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作者系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关系主义 身份理论 印太战略 东盟中心地位 东亚区域合作 特朗普政府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下的东盟身份演进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秦亚青教授和 《外交评论》杂志评审专家的指导和建议。

内容提要

人们普遍认为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文化和话语身份建构主义理论忽略了行为体所处社会关系网络对行为体身份的建构作用，因此在解释东盟中心地位身份方面具有显著的局限性。本文借用关系主义身份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东亚地区关系网络、东盟中心地位身份的可能影响。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上是要确立“印太”关系网络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以及美国在区域架构中的主导作用。“印太”战略给东盟带来的挑战大于机会，东盟与美国在此方面建立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对东亚区域进程关系网络及东盟中心地位的护持，将是东盟应对“印太”战略挑战的主要策略。

引言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人们对当下东盟地缘政治身份的普遍认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摒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美国优先”治国方略指导下，推进“印太”战略，将中国明确视为“对手国家”，并发起中美贸易战，重新布局亚太。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步推进以一体化与合作为根本目的的东亚关系网络是否面临中断的危险，继而使整个地区卷入大国对抗?东盟是否会失去在东亚关系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东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整体性是否会被破坏?这些关于东盟对外关系网络以及东盟中心地位身份演进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困扰东盟官方和研究界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我们理解东盟作为重要地区组织的地位、角色和作用，判断东亚地区架构演进方向的重要问题。

自21世纪初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以来，“身份”也随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国际政治实践的重要概念。以温特为代表的文化建构主义和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话语建构主义所提出的身份理论，在国关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然而，这两种传统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强调行为体互动文化、排他性话语在行为体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忽略了行为体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作用，因此在解释东盟在东亚关系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身份方面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秦亚青提出的关系主义身份理论有别于温特、安德森的文化与话语身份建构理论，其探讨的是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体，认为行为体身份首先是由其在关系环境网络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所定义的，这为东盟身份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因此，在本项关系主义身份研究中，东盟所处的关系网络环境是核心研究因素，美国“印太”战略对东盟身份的影响，事关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和美国“印太”关系网络中的身份问题，也演变为在地区主体架构中“印太”关系网络是否替代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的可能性问题。为此，本文首先从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出发，探讨了东盟中心地位身份，发现东盟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一个以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为目的的关系网络，该网络成为东亚地区架构的主体，东盟中心地位正是由东盟在东亚关系网络的位置、角色和作用所定义的。其次，本文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地88区关系网络环境、东盟身份的影响，认为“印太”战略的实质是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以大国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印太”关系网络。“印太”战略将削弱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作为东亚地区架构的主体地位，进而动摇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最后，本文分析了东盟国家对“印太”战略的回应以及东盟提出的“印太”概念，发现东盟国家对参与特朗普“印太”战略充满顾虑，双方在此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很小。东盟所倡导的“印太”概念仍以护持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东盟中心地位身份为主要内容。

一、文化、话语、关系:三种身份理论

近年来，“身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温特为代表的文化身份建构理论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话语身份建构理论在国关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这两种身份理论分别从文化、话语角度对身份建构做出了重要解释，论证了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文化、自我/他者之间排他性话语对行为体身份建构的作用。而本文所讨论的东盟中心地位身份主要体现为东盟在东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文化和话语身份建构理论对东盟中心地位身份的解释存在不足。秦亚青的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同温特、安德森身份理论的共性在于，他们都认为身份是行为体间关系的表征，而非行为体自身属性的体现，所不同的是，后者认为文化与话语对行为体身份建构起根本性作用，而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认为行为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定义了行为体的身份，因此，关系网络环境是行为体身份研究的关键因素。关系主义身份理论为身份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一)身份的文化建构

温特的身份理论侧重于讨论国家行为体间互动所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传统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将国家行为体的集体身份认同视为给定因素,将国家集体行为视为自私、理性的行动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而温特在批判这种静态身份认同假定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的身份认同反映了国家在共同知识结构下对自我/他者关系的认识，其形成依赖于国家之间、国家与体系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间互动是重新定义自我/他者关系，以及彼此身份认同的过程。国家之间不同的初始互动行为,产生了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不同的文化结构,这三种文化结构反过来建构了国家间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不同身份认同。温特将身份与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指出文化是在权力和制度之外影响国家行为的第三个重要变量，打破了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垄断，推动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流派。

