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收看这个节目的中国年轻人，我们要时刻准备着，用青年毛泽东的话就是说“世界，我们的世界；国家，我们的国家；社会，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与大家共勉。

7月22日，在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27期节目中，节目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讲述中国突破“外围-中心二元依附格局”的意义，预测今后“三元互动格局”演变的三种可能，并勉励中国年轻人时刻准备着。

张维为：

上次演讲我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如何突破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外围-中心”格局。

长期以来，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要么选择依附中心国家，要么选择与中心国家脱钩。那么选择“依附”的绝大多数国家就很难摆脱贫困，更不要说实现工业化,选择脱钩的国家往往面对中心国家软硬兼施的巨大压力，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上次提到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走自己的路，下了一盘大棋，下了一盘险棋，下了一盘妙棋，结果在跌宕起伏的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和平崛起。

一个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而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进入世界的第一方阵。与此同时，中国还突破了国际依附格局成为单独的一极。

具体讲就是中国突破了“外围-中心”这种“二元依附格局”，成为格局之外的单独一极。中国现在既是“外围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也是“中心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在这个意义上，旧的“二元依附格局”已经变成新的“三元互动格局”，也就“中心-外围-中国”三元互动。在这一格局中，中国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位置，一个最能实质性促进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的国家，而且具有深刻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重塑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所以中国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一个是“突破依附体系成为单独的一极”，两者合二而一，实际上已经开始且必将继续改变整个世界格局，所谓“三元互动格局”，本质上主要是这三组关系。

第一组，中国与“外围国家”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中国与非西方世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二组是中国与中心国家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组是这两组关系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总体上看，这三种关系均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而且机遇明显的多于挑战，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极有可能实质性的引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向发展。

以下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三组关系。

首先中国与“外围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正在迅猛发展，势头少有的好；“一带一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积极反应，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至今，还不到六年时间，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2013年到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为4%，高于中国贸易的同期的整体增速。

“一带一路”势头积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同时向“外围国家”提供四次工业革命产品、服务和经验的国家。今天我们看到“外围国家”现状是这样的，多数国家还没有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在非洲非常普遍。有一些国家处在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为主，小部分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阶段，印度这样的国家就属于这个案例。“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大都属于这两种类型。比方说第一代工业革命的标志，传统纺织业，随着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压力增大，比较大规模的走出去，特别在东南亚国家和部分南亚国家。这是合作共赢的“走出去”，它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纺织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推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同样代表中国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华为、阿里、海尔这些公司也是一路向西发展，从巴基斯坦、印度到中东乃至非洲，拓展各种业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华为公司非常明确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向西发展，逐步进入欧洲国家。总之我觉得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的原则，把四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成果拓展到整个非西方世界，一方面提升他们的生产管理和生活水平，同时也给自己国内的产业升级打开了新的天地。

对于那些发展条件还不怎么成熟的国家，中国也遵循实事求是原则，提供适合这些国家发展阶段的产品，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产品和服务未来提升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帮助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目前使用的是适合肯尼亚目前国情的内燃机车，但整个铁路线也为未来升级电气化铁路做了相应准备。

蒙内铁路 图片来自新华社

在这种态势下，外围国家靠拢中国“去中心化”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大势。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为例，十年前美国还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额已两倍于美非贸易额。而且这种情况也正在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发生。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断抹黑中国，抹黑“一带一路”，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真的是害怕自己被“外围国家”边缘化。但是，我们看到“外围国家”也越来越敢于主持正义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因为他们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也看出来了，谁是真心帮助他们的朋友，也看到了究竟什么模式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

比如，最近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就严厉批评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围剿，他说“华为公司的研发力量远远超过整个马来西亚的研发力量”，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利用华为的技术。他说，“华为在技术上比美国领先很多，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不可能永远是那个拥有世界最先进科技的超级大国。”“如果别国领先了，他们就下禁令，就派军舰，这根本不叫竞争，这是威胁。”

今年5月30日，马哈蒂尔在日本出席活动时发表上述演讲。对此中国外交部当天回应称，马哈蒂尔总理这个表态，说的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句公道话。

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方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外围国家”长期以来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可以说“历史终结论”在他们心中也真的走向了终结。中国的成功为“外围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榜样，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软实力之一，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国际经验就是这样，一旦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会把目光投向你，他们希望借鉴中国经验来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况，所以这有利于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推动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改革。但我们也迫切需要提升我们向整个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迹象开始表明，国际社会特别是“外围国家”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作用。当然这也和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软实力的急剧下滑有关系。根据2019年3月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的全球民调，多数国家民众认为中国的领导力已经超越美国。在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34%的认可中国的领导力，而认可美国领导力的比例为31%，其中非洲国家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最高达到54%，亚洲国家认可度其次，达到34%，超过美国的32%。

第二点就是中国与“中心国家”的互动关系。

在过去数十年里，这个关系也在迅猛发展。确实，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欧美的抬头，我们和“中心国家”的关系势头有所放缓。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欧盟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技术转让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成功地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深深地嵌入了世界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融合的大格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绝对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显减少了大国军事对抗的风险，促进了中国世界的和平发展。

