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正在从过去40年的且斗且合走向全面竞争，甚至有走向对抗冲突的趋势。

在此危险关头，中评社记者最近独家专访了美中关系的“过来人”、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这位权威的“中国通”对于美中关系的走势深表忧虑，呼吁两国领导人从自身和世界利益出发，寻求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健全和具有建设性的基础。

芮效俭接受中评社独家专访谈美中关系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今年84岁的芮效俭生于南京，在中国成长到14岁，经历过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对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历史和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

上世纪70年代，芮效俭作为美国外交官，亲身参与了美中建交的谈判过程，深知美中当时战略携手应对苏联的必要性与处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1991年到1995年，芮效俭在1989年美中关系发生转折以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来又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亲手处理过“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等事件。彼时正值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腾飞。

见证共产党执政前后中国从战乱走向和平的芮效俭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

2001年从40年外交生涯退休后，芮效俭活跃于美国外交学界，创立了华府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是美国外交学界公认的权威“中国通”，也被广泛认为是“知华亲华”的代表学者之一。

现在芮效俭退居二线，担任威尔逊中心杰出研究员，抛头露面的机会比以前少了。他告诉中评社记者，近期因为健康原因，不适合长途旅行，今年去中国也比以前少了，但是对于美中关系和中国的情况，芮效俭依然密切关注。

芮效俭最近在其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一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我们的话题从美国政策圈抛弃对华接触政策开始，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圈现在逐渐形成共识：对华接触政策已告失败，转向对华强硬竞争的策略。

对此，芮效俭的判断依然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

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快速成长，自信心增强，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发生转变，这使得美国开始感到担心。

过去十年，将中国视为新兴的威胁对美国的政策圈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美国愈益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芮效俭对美中关系目前的走势深表担忧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从美国来看，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军事经验的总统，共和党内有经验的人又被排除在外。特朗普政府高官多以零和来看待国际关系，多以竞争性来看待美中关系。

对于中国人担心美国遏制中国，芮效俭承认并非没有依据，因为美国政策圈许多人确实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但他认为，目前美国并没有遏制策略，而是遏制态度。

他指出，蓬佩奥的做法将会是一个失败的策略；没有经济学概念的特朗普也以“巫毒经济学”来处理美中经贸关系，匪夷所思；美国贸易代表公开谈论与中国“脱钩”，这是不可接受的。

蓬佩奥

谈到未来美中两个大国如何避免“新冷战”甚至“热战”，芮效俭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应当理解，东亚不可能由单一的主导力量所控制。

美国不可能成功遏制中国；中国不能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中美需要与亚洲其它国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确的架构达成共识；双方在太平洋需要军力平衡，但不能陷入军备竞赛。

在具体问题上，芮效俭强调，尤其需要处理好目前已非常危险的台湾问题。

他对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不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深感困扰，同时也希望北京对解决台湾问题保持耐心。

专访结束后不久，由5位美国知名学者发起，得到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联署的致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在美国外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芮效俭就是5位发起人之一。

中评社记者通过电子邮件补充追问他发起这封公开信的初衷。

芮效俭回复：主要目的是为今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基础。他说，美国对华政策讨论过于关注中国作为危险的战略对手，而忽视或淡化两国的共同利益。

美中寻求一个稳定、繁荣、能够和平共处的印太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为考虑双边关系的未来提供更健全和更具建设性的基础。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芮效俭的十大问题的概要

1，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40年，您相信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答：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思考的大问题。我的判断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

说它成功是因为中国从一个贫困、后进国家崛起成为更现代化的国家，快速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成就。在此过程中，美中关系时有紧张，但总能得到克服，可以管控，因为维持建设性的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然而处理美中关系的过程并不轻松。

刚开始两国关系是基于对苏联威胁共同的战略担忧，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宽松和丰富多彩，这被外部世界正面看待。

其间美中关系遭遇过1989年后的挫折，这又与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在时间上重合。这使得原先美国开展对华双边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

老布什总统重视对华关系，将中国当做重要国家来对待。到了克林顿时期，一度缺乏处理对华关系的指针，这使得美国一度将人权和贸易两个事关美国利益的问题置于相反的位置，即将对华人权状况审议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直到克林顿第二任，美方意识到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正重建中国在世界上重要国家地位。

尽管其间发生过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但美国将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国家，成为美国开展对华关系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延续到小布什政府。小布什总统延续了其家族与中国关系的传统，想与中国建立稳定相处的关系。这反映在他对台湾民主转型中“台独”倾向的公开警告，在维持坚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方面，与北京采取了合作的立场。然后是马英九在台湾执政，两岸关系大幅度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被视为重大的威胁，而是被看作崛起的重要国家，希望中国在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采取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手法，使得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接受国际经贸体制的约束。

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令人们对以前一向倍受尊崇的西方金融管理的信心丧失，而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快速复苏与成长，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欧美则被视为逐渐衰落的强权。