然而，温特的文化身份建构理论存在一些固有缺陷。学界质疑温特关于文化结构是国家间初始行为及其互动结果的这一论断,认为国家间初始行为和互动机制能否生成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不同的文化结构仍值得商榷。两个理性的陌生人初次相遇，之间的共同文化往往是相互猜忌和提防的霍布斯文化，很难形成洛克和康德文化。还有一些学者批判温特的文化理论是非历史性的，认为国家在交往之前已存在由本国的历史、文字、伦理、审美情趣等构成的前文化状态，这些因素构成了初始行为前国家的自我形象，以及国家互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文化分析的起点不应该是初始行为，而应该从历史角度，分析国家的社会文化所构成的关系互动环境是如何影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建构，探讨国家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国家关系互动前、互动过程中、互动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以及有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相遇时是如何冲撞、竞争、协调，并最后形成共有文化的。

而在具体解释东盟中心地位身份方面，温特的文化身份建构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在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中，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之间建立的关系和身份认同，很难归因到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文化当中。东盟成员国同属东盟共同体，但这种关系不同于同盟关系，密切程度尚未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康德文化，但远高于“竞争与合作”的洛克文化。而东盟与对话伙伴之间的关系也远比“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洛克文化复杂得多，比如在推动区域一体化方面，东盟与伙伴国之间的利益趋同更为显著，利益冲突十分微弱，而在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之间，如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在东亚一体化路径选择方面，则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和竞争，对东亚一体化方案也有不同的构想。洛克文化难以准确概括东亚一体化与合作进程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特征。第二，东盟成员之间、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之间的关系与身份认同构建路径，并非国家间初始行为互动的结果，而是相关国家以申请方式寻求加入东盟，或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后经东盟成员国审议并一致通过，赋予其东盟成员国或伙伴关系身份地位。这一过程不同于试探性的初始行为，而是双方在掌握充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分析与决策。

(二)身份的话语建构

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话语身份建构理论则侧重于话语在行为体身份建构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比如,安德森提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社群，排他性话语强化了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差异，建构起自我以及自我之外的他者，建构这个社群的基础是已有集体记忆，如语言、历史、文化、地域等。人们据此建立了一个以话语为特征的符号结构，这个话语结构定义了自我，将自我归入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社群中，明确了哪些人包括在该社群中、哪些人被排斥在该社群之外。再如，威廉·布鲁姆从个体层面探究民族身份话语建构的动力，提出民族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由人类的生物性所衍生出来的心理工具，产生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自我的身份认同越高，就越容易获得生存必需品。由于关系到生存，当自我身份认同的优越性受到威胁的时候，自我就会产生焦虑，并会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来维护并加强自我身份认同的优越感。话语建构主义丰富和发展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把语言叙事和叙事中包含的逻辑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为理解和研究身份认同提供了又一路径。

话语身份建构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夸大了语言本体地位。这些学者甚至提出战争也是排他性话语的一部分，战争既是维护身份认同的目的，又是强化身份认同的手段。比如,迈克尔·夏皮罗提出战争的目的具有两面性，一个是官方宣称的目的，即抵抗外来威胁，维护国家利益，另一个则是隐蔽的目的，即加强国家的身份认同。战争提供了一种强化自我/他者差异的话语,可以被用来建构、强化统一明晰的自我身份认同。再如,大卫·坎贝尔提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界线是建构的，这些界线可以用于政治目的，使战争合法化,动员民众加入保卫自己社群的战争。话语身份建构理论的这些观点比较极端，语言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但如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则言过其实。

话语身份建构理论在解释东盟身份方面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东盟与他者关系并非排他性关系，身份建构模式也非话语建构。冷战时期，东盟的建立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安全因素是东盟加强自我身份的动力。然而，冷战之后，东盟赋予该机制新的功能，希望通过推动东盟及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合作，实现东盟的安全与繁荣，在这一时期，东盟的身份建构动力主要源于东盟一体化的功能性合作。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作为东盟的他者，与东盟的关系也并非排他性的，东盟没有借助排他性话语将伙伴国描述为威胁，而是将对话伙伴国视为东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参与国。第二，东亚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开放的进程，没有明晰的界线，各国对东亚一体化合作所覆盖的地缘范围有不同看法，提出了不同倡议比如东盟+中日韩(10+3)、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美俄(东亚峰会)，甚至APEC。东亚的地缘政治边界模糊,东亚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加强东亚与他者的边界。

