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正 观察者网
周国正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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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府情态

香港乱局，可以这样理解：特首林郑月娥最初坚持通过《逃犯引渡条例》，但后来忽然在6月15日转为搁置（近三个月后更完全撤回），在我看来可能是要避免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烧起另一火头。

其实林郑月娥对香港的泛民主派有认识，本来知道不应退让，否则只会被理解为示弱，令对方坐大；与泛民打过交道多年的人，不难具备这种认识：

香港泛民是很特异的政治人物，一般搞政治的，都知道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尤其是在彼此强弱悬殊的情况下，稍有政治智慧，都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否则就会如《韩非·亡征》所言：“国小而不处卑，力小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

1997年香港回归初期，连司徒华、李柱铭等重量级泛民都因中央对港政策的宽松而大感意外，到2003年撤回第23条立法，2012年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中央和港府都是息事宁人，一再满足对方要求，但泛民却毫不领情，只是得寸进尺。早期中英联络办事处主任姜恩柱的名言“香港是本难懂的书”，也当是就此而发的慨叹。

今天更非比从前，除了传统泛民之外更有一大批大中学生，他们一般鄙弃传统泛民，视为只尚空言，多年来一事无成的dead wood（朽木、废物），两者之所以站在同一阵线，只基于一个共同点———都是反政府、反中而已。

这些青少年大部分固然只是参与和平示威的“和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已经变成暴乱分子；他们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独立者——完全不参考学者智者的意见，完全不顾虑行动可能引致的后果，完全不肯易位思考以了解对方立场，甚至完全不理会如何与同侪协作方可成事；思考者——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充分体现了2014年占中事件时出现的名言——你不代表我。

他们名副其实是乌合之众，衣如乌鸦，以隐蔽的电子通讯方式聚众闹事，事后即作鸟兽散，他们既无组织，又无头领，无一人能代表全体，商谈、退让？不知与谁商讨、向谁退让？与虎谋皮还可以见到老虎，与魅谋皮就完全白费气力了！

今日乱局如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尚幸警队仍能不避艰难险阻，不畏恶言咒骂，仍然紧守岗位，坚定执法。

二、暴乱内因

这次香港动乱，一般认为肇因于《逃犯引渡条例》。不错，技术上而言正确，但这只是表像，不是本质，只是触媒，并非本体。就如一次大火，点起火头的可以是支火柴，但造成一片火海，本身必须另有大量的易燃物；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继续烧下去，就算这次连大火也扑灭了，以后另一支火柴、另一个烟蒂、另一次泄电，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煮食烧水，也总会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灾。

这正是今日香港的情况，《条例》先是6月搁置，继而9月撤回，但仍然野火烧不尽，此熄彼又生；因为瞬间已经扩大为“五大诉求”，特别是其中的“双普选”，涉及所谓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了；不过，这“深层次”有多深？

香港人向来是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这点举世闻名；我整个教学生涯都是与青年打交道，其中对历史、政治、国际事务，不要说认知，连稍有兴趣的也如凤毛麟角，和我们六、七十年代那种热切探求、思考、讨论大不相同，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感慨。

大学里的图书馆，除了试前几周，平日总是空无一人，看到的几乎都是馆员；每次请外来学者讲演，主办者都颇伤脑筋，场面冷落，听众三两，对主讲者如何交待？有幸终于有听者提问了，一开口多是普通话，因为那是内地来的，香港本地的学生哪里去了？这种情况绝非始自今日，十多年来已经如此，也不限于敝校，一谈起来，各校同行都相视苦笑。

我们那时代，看武侠小说是要深夜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着看的，因为会被视为无心向学的疏懒行为；现在中学老师知道学生看武侠小说，却不知有多高兴，终于碰到一个肯看书的学生了！其他的一看到文字，尤其是大篇幅的，就头疼；要跟他们做阅读理解练习，篇章一定要短，内容一定要简单，否则就会怨声载道。大、中学是社会的缩影，“沃土之民不材”，香港近几十年来的富裕，令社会早已弥漫着一种肤浅反智、讲求享受的风气。

