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侠客岛

【侠客岛按】

    1月9日，中美最新一轮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在北京结束后，据商务部消息，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中美贸易磋商还在进行中。如今2019刚开年，贸易战也已延续九个多月，上一周，海关总署和商务部均发布了2018年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这一年两国贸易情况如何？借着数据，盘点这场贸易战正当其时。

    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文章，作者为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为什么说这次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贸易战至此，对两国有何影响？如何衡量这场贸易战的输赢？接下来如何应对？

    原文较长，略有删减。

    自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以一纸总统备忘录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双方交锋、争论领域之广，不仅覆盖了几乎所有产业部门和绝大部分经济政策领域，而且卷入了许多政治、军事问题；双方较量不仅发生在双边平台，而且蔓延到了世贸组织等多边平台……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

    12月份和全年贸易数据已经出炉，盘点、展望中美贸易战，正当其时。

    一、中美贸易战：大国竞争的必然阶段

    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网上流行了一些文章，声称根源在于我方放弃韬光养晦，把美国从朋友逼成了敌人云云。这种说法是对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们不称霸，不追求当头，但在三四十年前美国GDP体量是中国10多倍时行得通的策略，还能指望今天原样照搬吗？至少十几年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开始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了，并非始于这一届美国政府。

    自从特朗普胜选以来，从习主席到访海湖庄园，到特朗普访华时签署2500亿美元协议，再到刘鹤副总理在2018年“两会”前夕访美……我方为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付出的所有努力，世人有目共睹。

    但是，中美矛盾本质上是守成霸权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而引发的摩擦冲突，中美贸易战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发展的必经阶段，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继续“韬光养晦”就能避免的。

    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无论我们多么希望与人为善，都必须正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提法“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需要做好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持久战思想准备。

    贸易战爆发，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巨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贸易摩擦压力是几乎任何经济发展优异的经济体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毕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伴随着形形色色贸易争端压力而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的。

    二、以斗争求共处：如何衡量评判贸易战成败胜负？

    国际国内背景决定了这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也决定了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因为这实质上是中国以双边贸易争端形式，狙击美国单方面重写、树立对自己片面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规则的企图。

    要从初步“富起来”成功迈向全面“富起来”，我们离不开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规则保驾护航；而“强起来”的最突出标志，莫过于有能力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确立过程。

    我们被迫应战，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态度坚决；我们坚决应战，目的并不是中美脱钩、决裂，而是以战止战，迫使美方感到疼痛，寻求以合理条件与中方达成协议并切实遵守执行，并打消对方因讹诈轻易得手而得寸进尺、把经贸斗争扩展到政治乃至军事全面对抗的道德风险。

    我们深知贸易战必然两败俱伤，从不奢望奋起应战而自身不付出代价。我们也不指望一两个回合就能让对方下决心彻底停战。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基本盘“忍痛”能力强于其政治对手，美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然占有较大优势；而按照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做好“总体战+持久战”的准备，准备应对极端情况，立足于此去争取最好结果。

    不管具体周折如何，只要最终结果没有打断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增长速度仍然超过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份额仍在继续上升，中国的产业继续升级，中国就实现了迎击这场贸易战的目标。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评判这场贸易战的得失成败，不能纠缠过程中的细节，只能看最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变动的结果。

    这场贸易战爆发至今，美方一直表现得咄咄逼人，貌似掌握着一步步升级的主动权。问题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特朗普的“大手笔”固然先声夺人，但也无形之中把自己推向这样的窘境：中国不输就是赢，美国不赢就是输。而且，在这场贸易战中我们是自卫还击，主动升级并不合适。

    三、以战止战初见成效

    贸易战爆发至今将近9个月，中国以战止战策略效果如何？

    通盘审视，答案是初见成效。

    尽管美国挑选了本国经济处于景气峰顶，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谷底的有利时间段发动贸易战，但我们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出口、基本战略物资供应稳定，以及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步伐；相反贸易战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颠覆性杀伤力正在逐步浮现。若非如此，外加上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局中遭遇重压，美方不可能同意与中国开展务实的谈判协商。