(三)关系主义身份理论

秦亚青提出的关系主义身份理论有别于温特、安德森的文化与话语身份建构理论，他所探讨的身份是国家行为体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角色身份。其身份理论基于两个重要假定:关系性是行为体社会行为的主要逻辑，是其进行判断、决策、行为的主要依据，社会行为体的身份由其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所定义。行为体是关系网络环境中的行为体，各行为体的关系圈(relational circles)相互叠加、交融，形成了关系网络环境(relational cosmos context)。由于关系网络环境处于动态进程之中，网络中各项关系的亲密性和重要性不断变化，行为体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定位、角色与作用也随之变化，并引发行为体身份的演变。

学界以往曾尝试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并未形成广泛影响，主要原因是这些国际关系网络研究存在两个重要不足:一是对关系网络认知不足，特别是对网络的形成与演变以及网络间关系的认知存在缺失。二是仍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概念为内核，围绕权力展开研究，忽略了关系的本体性地位。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则弥补了这些不足，建立了完备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概念内核和理论架构，为国际关系身份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1.关系主义身份理论的核心假定

第一，“关系性”(relationality)是行为体社会行为的主要逻辑。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发现“理性人”假定在解释行为体社会行为方面出现很多偏差，目的/手段作为分析社会行为逻辑的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关系主义提出行为体“关系性”假定，关系性是社会行为体进行判断、决策的主要依据。关系性行为逻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环境效果，即关系网络环境影响行为体行为。关系网络环境构成了行为体社会行为的背景环境，关系网络环境定义了行为体的地位、角色与身份，构建了行为体的利益、期望与偏好，赋予行为体行为能力，同时约束其行为。第二是施动者效果，即行为体利用关系网络环境实现自身目的。从施动者角度来看，关系网络环境具有工具性，行为体通过关系网络环境，追求自我利益，从中获得收益，其中包括实在的物质性收益，以及非实在、非物质性收益，比如声望等社会资本。也包括短期收益以及长远收益，或仅仅为了维护或加强关系。这一点与理性人假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关系性”行为体的利益由关系网络所定义，驱动其行为的利益、期望与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关系性质改变而变化，行为体须通过管理和调整关系网络实现自身利益。

第二，关系网络环境定义行为体身份。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强调关系的本体性，认为行为体的身份是行为体间社会关系的表征，而非行为体自身属性的体现。在国际社会，国家陷入关系纠缠当中，国家间关系普遍存在，两国可能相距很远，可能相互不了解，甚至已中断外交关系，但彼此仍存在关系，现实存在的各种关系也无法切断。行为体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定义了行为体身份，关系网络环境是理解行为体身份和行为的关键，在关系网络环境中，行为体的身份和行为获得了意义。

关系网络环境处于动态进程中。关系网络环境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关系网络演进过程中，行为体彼此间的关系被不断整合和再整合，其身份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关系网络环境的演进可以是有主过程，也可以是无主过程。在有主过程中，关系网络环境的演进具有目的性，由肇始者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予该过程以动力，推动过程产生预期结果。关系网络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可变的、可管理的。国家在是否参与关系网络方面别无选择，但在管理自我关系圈方面，则有很大运筹空间。陷入关系纠缠中的行为体，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推动关系网络的演进与发展，在实践互动中生成制度、规范、观念结构，不断调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与身份，实现其目的。而在无主过程中，关系网络环境演进过程具有自在性，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不产生预期结果，或者产生完全不同于预期的结果。无主过程没有肇始者，过程无法还原到某个具体行为体的目的性行为,因此难以确定过程的预设或既定结果，关系网络演进过程也很难因为一个或几个国家有意识的干预而中断、阻止或逆转。

自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提出之后，学界讨论热烈，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假设。比如，魏玲提出关系平衡的概念，论述了东盟大国平衡的根本性质是关系平衡，东盟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自身关系网络中，通过对关系的主动管理和调节，实现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环境最优，从而维护自身安全，增进自身权利，并将关系平衡制度化为东盟中心。另外,魏玲还借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理论，建立了清谈理论模型，提出清谈是一种以关系为核心的软性制度主义国际合作实践，清谈建立、发展和维护关系，形成关系网络。关系是清谈模型的核心，是实践本体，是合作进化的逻辑动力和目标。这些论述丰富了国际政治关系主义的内涵。

2.关系主义身份理论的分析框架

关系主义身份理论为理解和研究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关系主义身份分析模式的核心因素，不是行为体所拥有的权力，也不是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文化，或排他性话语对行为体身份的构建，而是行为体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定位、角色和作用。该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层面的任务。

