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苏

反修例是假，夺取香港管治权是真。反修例一役是香港管治权的争夺战，外国势力和反对派有意将港府权力架空，令港府「失威」，亦是要逼迫中央放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是香港修例风波诡谲的内核。

2019年6月，香港一周内三次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暴动，包括：6.9大游行、6.12暴动（定性有争议）、6.16大游行。三次大规模游行集会示威和暴动，都是人数众多，其规模相当之大。

一、暴力冲突触目惊心

三次大规模游行集会示威，显示作为导致政权更替和崩溃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已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移殖到香港。中国以「一带一路」试图突破美国的战略包围，美国则以印太战略加紧围堵，香港如今置身于中美大国博弈下之夹缝地位。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极其深刻地影响着香港，以美国而言，香港是遏制中国必选的战略要地；对中国而言，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一环。香港的地缘政治角色，决定了美国必然在中国最国际化和发达的城市制造破坏以至夺取治权，完成「港版颜色革命」。　

6.9大游行后，香港立法会6月12日原定恢复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由12日早晨八时激进示威者出动占领街道开始，大批暴徒包围立法会大楼一带道路，一波又一波暴力冲击警方防线。香港各大电视台新闻一直有现场直播跟进，可清楚看到，暴动过程触目惊心，参与暴动的暴徒带齐头盔、口罩、护目镜、铁枝等装备，移动铁马、垃圾桶等制造路障，封堵路面，多个地点轮番冲击警方，部份暴徒用削尖铁枝、投掷铁马和砖头攻击警员，暴力冲击事件导致多人受伤。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于6.12冲突后见记者，当时将冲突定性为「骚乱」，但到近6时警方发新闻稿，已将冲突写成「暴动」，特首林郑晚上发表电视讲话也是用「暴动」形容冲突，这是符合事实的。这场反修例事件，论规模、动员力度以及暴力程度，超过2014年的「占中」和2016年的旺角暴乱。

港府评估示威状况，认为暴力规模及程度，已超越了《逃犯条例》本身的问题，整个冲击行动极具组织性，相关证据包括从示威者身上搜出的大量铁枝等武器，以及示威者透过通信软件Telegram串连，加上这起事件有外部力量涉入，其性质已昭然若揭。目的是冲击香港政府的管治，利用今次事件搞乱香港，甚至推动「港独」。

二、反修例是假，夺取管治权是真

另一方面，反对派向外国势力「告洋状」和提供「弹药」，提供借口让美、英、加、德、欧盟等组成「八国联军」围剿香港，出现了类似「全球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联盟」。据不完全统计，外部势力在港府进行修例工作期间，曾67次发表声明，各类干预行为令事件变复杂。有所不同的是，当年反23条立法乃至非法「占中」，美国人躲在后面，但今天美国毫不避讳站到台前。

6.16大游行后，入夜在示威者「占领」现场疯传一张图片，称港府必须答应六个要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暴动罪」、释放所有因为此事的被捕者及赔偿、交出行使暴力的警员名单等，否则不排除就地成立「临时政府」，在广场定架构，回收香港管治权。这张图片揭开了「港版颜色革命」的真面目：反修例是假，夺取香港管治权是真。反修例一役是香港管治权的争夺战，外国势力和反对派有意将港府权力架空，令港府「失威」，亦是要逼迫中央放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是香港修例风波诡谲的内核。

细看《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对派其实是别有用心，草案在政治上为香港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基地提供了合法依据，为大湾区融合平添阻碍，这些其实对反对派有利。但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上，反对派为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疯狂搅局，使事态朝失控方向发展，以逼中央就范，逼港府跪低，使港府无法维持管治。反对派真实目的并不是反修例，而是在香港夺取管治权。

三、6.12事件的定性问题

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掀起巨大政治风波，其中一项争议是有关「暴动」的定义，引起示威者强烈反弹，要求港府撤回条例并收回暴动定性。