    对于口口声声要求消除对华贸易逆差的特朗普而言，讽刺意味最浓的，是中国对美出口不但没有被贸易战挡住，反而在当年出现了两位数增幅，贸易顺差更是一举增长17%以上。

    两组数据引人关注。一组是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公布的中美贸易数据：

    以美元计价，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335.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4784.2亿美元，增长11.3%；进口1551亿美元，增长0.7%；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另一组是前几日商务部公布的中美2018年贸易数据：2018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额超过了6300亿美元，两国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而在2017年，这个数据分别是5800亿美元和2300亿美元。均呈增长。

    尽管有些舆论将去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归结为贸易战阴影下，中美企业买卖双方加快提前出货、囤货，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增长。这场贸易战实际效果之所以与特朗普的期望背道而驰，归根结底还是以贸易战消除逆差的思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

    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必然需要以贸易逆差形式进口别国国民储蓄供自己使用，制造业综合效率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必然在其制成品进口中占据主要份额；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必然以贸易顺差形式出口自己的国民储蓄供别国使用。

    来看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数据如下：

    38年里的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

    其中除1981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均大于10个百分点；

    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有14年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有8年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美国要想压缩贸易逆差，就需要破釜沉舟全面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并显著压缩军费开支；要想重建制造业基础，还需要全面改革工会体制和教育体制，贸易战对此没有作用。

    外国也不要把中国的高储蓄和贸易顺差当作坏事。须知在过去20年里，正是中国作为全球净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而带动了全球经济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其它国家有能力替代这一角色。

    一旦猝然失去这样一个主要的储蓄供给者，世界经济体系将因陡然丧失大部分动力而陷入紊乱、停滞。在德意志银行总结的2019年全球市场30大风险中，第25项赫然便是“中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出现早于市场预期”。

    对于美国经济，贸易战已经让美国一批相关产业的销售产生了重大损伤，但冲击美国宏观经济全局的突破口应该不是美国实体经济部门，而是它的股市。大规模贸易战必定会同时损伤中美两国金融市场。

    个比喻：

    由于美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远远高于中国，贸易战冲击中国股市、进而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全局的效果，好比我从二楼会议室窗口跳下；冲击美股、进而冲击美股宏观经济全局的效果，则好比从国贸三期楼顶跳下。

    美股从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骤然大幅度下跌，中美贸易战对恶化市场参与者预期、进而引发美股下跌发挥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初步验证了上述判断。

    年末与年初相比，2018全年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5.63%，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下跌6.24%，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3.88%，创2008年以来年度跌幅最大纪录，道指、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两年上涨，成为过去十年中第二个下跌的年份。纳指则终结六年连涨、成为2011年来首次下跌。虽然百分之五六的跌幅貌似不太惊人，问题是美股2018年内高峰、低谷相比，跌幅已达20%。

    不仅如此，全面下跌的同时，其波动性也大大加剧。仅12月一个月，标普500指数就有9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比上年全年多8倍；2018全年合计，标普500指数共有64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

    是的，股市骤然大幅度下跌目前貌似尚未伤及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但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随着股市下行延续，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负面影响必将显现。以“加息+缩表”为内容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一方面将加剧股市下行，另一方面与股市下行结合，又将打击美国实体经济部门。

    在次贷危机后延续近10年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环境里，美国成长起来一大批不能产生正常可持续现金流、只是依靠源源不断廉价融资“烧钱”维持的“僵尸企业”，且其中不乏声名远扬之辈。

    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和股市下行，这些企业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通道都将大幅度收窄，甚至完全堵死。

    如此这般，时间一长，“僵尸企业”们结局可想而知，一场规模可观的企业倒闭潮正随着货币政策与股市调整而在酝酿之中。大名鼎鼎的通用电气（GE）就完全有可能以“僵尸企业”形象终结，并载入商业史册。

    不仅如此，随着股市持续大幅度下行，其财富效应最终还将导致居民消费发生可感受的减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冲击可想而知。