首先，分析行为体所处关系圈和关系网络环境的结构以及行为体在其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关系，不同于温特的敌对、竞争与合作、朋友三种文化关系，而是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行为体所处网络环境的结构包括自我的关系圈以及与自我相关联的他者的关系圈。每个行为体都有自我关系圈，其中包括不同类型、性质的关系。自我处于关系圈的中心位置，围绕自我有几个同心圆的关系圈，代表了自我的所有社会关系。自我与他者通过不间断、相互连接的关系圈建立联系。在自我关系圈中的每个他者，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拥有自己的关系圈，这些关系圈交错、重叠，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形成行为体的关系网络环境，而这种关系网络环境构成了自我生存、行为、互动的社会空间。

其次，分析关系网络环境的属性，判断关系网络环境的主体关系圈。覆盖范围、亲密性、重要性是测度关系网络属性的三个重要指标。关系圈的同心圆辐射越广，行为体的活动范围越大，其影响力范围也越广。距离自我越远的关系圈，与自我的亲密程度越小，关系的重要性也越小。关系的亲密性是行为体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基础，关系的亲密程度反映了自我与他者彼此如何看待对方，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行为体的行为取决于关系的亲密程度。对于自我来说，其关系可能是朋友、对手、敌人，每个类别又可以再分，比如朋友类别可再分为核心同盟、同盟、亲密朋友、一般朋友。一个国家用不同表述表达关系的密切程度，比如美国将美英关系称为特殊关系，与北约其他成员国关系称为盟友关系。中国则将不同国家分为伙伴、战略伙伴、全面战略伙伴、全天候战略伙伴，这些表述都体现了关系的密切程度。双方合作范围的宽度和深度是其关系密切性的重要表现。关系的重要性是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权力和相互依存度是影响关系重要性的主要因素。中国将同美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权力和两国相互依存度高。冷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与苏联的关系，但两国关系的亲密程度极低。而美国与英国是最密切的盟友，建立了特殊关系，但美英关系并非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因此，对于本项关系主义身份理论框架下的东盟身份研究来说，东盟中心地位身份是由东盟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所定义的，东盟所处的关系圈和关系网络环境是研究的核心。这样，美国“印太”观照下的东盟身份演进问题，就成了研究东盟在现有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和美国“印太”战略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的差异问题，以及“印太”关系网络替代区域合作关系网络成为地区架构主体的可能性问题。东盟将参与支持美国主导的“印太”关系网络，还是要护持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的主体地位以及东盟的中心地位身份?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回应，将是判断东亚地区架构以及东盟身份演进趋势的重要方面。

二、东亚区域合作关系网络与东盟中心地位

传统上，人们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理解东盟中心地位，将东盟视为东亚地区的地缘中心、规范中心、制度中心。东盟在东亚地区占据地缘中心位置,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咽喉要道。东亚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接受东盟规范作为地区国家行为准则。东亚国家参与以东盟机制为核心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接受东盟机制为区域架构的基础。这些研究为定义和理解东盟中心地位的内涵做出了重要努力和尝试。

另外，有学者尝试从网络视角分析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提出东盟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网络中的行为体之一，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络建构自身的地位与权力，东盟通过倡议并主导东亚区域主要合作框架，在各领域建立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积累了关系性权力，在制度和互动层面占据中心地位。这是从网络视角对东盟中心地位研究的有益尝试，展示了关系与关系网络对建构东盟自身地位与权力的作用，然而，该研究所探讨的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仍然是以权力来定义，忽视了关系的本体作用。

从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来看，东盟的中心地位身份指的是东盟在地区关系网络环境中的位置、角色与作用，东盟的这一身份表述传递了两层含义:东盟搭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圈，其关系圈构成了地区关系网络环境的主体架构。这个过程是有主过程，是东盟作为肇始者，有意识、有目的推动的结果，东盟在对外关系网络的覆盖范围、对外关系的亲密性、重要性三方面积极运筹，确立了其关系圈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东盟在东亚区域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身份。

(一)确立以东盟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圈

1967年8月东盟成立之初，东盟对发展对外关系持谨慎态度。东盟创始成员国之间存在历史争端，加之受意识形态和冷战影响，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东盟内部之间建立互信，寻求解决彼此矛盾的办法，实现区域对话与合作，避免东亚成为冷战冲突的争夺之地。在这一时期，东盟对外关系发展缓慢，仅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建立了非正式对话关系，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建立了对话关系。在此阶段，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扩大东盟出口市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获得区域外的发展援助。