林郑6月17日会见不同界别人士「补镬」，向与会人士解释并亲自道歉。3名与林郑关系密切的行会成员陈智思、林正财及任志刚亦齐发声为特首说项，明言「暂缓」修例已等于「撤回」，盼社会给林郑月娥机会；林正财更指学生不是「暴徒」，政府亦无将「6.12」冲突定性为「暴乱」，力图为事件降温。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6月17日召开记者会澄清，「暴动」只是形容部份用砖头、铁枝及铁马等冲击立法会外警方防线的暴力示威者，意指他们已涉嫌干犯「暴动罪」，而其他未参与暴力行为的示威者毋须担心触犯「暴动罪」。他证实，警方一共拘捕5名涉嫌触犯暴动罪者以及10名涉暴力罪行者。

对于卢伟聪称从没将6.12整个冲突事件定性为「暴动」，保安局前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有关说法是希望社会气氛缓和，并减少市民担忧。

警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则认为，卢伟聪相关说法并无否定将6.12活动定性为暴动，「那日好明显已经系暴动」。林志伟又指出，警察员佐级协会立场一直认为，6.12执法警方并没有使用过度武力，无必要道歉。

不过，警队内部有声音认为，「警队处理这件事上无错，只是政府即刻变脸，将责任推卸给警队，枪口转向警队，令警队成为磨心」。

有舆论指出，显而易见，港府没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一人不是撇清关系唯恐不及，如今最可怜的就是香港警察。香港经历无数大小动乱，警方每次都站在最前线，每次都承受冲击，反修例暴动也没有例外。令人担忧警方执法根本没有保障，「司法报复」或接踵而至，「占中」七警和前警司朱经纬身陷囹圄就是典型例子。

6.12事件实际上是暴动，连反对派议员张超雄都承认，他们该日是要出来暴动的。港府改变6.12事件定性，是为了缓和社会紧张和对立气氛，但对警队士气的打击不可忽视，更要防止警队遭受「司法报复」。

四、修例在法理上的失误

今年2月，港府在未正式咨询公众的情况下，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但《逃犯条例》原是一个主权国家中的某个地区与外国之间进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不能套用于香港与内地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正如立法会法律顾问于4月30日主动去信保安局，认为须制订另一套适合两地移交逃犯的安排，要求政府解释为何现时采取修订条例方式，而非草拟一条全新的法律。

在法理上，主权国家之间或一个主权国家中的某个地区与外国之间进行的刑事司法协助，称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sistance）；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进行的刑事司法协助，称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Interreg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sistance）。修例在法理上的失误，是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错误地套用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引述内地学者于不同期刊发表的论文，指出内地与香港二十多年商讨长期移交逃犯协议的最大障碍，是由于中央认为香港和内地之间属于区际移交，因此不同意全面引入适用于国际间引渡安排的标准。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是18世纪末形成的一项国际法原则，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制定本国引渡法以及在与他国签订引渡条约时，基本上都有「政治犯罪不引渡」的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各国在引渡法或引渡条约中之所以要规定「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完全是以国家主权作为理论依据的。举例来说，美国的斯诺登在美国看来是犯了刑事罪行，但在香港和俄罗斯看来就是「政治犯罪」，故拒绝引渡，并为其提供庇护。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权威人士提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以及中国公民或外国人在国外针对中国国家或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的，都不会被移交。」这种提法，在法理上混淆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在政治上为香港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基地提供了合法依据。既然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移交逃犯属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范畴，那就根本不存在「危害国家安全不引渡」的基础。

在中国区际司法协助领域中，尽管香港与内地属不同法域，但都应该遵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有关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如果在两地移交逃犯法例中，允许内地逃往国外再逃到香港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政治犯」为由拒绝移交给内地司法机构审判，那就等于帮助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推翻内地的社会制度，在政治上为香港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基地提供了合法依据。