所以，怎么一刹那之间，会忽然冒出那么多具有高昂政治意识，愿意为“民主自由”而战斗的青少年？

港中大学生10日在座谈会上围堵段崇智 图自：《文汇报》

他们之所以忽然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双普选，是由于接受了一套非常简单，也因而完全不用思考就可以深信的说辞——今日的一切困境，都是由于现时政府施政向地产利益及内地利益倾斜，港人成了牺牲品，只要实现双普选，就可以选出代表港人利益的特首，问题即会迎刃而解。

好！就算这套说辞起了“醍醐灌顶”之效，令他们一下子“惊醒”过来，却也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中的暴乱者会对另一方产生那么强烈的仇恨，极端到要发人家庭隐私，务求可以罪及妻孥！

为什么有些示威活动参与者众多，而且其中的暴乱者行为如此狂暴？我们必须了解真正的“深层次”原因：

示威者忿懑、暴乱者狂暴，其实与政治诉求、政治取向无关，只是一种情绪反应，通过种种常人做不出来，甚至无法理解的行为，把内心的焦虑、不安、挫折、忿怒发泄出来。

我的学生之中不少也是如此，念大学时好好的很“正常”，现在却大大变了样子，虽然还未至于狂暴，但忿懑的却绝不少见；他们由二十多到四十多岁都有，房子没有，也很难有，有的只是孩子；工资可以维持目前生活，每年也去度度假的，看似很middle class（中产阶级），但实际上没什么积蓄，更千万不能失业，因为一失业就一无所有，不知如何是好。

可惜的是，他们又不能不担心失业，因为职业稳定性正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这是长期困扰他们的梦魇。

他们的世界，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所认识的很不相同。那个年代，找到工作，通过试用期之后，只要勤勤恳恳就可以安稳地升职、加薪、做到退休，还有颇为不错的退休金。但今天终身雇用制已经近乎不存在了，一般只是两三年合约，到期还要按种种指标进行评核，最坏的情况是：即使你没出问题，但只要不够好，也要另谋高就。

当然，他们也可能没察觉，一般现时的大学生和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相较，不同的不仅是他们的世界，而且也包括了他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态度，不过懂得如此自省的人很少，他们只会为此而忿忿不平，你们这一代所享有的，为什么我们竟然没有？

没房子、没积蓄、没职业保障，不时还要顾虑如何通过那些评核，父母辈那种生活无从企及，退休之后那几十年更是想也不敢想，hanging by a thread（命悬一线），日积月累之下哪一个“正常人”不变得焦虑、不安、挫折、忿怒？

怒气怎样发泄？你固然可以对空大喊，但总不及弄个实实在在的bogeyman（傩鬼）出来让自己挥拳痛殴来得痛快。现成的bogeyman有二(一般合而为一)：港府+内地；这两个bogeymen，在不少香港及西方传媒笔下一片黑暗，不仅是罪恶化身，而且是一切罪恶以及自己种种困苦之源，骂起来时候最容易站在道德高地，既感到自己理直气壮，又绝少受到挑战。

在make believe（自欺欺人）之下，内地和港府便成为示威者责难谩骂，暴乱者冲撞攻击时仍然可以“心安理得”的nobel pretext（崇高借口），这样的easy target（现成目标）到哪里找？自然成为最佳选择。

已经有人指出过：内地这十多二十年来发展越来越好，但港人对内地的接受程度却越来越差，令人费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差的不是内地，而是港人自己，他们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差，不满越来越大，投射出来，对bogeymen也越来越讨厌，骂得越来越激忿。

近年来社会上的暴戾风气、旺角暴动、视内地人为“蝗虫”、谋求香港独立等等我们觉得疯狂荒诞的现象，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看不到前景，绝望感造成愤世嫉俗的心态，最极端甚至要和bogeymen“揽住一齐死”(《尚书》“予及汝皆亡”的粤语版)。那些人所做的，不是经过冷静思考，有计划按既定逻辑进行的理性行为，而是心理郁结非理性的激烈宣泄，所以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不会奏效；有人提出要建立沟通平台，展开诚恳的对话云云，更只能纯粹局限于对“话”而已。