冷战结束后，东盟对外关系发生重要转变，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实现东盟自身发展，成为东盟拓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1991年后，韩国、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先后成为东盟对话伙伴，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到目前为止，东盟已建立对话伙伴、领域伙伴、观察员等不同层次的对外关系圈。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伙伴与东盟密切程度不同，对东盟重要性也不同。处于第一层的是东盟对话伙伴，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话伙伴是东盟最为密切的对外关系，也可视为东盟的发展伙伴，在东盟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支持作用，为东盟发展动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处于第二层的是领域伙伴，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和挪威，领域伙伴与对话伙伴不同，双方合作范围有限，领域伙伴国仅在个别领域参与东盟共同体建设。处于第三层次的是特别观察员，其中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不是东盟对话伙伴国，而是可能符合东盟成员标准的潜在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在等待加入东盟期间，曾被赋予观察员地位。根据与东盟关系的远近亲疏和重要性不同，这些对话伙伴、领域伙伴、观察员构成了东盟不同层次的关系圈。

构成东盟关系圈的每个国家，对于东盟来说都是一个他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在东亚地区拥有自己的关系圈。比如，美国是东盟的对话伙是东盟关系圈的组成部分，但同时美国作为自我在东亚地区建立了由同盟国、伙伴国构成的关系圈，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尼等东盟成员国均是美国东亚地区关系圈的重要构成国家。自我的关系圈以及与自我相关联的他者的关系圈，相互交错、重叠、关联、渗透，组成了东亚地区的关系整体，这就是东盟所处的关系网络环境，这个关系网络环境构成东盟生存、行为、互动的空间。

(二)作为地区关系网络环境主体架构的东盟关系圈

东盟处于自我关系圈的中心，这并不表示东盟是东亚关系网络环境的中心，只有当东盟关系圈成为东亚区域架构的主体时，东盟才能获得东亚关系网络环境的中心地位身份。东盟获得中心地位的过程是有主过程，东盟作为肇始者，有意识地推动地区一体化，不断增强东盟内在凝聚力，拓展东盟对外关系网络范围，加强与伙伴国之间关系的亲密性与重要性，确立了其关系圈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东盟在东亚区域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身份。

第一，推动共同体建设，增强东盟内在凝聚力。东盟内在凝聚力是其国际行为能力、建立稳定对外关系的基础。通过共同体建设，一方面，东盟建成了层级分明的组织与决策架构。东盟峰会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峰会之下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东盟经济理事会、东盟社会文化理事会和协调理事会，各理事会设有不同领域的部长级会议机制和高官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负责督促东盟承诺和协议的落实。此外，东盟还设立了东盟常驻代表委员会、东盟国家秘书处等协调机制，提高沟通和决策效率。另一方面，东盟努力管控成员国之间在发展阶段、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为此，2008年12月，东盟发表《东盟宪章》，为东盟共同体建设提供法律依据。2009年，东盟全面推进经济一体化，努力建设单一市场、单一生产基地，促进东盟国家平衡发展。2012年，东盟发表《东盟人权宣言》，确立东盟政治合作的原则与目标，促进东盟价值观的协调一致。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强化内部凝聚力，这是东盟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关系架构核心的基础。

第二，依托《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拓展东盟关系网络的覆盖范围。1998年7月，东盟外长在马尼拉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第二修改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经过东盟所有缔约国同意，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也可加入。2003年10月，中国在第7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该条约的首个非东南亚国家。目前，除了东盟成员国外加入该条约的还有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东帝汶、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朝鲜、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等国。这样，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均已接受《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所确定的东盟国家间行为规范，接受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拒绝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协商一致等为主要原则的东盟规范。东盟规范成为国家间行为准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东盟对外关系网络的覆盖范围得到有效拓展。

第三，开展内涵丰富、富有活力的多边合作，提升对话伙伴关系的亲密性。东盟与主要对话伙伴国建立了10+1机制、10+3机制、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层次合作机制。通过这些多边机制，东盟与对话伙伴开展了内涵丰富的多边合作。比如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等对话伙伴国建立了自贸安排，搭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轴辐式东亚自贸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构建更大范围的自贸区。此外，在10+1层面，东盟与主要对话伙伴国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东盟与对话伙伴国间的政治互信明显增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10+3层面，东盟与中日韩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合作范围扩大到财金、粮食、减贫、灾害管理等20多个领域，共建立了67个对话与合作机制。东亚峰会迄今已举行12届，确定以能源与环保、金融、教育、公共卫生、灾害管理、东盟互联互通为重点合作领域，并初步形成经贸、能源、环境、教育部长的定期会晤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已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推动各方在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和探讨解决冲突方面的合作。随着合作的广泛展开，东盟陆续将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盟、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亲密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四，发挥制度节点作用，增强东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学界从功能角度对东盟中心地位存有一些质疑，认为东盟仅仅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在推动建立地区超国家行为体方面所做努力十分有限，且东盟实力较弱，对大国外交影响十分有限。然而，事实上,东盟处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节点位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节点作用。东盟通过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性机制，为大国创造性地建立了对话和合作的场域、空间与平台。在某些问题上，双边谈判难以推进，但在东盟机制框架下便变得可谈，通过东盟平台实现对话与合作。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双边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的信任，对于稳定南海局势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同东盟国家达成通过当事国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推进了地区国家共同制定南海规则的进程，提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并在其基础上启动了“准则”实质性案文的具体磋商。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中发挥着制度节点作用，与东盟关系成为各国参与并影响地区合作进程最为重要的对外关系。