这体现在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看法的转变。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导国家的愿景被提出，包括解放军要成为世界级的军队；中国要在新兴的技术领域领先。这使得美国开始感到担心。过去十年，将中国视为新兴的威胁对美国的政策圈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在外交上，当东盟意欲在区域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时，中国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上海合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出，中方没能向世界很清楚地阐释自己的战略意图。

与此同时，中国军力快速增长，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力增长与其大国地位提升相联系，而不仅限于防御。

在美国看来，中国并没有世界级的义务，为何要世界级的军队？他们担心中国不仅有在东亚驱除美国、寻求霸权的雄心，也有在世界上取代美国的目标。加上美中经济体制上的不相容性，美国愈益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在此过程中，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态没有给予密切关注，比如中国领导人申明中国支持国际体系，并不想推翻之，只不过想让自己更好适应变化的世界，因而需要一些补充性的机制。

这并非一种革命性的手法，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对此并未关注。中国自己对于如何摆脱“安全困境”的阐释也不够，亦即如果中国追求更大的安全，周边国家的恐惧感会增加，中国如何不让周边国家担心，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2，您更多的是说到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与担忧，但从美方看，有什么驱动因素呢？

答：美国政治程序产生了美国历史上首位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军事经验的总统，共和党内最有经验的人物因为反对特朗普参选而被排除于特朗普政府之外。特朗普政府的高官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没有经验的，美国政府更替的“旋转门”制度在特朗普这里失灵了。

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多以竞争性来看待美中关系而轻视合作的一面。这与房地产商人出身的总统重视双边谈判，而不喜欢多边机制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一个以零和看待国际关系，不考虑后果的政府，采取重大行动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使用双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施加解决方案，造成国际形势的不安。

因而目前我们处于一种状况，即美国政策圈广泛存在的假设是，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变得更开放，没有变得更像其它西方的现代国家。

美国人有种感觉，中国不按规则行事，利用了前朝政府对中国不够强硬的政策。 美国商界也愈益对其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不满意，以前强劲支持美中关系的商界现在趋于冷淡。这反映在贸易战中，他们尽管也不喜欢使用关税作为施压中国的手段，但他们也主张要对中国更强硬，这使得美中关系更难管控。

另外，在美国政策圈也存在另一个假想，即美中关系是一种战略对手的关系，将两国关系看成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关系。比如特朗普总统就将对华贸易美方的逆差看作是美国的损失。这在经济学上当然是无知的，但他就是那么想的。

现在我们处于损害两国利益的错误道路上。我继续相信美中关系会有自我纠正的一面。我希望中国少谈其雄心，而多谈能为东亚稳定和繁荣做贡献；“中国制造2025”如何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好处；军事发展要考虑避免陷入亚洲的“安全困境”。

在台湾问题上，目前确实存在危险的趋势。华盛顿的政府口头上说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却不理解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更危险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理解更为零。与此同时，北京在无法改变台湾人总体上不支持统一的态度时，也要思考如何显示对于统一步骤的耐心。

比较好的道路在于，美国停止假装其对华接触和平衡战略是为了改变中国内部的性质，而不是为了推进美国的利益。

推进美国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因素。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某个内部政府文件说，如果我们这么做，会使中国变成更自由化的政治系统。虽然依赖市场、保持开放，客观上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更加自由化，但那不是政策的目标，那取决于中国自己怎么走。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现代国家在处理政治系统方面都出现困难，没能为其体系的优越性设立榜样。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政府治理系统包含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也应是中国治理机制的目标。

3，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与美国害怕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尤其是现在，许多中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就是要公开遏制中国，一些高官已经公开讨论如何防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华为的案子更打破许多中国人原先对于美国的幻想。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答：某种程度说，中国人的担忧是有依据的。因为很明显，美国政策圈许多人确实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对“中国制造2025”的反应非常负面；美国贸易代表谈论美中经济脱钩，如何再造全球供应链。

在我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这是一种“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也就是这是一种基于巫术，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竞争、比较优势、全球化的经济学。美国人突然间开始担心在制造业领域的衰落，但其实这个进程从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比较优势，19世纪，产业在一个国家内部转移，全球化令产业在全世界范围转移。产业转移令消费者受益，但产业工人受损。美国社会并没有想出办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东亚国家调整的比较好。不管怎样，美国不必为此过于担心，现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70年最好的之一。我们却在抱怨全球化让我们失去工作，我们的经济学家也不善于解释其实情况并不坏。

4，我知道美国“铁锈地带”民众担心全球化让他们越来越穷，我的问题是，在决策圈里，是否有遏制中国，不能让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超过美国的思维？比如蓬佩奥就四处劝别的国家不要与华为做生意，否则美国就不跟他们来往，这不是一种零和思维吗？

答：是有这种心态，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战略上的理解。我觉得美国并没有遏制策略，而是一种遏制态度。你会发现，美国不能采取遏制政策和遏制战略，因为没有人支持它，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各国不希望遏制中国，因为东亚国家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与中国的合作。