坦率地讲，中国特别是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后，给许多西方国家、“中心国家”带来了震撼。尽管美国极右势力希望美国与中国经济上“脱钩”，但实际上无法做到。中国生产的多数产品是美国经济和百姓生活中难以替代的产品。虽然中国与“中心国家”关系中存在不少摩擦，但中国市场本身规模巨大，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可以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各种产品，中国奉行的是合作共赢的方针，这一切使美国想联合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很多企图难以得逞。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趋势，西方国家内部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分歧，包括西方企业和西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欧洲国家与欧盟的矛盾、欧洲与美国的矛盾、西方民间社会与政府的矛盾等等。西方内部希望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国家不少，希望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企业更是绝对多数，所以欧美矛盾也非常难以克服。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的许多做法在欧洲人眼里不得人心，也是因为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因为这个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力太大，中国产品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许多领先产品，吸引力太大。

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如果欧洲不用华为产品，那么欧洲5G网络的成本要增加550亿欧元。我在欧洲长期生活过，对于欧洲多数国家国民这是承受不了的，而且据他们推算5G的部署时间将要推迟一年半。所以从美国角度来看，真的，我们只能说西方阵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甚至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把特朗普的美国看成是“超级流氓大国”，看成是对欧洲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第三点就这两组关系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首先是中国与“外围国家”的关系越发展，中国处理与“中心国家”矛盾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就越大，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失败的概率就越大，这是一点。

另外，外围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的发展，确实加速了去中心化的进程，导致“外围供养中心”的模式走衰，这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情。就像过去美国能轻而易举地发动金融战转嫁危机，在“外围国家”“剪羊毛”，甚至把别人的财富洗劫一空。但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与“外围国家”关系的蓬勃发展，包括在金融领域内的合作，美国自2008年危机之后，“剪羊毛”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方面中国本身在努力防范金融危机，许多非西方国家也通过与中国加强金融合作，来防止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

我记得上次讲过，上世纪末苏联解体，苏联板块的崩溃，使西方获得了一次大的输血，但俄罗斯在普京总统领导下扭转了俄罗斯的颓势，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16+1”框架下，也在普遍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其实，某种意义上背后也反应出这些国家在陷入外围或半外围后，对中心国家都有种种不满，所以愿意跟中国加强合作。所以只要今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西方将很难再次获得大范围的“剪羊毛”或者“大输血”的这种机会。

2008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IC Photo

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演变历史来看，实际上“中心-外围模式”的特点是西方国家早期的时候，内部阶级矛盾恶化，导致国内冲突不断，然后就通过把这些矛盾转嫁到殖民地的方法，转嫁到外围国家，同时自己获得超额利润。利润的一部分也变成了西方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的一些财富的增加。但是“外围供养中心”模式走衰看来会加速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加大矛盾力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为什么过去十来年西方出现逆全球化大潮，民粹主义泛滥，“黑天鹅现象”频繁发生，我想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最想做的还是继续转嫁危机，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发动贸易战，甚至还要在最后一刻采用所谓的极限施压，抬高价码，讲白了就是能多捞一笔就多捞一笔，什么遮羞布都不要。当然这是不可能得逞的。在中国已经突破依附关系的情况下，西方再想要向“外围国家”大规模转嫁危机，变得越来越难。只会是他们内部的矛盾危机增多。

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种可能。

一种是“中心国家”继续不停地捣乱，特别是美国想尽一切办法转嫁危机，甚至不排除发动战争，或者制造地区冲突，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高度警惕。中国和美国都是核大国，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估计美国会更频繁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对华为采取的下三滥手法只是这种企图的一部分。可能美国还会继续在南海、台海、东海等地挑起新的麻烦甚至危机，还会继续支持国内亲西方势力，继续支持“藏 独”、“疆 独”、“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还会以各种借口发起各种形式的贸易战、技术战、科技战、金融战，以阻碍中国崛起的步伐。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纸老虎的本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识破，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认知和爱国情怀都是前所未有的。而美国的软硬实力走衰的速度也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第二种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致力于自己国内的内部改革。从中国人角度来讲，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我们也看到，特别像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已经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导致改革寸步难行。所以这个选择成功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第三种就是西方国家最终愿意搭上中国崛起或者整个非西方板块崛起的顺风车，不得不拥抱我们所提倡的合作共赢的这种新型的全球化，从而有可能使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成为可能。

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战略上藐视我们的对手，战术上重视我们的对手，坚信时间在我们一边，历史大势在我们一边。

我们要大力加强总体安全的建设，形成强大的止战能力，加强金融安全，这一点特别重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安全，要坚决回击美国的挑衅，一定要打掉它那种嚣张气焰。

我们要拒绝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千万不能犯任何颠覆性的错误。

我们要继续推动中国与“外围国家”关系的蓬勃发展，推动中国与“中心国家”关系的稳健发展，力争使更多的“中心国家”看到与中国相向而行、走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才是最佳选择。

最后我想讲，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在“三元互动关系”中处于非常特殊，也非常有利的地位。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它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它又是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热爱和平刻在我们的基因里，同时有非常强大的止战能力，不是以强凌弱的好战国家，是一个真正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国家，不是以大欺小的国家，是一个真正推动合作共赢的国家，而不是极端自私以邻为壑的国家。

这就是中国，它应该比其他国家更能够发展，并实质性的推动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实质性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这种和平是有韧性的和平，持久的和平，这种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内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在世界上发挥榜样和引领作用。

我希望收看这个节目的中国年轻人，我们要时刻准备着，用青年毛泽东的话就是说“世界，我们的世界；国家，我们的国家；社会，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与大家共勉

（完）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期中刊发《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其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