三、“印太”观照下的东盟关系网络以及身份危机

在摒弃“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特朗普政府着手重新布局亚太，推出“印太”战略，发起对华贸易战，这是目前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两项议程。自2017年12月以来，美国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为美国“印太”战略定下基调。此后，美国防长马蒂斯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东盟外长会议上详细阐释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试图借此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和态势。从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来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实质上是要提升美国的“印太”关系圈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强化美国霸权地位身份，这对东盟关系网络以及东盟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印太”战略对东盟的挑战是关系网络危机，也是东盟中心地位身份的危机，关系网络是中间变量，最终导致东盟身份的变化。

第一，大国竞争与对抗是“印太”关系网络的根本属性。美国“印太”战略引起地区战略对立，具有冲突性，使维持地区关系网络的规则发生变化，从合作转为冲突。与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基调发生重大变化，制衡中国成为美国明确的战略目标。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在官方文本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对手国家”，称中国对美国亚太地位构成威胁，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刺激和惩罚手段发挥地区影响力，迫使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政治与安全议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中国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对贸易自由流动、他国主权、地区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旨在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使中国获得更大自主性，对美国构成潜在军事威胁。《国家防务战略》则突出中国的军事威胁，称国家间战略竞争已替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美国繁荣与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与俄罗斯两个修正主义强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其中，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利用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寻求建立印度—太平洋区域霸权。中国正在优化作战网络和作战理念，这将挑战美国的安全防御能力和军事优势。

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是大国竞争与对抗，这也是国内学者对“印太”战略的广泛解读。比如，宋伟认为印太体系的建构面临着两种战略路径选择，即基于印太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体系与基于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同盟体系而朝着同盟体系方向发展是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主导趋势。刘胜湘与辛田认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动因是印太地区出现了不利于美国霸权体系的力量失衡,其目的在于继续维系美国在该地区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和霸权地位，重新恢复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王鹏提出对冲与楔子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华采取对冲和楔子战略，以加强联盟为手段制衡中国，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贸易逆差，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

可见，“印太”观照下的东亚关系网络环境的主要属性将从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转向大国竞争与对抗。美国主导的“印太”关系网络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关系网络，存在本质差别，两种关系网络很难相互兼容。

第二，加大投入，提升与地区同盟与战略伙伴关系的亲密性。随着“印太”战略的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奥巴马时期建立的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复活”，担负着建立地区新秩序的“使命”。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启，四国内部关系的提升和对话机制的建设，为这一进程注入了内在动力，并塑造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美国对东亚地缘作用的认知并未因四国机制的兴起而降低。《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要加强与同盟和伙伴国的关系，明确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体系的重要性，重申对同盟和伙伴国的承诺。政治上美国要深化与东亚的同盟和伙伴国关系，特别是为美菲、美泰同盟注入新活力，加强与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伙伴关系。鼓励发展与同盟和伙伴国的防务网络建设，在军事上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维护震慑和作战能力。经济上寻求与同盟和伙伴国在公平与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双边贸易安排，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国家防务战略》则建议加强美国军方与印太地区伙伴的相互配合能力，建立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军售，扩大军事演习的频率、规模、效率，提高地区国家的海域感知能力。《国家防务战略》发布后，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了印尼和越南，推动美国与两国的军事合作。印尼和越南都是南海争端声索国，美国与印尼商议全面恢复两国特种部队军事演习、向印尼销售F-16战机、提高印尼对“九段线”内岛屿区域的海域感知能力等。与越南则商讨了南海争端以及双方国防合作、美航母访问越南岘港等议程，而这是越战之后美国防长首访越南。

第三，以海事安全为着力点，强化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以来，美国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投入。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重新命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据称，此次更名是根据《国家防务战略》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做出的，表明美国维护“印太”秩序的决心和承诺。