蓬佩奥的那种做法会输的，那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某些行为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妥善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应当有更好的办法。这并不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所说的“巫毒经济学”。

美国政府是有不明白这一点的人，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完全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他胡说八道，比如他说他施加的关税是由中国支付，其实是美国人自己支付。

5，从这方面看，您是否觉得，美国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逼迫中国做的一些事情是真为中国好，或者真的有助于中国？

答：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连贯。我不认为应该由美国来告诉中国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告诉中国必须重写法律等事情。我们可以提出的原则是，中国需要做的基本上是它自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方案中表达的东西。我认为中国过份重视国有企业有损自己。

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增长，就需要关注生产率。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增长引擎是民营部门，而不是国有企业。

国家的繁荣不依赖于国有企业。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向外国竞争开放中国市场。当外国竞争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商业利益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中国兴起，使得外国投资者在国内的商业环境更加困难。

这是为了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外国投资者的竞争。

第二，意识形态色彩加强的影响。中国国内有人认为中国向市场过渡得太快，失去了社会主义特征，从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改革方向持抵制态度。

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就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试图单纯依靠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控制型经济，从长远来看，会给中国带来巨大问题，无法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因为补贴企业被视为不公平的竞争对手。这将意味着中国在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方面将面临巨大问题。

6，我也从包道格等其他专家那里听到类似观点。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美国干嘛这么担心呢？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致力于与中国脱钩，他们是否担心的是，中国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只会越来越强大？  

答：我没有看到任何研究表明，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打破全球供应链，使中国在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更小等，对美国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我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贸易代表是一位强有力的官僚，他没有在国会举行任何听证会便表示，他的目标是将美中经济脱钩。我认为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国会不应该容忍这种情况。国会负责我们的贸易政策，而不是政府。它们赋予总统关税权力，使总统能够谈判多边贸易协定。总统却用它来惩罚中国，这是对权力对滥用。国会却无所作为。这也是美国的政治危机--国会无法正常运转。

7，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两国在考虑务实合作的同时，把两国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差异放在一边。但现在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之争又回来了。甚至有人在谈论文明的冲突。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吗？

答：是的，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它大错特错。我没有看到美国与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冲突。我们没有看到与快速发展的印度之间的文明冲突，为何只有与中国才有文明冲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中国？中国是否试图出口其模式？没有。中国领导人是欢迎别国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但这不等于输出中国体系。中国模式对其它国家并不起作用，就像新加坡模式不能出口一样。中国定义自己的方式也助长了对真实情况的误解，有些人认为中国试图输出国家资本主义。

8，美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没那么自信，有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访问学者的签证也被拒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但两国现在都存在一些偏执多疑的现象。我们正经历一个没能很好理解我们面临的一整套问题的过渡期，没有经验妥善处理。现在所谓交流的学生都是危险间谍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会限制你自己发展专业的能力。我们的大学都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还是欢迎外国学生来美的。

9，展望未来，两国应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双方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才能以合适的方式，使两个大国能够避免新的冷战甚至热战？

答：我想东亚是能够做到积极正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东亚不可能由单一的主导力量所控制。中国不能将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这样的目标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中美需要与亚洲其它国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确的架构达成共识，以利于东亚各国。

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某种程度上克制军力发展，否则将引起日本和韩国的担忧，让它们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既有损美国利益，也保证会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还是应该将自己的国防定义为防卫性。

要避免两个大国走向冷战甚至冲突，

首先需要两国高层明智地考虑本地区的未来，他们必须有必要的背景和经验。

其次，双方要妥当地看待问题。目前美国多以竞争少以合作看待国际形势的概念是错的。否则，双方只重视军事，但军力往往不是解决办法。

第三，两国领导人要理解，两国在太平洋需要军力平衡，任何一方都不应将统治本地区作为目标。否则就会导致军备竞赛，迫使两国把资源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投入到军力发展中，其它国家也会被迫加入军备竞赛。美中双方应当好好谈西太平洋稳定的军力平衡，但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

在具体问题上，要处理好台湾问题。美国应当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对国会不理解、特朗普政府不理解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深感困扰。

目前形势很危险。北京应当对解决台湾问题保持耐心，不必急于宣示统一。台湾由什么样的领导人执政，能保持两岸形势稳定，这也很重要，否则会带来挑战。

10，您是最近在美国外交界备受瞩目的致特朗普和国会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的5位发起者之一，你们发起这封公开信的初衷是什么？你们希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今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基础。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包含着竞争的因素，但这并不排除有共同利益的合作。美国公众的讨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危险的战略对手，而忽视或淡化我们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许多领域。

毫无疑问，中国快速的经济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可能被用来威胁美国的利益。但我们不应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中之间的敌对竞争不仅会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各国的利益，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寻求一个稳定、繁荣、中美能够和平共处的印太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过分强调竞争，而对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关注太少，并不是最佳的政策途径。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为考虑双边关系的未来提供一个更健全和更具建设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