五、修例为大湾区融合平添阻碍

港府为释除商界疑虑，赢得自由党和经民联的12票，竟然决定剔除9项与商业类别有关的罪行。继剔除9项商业罪行后，按照大商会的要求，再把移交门坎从3年提高到7年，撇除大部份商界担心的罪行，包括行贿受贿，甚至逃税时伪造文书罪，都很大机会不会被移交。

修订《逃犯条例》本来是对现行三地司法体系的完善，但是港府剔除更多罪行将修例搞得不伦不类，随?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未来涉及跨境的商业罪行不可避免，但修例却不包含商业罪行，将来大湾区的融合只能平添阻碍。

前刑事检控前专员江乐士认为，修例剔除经济罪行他有保留，强调有些经济罪行可属严重罪行。对于若剔除经济罪行会否担心香港成经济罪行的逃犯天堂，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当然会」，如有人倚靠商业犯罪赚得大量金钱，来到香港便可安居，「这个不应该是好事」。

2013年内地掀起反腐风暴以来，形成了历史第五次逃港潮，不同的是，以前四次逃港潮的人们为避贫穷，如今逃的却是赚得盆满钵溢的富豪，为了回避有关部门调查和追究。对比起来，实在令人感到讽刺。

大湾区要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司法环境必不可少，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提到「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央铁腕反腐，大力打击经济犯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逃犯条例》修订不包含商业罪行，对中央铁腕反腐，大力打击经济犯罪是不利的。

六、撤回修例　坏事变好事

谁也没有料到，修例事件波谲云诡之余，突然峰回路转。林郑在6月9日大游行及6月12日金钟发生暴动后，本来仍未打算作出退让。但6月14日情况却急转直下，三位行会成员包括召集人陈智思、成员林正财及汤家骅都分别开腔，表示可以暂缓再作咨询。

6月15日下午3点，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林郑承认修例出自她本人及团队，对出现矛盾纷争感难过。叶刘淑仪指出：「特首决定暂缓，我感到失望，但会接受。事实上，立法会休会在即，下年便换届，我认为政府没有能量重推条例，与撤回无异。」

林郑月娥18日再见记者，表示自己要为修例风波负上很大责任，向全港每一名市民真诚致歉。至于会否担心往后难有政治能量继续管治，林郑月娥承认，当前情?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信心和能量的问题。对早前她在电视讲话中，曾形容6.12冲突是「暴动」，林郑月娥表示，她是根据警务处提供的资料来形容；她如今亦会依警务处长卢伟聪的说法，即只会针对当日暴力冲击警方防线者，才涉及暴动。

暂缓实际上等于撤回修例，是坏事变好事。美英和香港反对派将后悔莫及：一是失去了一条为香港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基地提供合法依据的条例，二是失去了一条阻碍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条例。这使英美和香港反对派重蹈历史覆辙。香港回归以来，有两件英美和香港反对派后悔莫及的事件：

其一，是2003年立法会审议23条立法前夕，时任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率领自由党议员倒戈反对，令23条立法失败。如果当年23条草案在立法会通过，那不仅是「无牙老虎」的问题，而且成了激进反对派和和「港独」的「护身符」。

其二，2015年6月18日，2017年普选特首决议案被反对派议员否决。《纽约时报》刊文称，香港议员否决北京支持的香港政改方案的行为，该议案本可能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后良机。美英痛失代理人夺取香港管治权的良机，反对派后悔莫及。

反对派贪胜不知输，逼迫港府撤回修例，坏事变好事的历史又重演，这是修例事件中不幸之中的万幸。

七、闭门造车　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12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强调，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修例由特区政府自行发起。林郑亦承认：「此修例并非由中央提出，我并没有收到中央指示去做。」

港府在未正式咨询公众，在未与中央充分沟通和研究的情况下，自把自为闭门造车提出修例，无论在政治和法理方面，都是重大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包括：