另外，《国家防务战略》要求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美国国际开发署、情报机构、执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跨部门合作与联动，实现美国安全防务目标。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则强调国际层面跨领域协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印太”战略包括四个重要方面:协助美国合作伙伴发展海军与执法力量，提高对海洋秩序和利益的监测和保护能力。加强美军与同盟和伙伴国军队的协作能力，向同盟和伙伴国提供美国尖端国防装备,开放美国专业军事教育。加强同盟和伙伴国的法治、公民社会和治理的透明度。鼓励私营部门扩大对印太地区的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马蒂斯的讲话实际上是希望美国安全部门、公民社会、私营部门能够实现跨领域合作，形成战略合力，更有效地支持美国安全议程。另外，美国还试图借南海问题提高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需求。美国近期组织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仅为例行动作，尚未达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的强度，随着“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推进，南海局势有所缓和，但这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以维护航行自由的名义再次触碰南海问题、激化南海局势的可能。美国计划向印太地区提供3亿美元安全援助，发展印太地区的安全关系，这项援助包括2.905亿美元外国军事资助，用以加强海上安全、人道援助救灾以及维和能力建设，其中安全援助主要用于海事安全领域，推动美国与印太地区同盟以及伙伴国的合作，提高对印太海域军事活动的监控能力，建立人道援助与救灾行动海事平台，增进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安全和防务机构建立行动层面联系。

综上所述，从关系主义视角来看，“印太”观照下的关系网络以大国对抗与竞争为根本属性，美国旨在加强在地区架构中的安全作用与重要性，以及与同盟和战略伙伴关系的亲密性。在此关系网络环境中，中美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关系，美国的同盟与伙伴国关系成为其最密切的关系。很显然，“印太”战略对当下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关系网络环境可能产生重大冲击，甚至东盟的整体性可能被破坏，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关系网络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性，以及东盟中心地位身份也必将受到挑战。

四、东盟对东亚区域进程关系网络及其中心地位的护持

“印太”观照下的关系网络是否会取代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关系网络，成为地区架构的主体?东盟是否会因此失去其中心地位?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以应对俄罗斯、中国为其战略重点，并寻求东盟的参与和支持。然而，目前来看，东盟对美国“印太”议程的普遍认识是挑战大于机遇，东盟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议程的可能性很小，对东亚区域进程关系网络及其中心地位的护持将是东盟的主要应对策略。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后，一些东盟国家做出了回应。新加坡明确表示目前不考虑参与“印太”战略。2018年5月，新加坡外长魏爱文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阐明了新加坡的立场，指出目前的“印太”战略概念尚未明确东盟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东盟在该地区架构中的地位、多边主义与法治的作用、经济层面的设计等。东南亚国家不想被迫做出错误选择或者强加的选择。新加坡参与印太战略的前提条件是，东盟须保持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在自由贸易安排中有发言权，有自己的独立决策能力，支持多边主义与法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认为，“印太”战略的提出给东盟带来很大挑战，如何保持东盟在地区秩序演进中的作用与地位，保持东盟的团结，是东盟面临的重大挑战。新加坡对东盟在“印太”关系网络中保持中心地位持疑虑态度。

越南对“印太”战略的反应则显积极谨慎。越南是南海争端声索国，实力不及中国，而美国“印太”战略中关于建立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确保南海航行自由的主张，有利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符合越南在南海的利益。即便如此，越南对“印太”战略的反应仍十分谨慎，官方表态较为含蓄。2018年3月，陈大光访问印度，在与印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美国“印太”概念中的一些原则，比如尊重主权、国际法、航行自由、建立自由公正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但该联合声明未明确使用“印太”表述。陈大光此访在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发表演讲时，使用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Indo-Asia-Pacific)的表述，避免直接使用“印太”表述(Indo-Pacific)，他表示越南赞同地区战略与发展空间应包括印度洋、亚洲和太平洋，赞同寻求建立开放、基于规则的地区，维护航行自由，但反对将该地区变成历史上的巴尔干半岛，分裂成敌对阵营，称“印度—亚洲—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所有国家，实现共同繁荣”。6月，在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越南防长吴春历在参与“构建亚洲演进中的安全秩序”小组讨论时，也没有对美国所推动的“印太”概念做出回应。考虑到“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意图，越南国防部官员不愿意公开讨论该战略，表明越南对于参与“印太”战略存有顾虑。

