年的月平均工资为3209欧元。但各个行业之间，却不存在十倍甚至百倍那样的差距。

德国求职招聘平台Stepstone对全德5万个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一份报告。可以发现大多数行业间差距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名律师，还是一名客户经理，在收入上是不存在巨大差距的。而相近的薪资，也意味着相近的社会地位。

可是中国呢？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大学生毕业，但机械专业的去新媒体企业当编辑，物理专业的跑去写代码，大部分大学生都选择了跨专业就业。

并且随着某些专业就业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让不少高学历人才只能选择往低处走。不少985、211出身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最后却进了小学校园。

这样的局面，是对教育资源造成的极大浪费，又何尝不是埋没了人才？

解决人才问题，刻不容缓

中国所存在的人才问题，从历史上来看积弊已久，从现实上来看也受创颇深。

在本世纪初，中国仍然以密集劳动产业为主，社会生产的主力军是廉价劳动力。也受制于那时的产业结构，人才的作用并不凸显。

可是时至今日，淘汰落后产能，进行产业升级才是主流，而人才也成了主力。创新性企业没有人才怎么创新？可持续发展没了人才怎么持续？

高校进行教育改革，是在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中国企业加大投入，各省市不断出台人才新政，是在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这些准备够吗？不够！

戎评多次提及，未来的数十年，整个国际社会将迎来一波大洗牌。

这场变革将会成为一个大漩涡，弱者只能随波逐流，唯有强者才能逆流而上。

中国想要扛住美国的极限施压，在所有国家里脱颖而出，这一场“人才战争”就必须拿下！

2017年2月，姚期智正式恢复中国国籍；

2017年8月，杨振宁正式恢复中国国籍；

2018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拿到“中国绿卡”……

情况在好转，局面在改变，然而中国仍有路要走，有工作要做。

人才之于中国，似水之于舟，水浅则舟止，水涨则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