1、虽然暂缓或撤回修例，但在法理上混淆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在政治上为香港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基地提供了合法依据。

2、港府在不适当的时机修例，对中美博弈有负面影响。在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美国对香港事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白宫高级顾问康韦称，特朗普或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美中贸易问题时，同时发表对香港修例的看法。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认为，习近平并不乐见在6月底出席G20峰会前遭遇社会动荡的局势，因此香港暂时搁置修例是避开政治风暴的缓兵之计。

3、香港修例冲击台湾选情，祭出经济牌的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等大热人选，以及受年轻世代欢迎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受重伤，唯独蔡英文支持度暴增。「修例牌」将成为民进党选举最大筹码之一。

4、修例风波对建制派今明两年的选情不利，修例遭遇挫折，变相为反对派输送弹药，冲击建制派参选人今明两年的选情。据报道，林郑15日与建制派会面时多番道歉，形容自己提出修例是「撼头埋墙」，令建制派未来选举可能受到影响。有直选议员甚至在会上哭诉，批评林郑「急转弯」，令建制派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向支持者解释。来自建制派政党的议员均表示，建制派在未来选情会受影响。

5、修例失败助长反对派气焰，港府尽失管治威信，管治更加寸步难行。今次是继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以及2012年逾12万人集会反对国民教育科后，港府第三次因遇巨大反对声音而「跪低」。反对派食髓知味，运用此一套路，而且愈来愈得心应手，情况将越来越恶劣，港府将陷入管治愈发困难的恶性循环。多名建制派议员认为，林郑的管治威信已到谷底，得罪管治联盟，未来3年是「跛脚鸭政府」。

6、当前香港民情躁动，港府强行修例遇挫，日后莫说23条立法，就香港与内地移交逃犯另立新例、以及「明日大屿」，甚至一些平常不过的民生政策，也未必能取得一般市民和民间组织信任支持。政府愈益孤立，施政动辄得咎。　

7、修例事件荒腔走板，建制派群众运动式盲挺修例，到头来戏剧性转变，建制派群众难免有受骗和被出卖的感觉。今后港府施政要建制派力挺，恐怕并不容易。

八、吸取教训　避免再次失误

比较起来，前特首梁振英以高度政治智慧成功平息「占中」和处理斯诺登事件，更值得本届政府借鉴。修例风波令人扼腕叹息，重要的是本届特区政府要提高管治能力，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出现重大失误，包括：

1、港府重大政策推出之前，应正式咨询公众，评估公众整体对有关政策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并且透过不同渠道进行咨询工作，以搜集和评估市民的意见和反应。

2、从港府角度而言，不少重大政策措施都涉及与内地关系。涉及特区与中央关系的政策，涉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政策，港府应充分与中央沟通，共同研究可行性，绝对不能闭门造车。

3、准确评估香港民情和政治生态，勿沉醉于香港形势越来越好的虚幻假象，过度乐观或会低估了推出重大政策的阻力和困难。

4、重大政策的推出，应该有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发动建制派群众运动式支持政策，应该充分估计到若推出政策遇挫，对建制派群众的伤害，对警队的伤害，对建制派参选人选情的影响。

5、港府推行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倘若社会未有准备、民情尚未理顺，硬推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徒然将大多数市民推向对立面，日后施政，各方都不会合作，甚至事事阻挠，政府管治失效。

6、修例事件显示，特首及管治团队的法律素养和国际视野严重不足，应虚心听取包括立法会法律顾问在内的各方专家的意见。

7、林郑月娥未来3年的工作会非常困难，她和管治团队应加倍努力，做好更多经济民生的工作，建制派和广大市民亦应支持她和管治团队有效管治香港，否则，若政府管治瘫痪，对每一个市民都不是好事。

8、社会应回复理性，聚焦经济民生迫切问题，香港需要尽快走出修例争拗的困扰，全社会集中精力推动经济，改善民生。　

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