印尼对“印太”战略的反应看似更加积极主动，提出了东盟版的“印太”概念，并在东盟内部加以推动。但从内容上看，印尼倡导的“印太”概念与美国提出的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印太”概念相去甚远。2018年5月，印尼外长蕾特诺参加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对话会阐述了印尼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印太”合作原则是开放、透明、包容、培育对话规范,促进合作与友谊、坚持国际法。合作目标是加强印度洋投资与亚太成熟投资之间的联系。合作内容包括营造尊重国际法、促进对话、和平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的良好环境，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贩卖人口、海盗等跨国安全挑战，通过“开放、公平的经济体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中心。2018年8月，蕾特诺在东盟秘书处演讲，呼吁东盟国家就“印太”合作制定共同的愿景规划，她强调该愿景规划不是引入新的地区架构，而是要优化现有架构，其中，东盟中心地位原则是推动“印太”合作的前提和目的，印太合作的架构须基于东盟机制。②显然，合作是印尼倡导的“印太”概念的核心内容，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则是其主要目的。

东盟本身对“印太”概念所做的表态十分有限。2018年8月，第51届东盟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在论及东盟对外关系时，使用了“印太”战略中的一些表述，首次提到东盟致力于构建“开放、透明、包容、基于规则”的地区架构，表明东盟能够接受美国“印太”战略所倡导的某些原则，但该公报强调要加强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团结，强调地区架构须建立在东盟机制基础上，其中包括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这是目前东盟就“印太”所做的仅有表态，从中可以看出，东盟所能接受的“印太”秩序，不同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竞争性秩序。东盟希望建立的是区域合作关系，而美国“印太”战略的基调是大国竞争，诉诸竞争甚至对抗性关系。

东盟国家乃至整个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存有疑虑，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东盟担心美国“印太”战略会弱化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学者认为，美国国家战略报告虽称东盟仍然是“印太”地区架构的中心，但该报告并未说明东盟机制在大国竞争新态势下的作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国，希望通过承担共同安全责任，应对中国崛起，并推动建立包括印度在内的四国机制。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机制将是实现“印太”战略的主要倚重力量。四国机制可能成为后东盟时代的地区架构基础，而在该架构中，东盟地位以及自身的地区议程设置能力都将受到削弱。四国硬实力远远超过东盟，当四国合作机制作用日益增强，东盟中心地位则极有可能被虚化。东盟赞同印度洋与太平洋在战略、经济和联通方面加强合作，支持印度“东向政策”，欢迎印度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东盟担心这种转变会扩大地缘战略焦点，该战略下的外交活动以及对话将稀释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东盟以及东盟所主导的多边机制。

另一方面，东盟担心美国“印太”战略下中美对抗将对东盟内部凝聚力构成压力。中美竞争态势加剧，美国寻求平衡中国影响力，这都将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不确定性，使东盟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加大。在一些事务上，东盟面临在中美之间选择的困难处境，可能迫于无奈做出选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参加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时就表达了对中美对抗的担忧，李显龙表示，东盟同中美都有经济合作，不想世界出现对立;东盟是美国的好朋友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加强各方联系，推动建立包容、稳定的地区秩序，实现务实合作。随着中美对立升级，东盟的团结将受到压力，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加大“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而中方采取强硬措施应对美国军舰在南海的行动，中美在南海的摩擦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关系重新紧张，然而，保持中立性、包容性是东盟长期以来处理与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东盟不愿意放弃这两条原则。如若南海摩擦增多，声索国关系紧张,东盟若再保持中立，则内部可能出现分裂。

显然，东盟国家对参与“印太”战略有很多顾虑，担心“印太”战略削弱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团结，担心东亚成为中美对抗的主要地区，从而损害东亚多年努力才得以实现的繁荣与和平。东盟所能接受的“印太”概念必须以合作为目的，并以东盟机制为中心。维护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的主体地位，护持东盟中心地位，仍将是东盟的主要策略。

结 语

当前东盟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的中心。在中国崛起、美国霸权地位受到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充满变动与不确定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其实质是美国作为传统霸权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举措，旨在平衡中国影响力、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而加强美国与东亚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协作、扩大对东盟多边机制的参与，仍将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此态势下，东盟及其成员国是否会追随美国“印太”战略，成为影响未来地缘政治走势的重要变数。

从关系主义身份理论来看，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上是为了强化美国“印太”关系圈在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加强美国的安全中心地位身份，这必然会削弱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关系圈的主体地位，以及东盟在该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另外，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这可能成为地区关系网络的分裂因素，造成地区性战略对抗,进一步强化东亚经济依赖中国、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干扰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东盟目前对待美国“印太”战略的策略是不接招、不认可，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如何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进程关系网络的主体地位、维护东盟整体性与中心地位身份，将是东盟面临的重大课题。(注释略；责编:吴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