    股市下行蕴藏着如此巨大风险，但这一风险在相当程度上又是被特朗普政府一手挑起的，可谓“不作不死”。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战进程中，每次升级和每个缓和的迹象，都会在股市上引发明显的反应，多次反应堪称强烈：

    2018年11月1日深夜，新华社宣布中美元首就G20峰会安排等通话，中美贸易战迎来重大转机，全球各大股市顿时扭转此前连日跌势而全线飘红。

    A股市场、港股、美股市值一个交易日里分别暴涨1.33万亿元、1.43万亿元、4.2万亿元，合计近7万亿元，国际金融市场因此称这番电话为“史上最贵通话”。

    2018年12月21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除非中国同意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否则中美两国可能无法在90天谈判窗口结束时达成贸易协议。

    此语一出，美国三大股指顿时在交易日最后一个小时里加速下跌。纳指比8月29日触及的高位下跌了近22%，盘中跌至2017年8月以来最低；标普500指数比9月20日触及的收盘高位下降了17.5%。

    四、坚定性与灵活性统一应对贸易战

    中美双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协商，尽管很多人并不看好谈判结果，但我们还是应当努力争取以合理条件达成双边协议，尽管要冒着对方“弃约精神”的风险。

    我们要坚定应对美方主动挑起的贸易战，也要保持足够灵活性，特别是要努力保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纽带。因为经贸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我们坚决应对的首要目的是遏制美方道德风险，避免其因轻易得手而变本加厉，并进一步寻求在政治、军事领域挑起更大摩擦，而且断绝中美经贸联系必然会使美方因无所顾忌而大大提升中美全面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概率。我们虽要准备好应对极端情况，但也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到那一步。

    对特朗普本人，我们也需要客观、全面看待。他对外行为方式的确咄咄逼人，但仔细审视其绝大多数诉求，就不难发现其实质并非主张扩大美国的国际责任，而是主张压缩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势实施战略收缩。

    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了以下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促进美国的繁荣（这篇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

    战略是为了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首先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保障权益。

    从上述定义来看，这四项目标都不是主张对外实施战略扩张，而是眼光向内。也正因此，他才不断提出压缩军费、从海外撤军之类主张。

    在对华关系上，贸易战爆发以来，特朗普的一些政敌挑衅中国跳得比特朗普还要高，部分原因是其理念和利益所致，但还有部分是企图引特朗普入瓮，放大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负面效果，从而打击特朗普本人。反正对华贸易战负面后果的政治责任都会归结到特朗普头上，而不会归结到他们头上。

    即使是身边那些对华贸易极端派，特朗普与他们的利益也不完全重叠。因为他们全力追求、推动自己的极端理念时无需顾忌损害自身个人利益，但特朗普必须顾忌，甚至要考虑自保。

    倘若通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可能胜出的政客，特朗普未必没有可能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亲华”总统，须知美国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被视为最大潜在竞争对手，我们能够指望的是“N害相权求其轻”。

    任何谈判都需要双方妥协，不能把符合我们利益的妥协视为“认怂”。以大豆贸易为例。去年中国对美反制措施已经有效地重创了美国豆农，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显著下跌。但我们需要考虑，大豆易腐，在美国仓储爆满、很多大豆得不到合理储存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市场库存锐减，进而推动国际市场豆价反弹暴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进口合理数量美豆，符合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的利益；如果能把这作为谈判中的一张牌与对方交换其它利益，那对我们就更好。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永恒不变，但具体策略必须因时而变。

    五、结束语

    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逃避的一道坎，只要我们策略得当，在保持和增强内部凝聚力、动员能力的基础上，以应对挑战为切入点推动自身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敏锐识别、抓住危中之机，我们就能经受住考验，保持、甚至增强中国国运上升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代初债务危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次贷危机，我们已经先后4次遭遇重大外部冲击，但每一次冲击最后都推动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个台阶。

    只要我们努力，这第五次冲击的结果也不会两样。

文/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百里云鹤

（文章有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