三、外缘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相应条件的配合：

1. 乔治·奥威尔说过："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stroy people is to deny and oblitera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y"，（要摧毀一个民族，最有效的做法是，否定消泯他们自身对历史的认知）一个群体之能否凝聚为一个民族，决定于成员之间能否具有一共同历史，在其中产生彼此一体的共同归属意识，这是民族的根，消泯其历史，最有利于铲除其根本。

台湾民进党起步最早，除根务尽，从教育做起，修改教科书，让学生自幼即把台湾与中国割离；台湾自为台湾，中国则与日本、韩国、越南一样，仅为亚洲诸国之一，以示中国非我族类，此所谓去中国化。

香港的这一代中也看到类似情况，他们满口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但却极少提及民族感情、文化传统等等；上一代还会投身于保护钓鱼台运动，但如果和这一代谈保钓，他们只会瞪目结舌，不知所对；那么，他们是什么人？不少会说“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有心人早已看到这个危机，2012年要求在学校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希望藉此培养彼此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但提出后立刻遭到香港专业教育人员协会等团体大力反对，并且向家长大事宣称国民教育是洗脑教育。

其实，反对者要进行的是另一种洗脑，洗掉内地与香港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洗掉内地人、香港人彼此相连，忧戚与共的感觉；而那些自称要保护子女，免于洗脑之害的家长，却已经接受了这种洗脑，同时也很可能是要借反对bogeyman来宣泄生活压力造成的苦闷，于是人云亦云，你反我也反。港府为纾缓矛盾，不敢坚持，一退再退，最后只得以撤回告终。

这是香港版的去中国化，今天出现“香港民族党”、“香港独立”这种种反智、反常识的怪胎，可说是除根“初见成效”；从电视新闻中可见，不少示威者只有十五六岁，一脸稚气，远未至于要感受生活的压力，他们强烈的反中、反政府情绪只能由父母教师而来。

这一点中央已经有所意识了，港澳办第二次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杨光指出，那些示威者、暴乱者很多是青少年学生，而教导他们这样做的是老师。这些老师，其实不少就是前面说过的充满焦虑、不安、挫折、忿怒的人，只不过年事稍长，且往往带有家累，而且其职业习惯也比较理性，不会如青少年的肆意妄为，但看到学生替自己“伸张正义”，内心自然容易倾向同情。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下，示威者、暴乱者的供应自然源源不绝。

2. 得西方传媒大力支持。西方传媒一向对中国抱有偏见甚至敌意，这次碰上反中示威，当然如获至宝，他们遵循一个简单逻辑——凡反对中国者必属正义，凡与中国有关者必不可信。

就以示威人数来说，以往都是列出双方公布的数字，让读者听众自行判断，但这次却一反常态，即使所谓一流传媒机构，不少也只是列出主办者一方“民间人权阵线”的说法，不仅完全漠视警方的公布，甚至对《纽约时报》以AI作出的统计也视若无睹。

以七一游行为例，民阵谓55万，警方谓低于20万，AI则计算为26.5万，民阵数字夸大一倍，远不及警方的近实；至于那次所谓香港空前的近二百万人(190万)，有人以当时的道路空间作过计算，近二百万人根本连站都站不下；但这些所谓一流的传媒机构却仍然一百万、二百万说个不停(警方数字分别为20多万、30多万)。

而且，民阵数字之不可信，早有明训。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中，当时也有不少学术机构作过独立统计，结果显出民阵习惯夸大两三倍，而警方多半七、八成符合；西方传媒一向要求讯息来自reliable source（可靠信源），但在这次动乱中却连传媒基本守则都放弃了，完全置民阵这个source一贯的unreliability于不顾！

BBC中文记者李翰文6月26日在《香港游行人数统计与舆论“制高点”之争》文中对西方传媒这种取态作了很好的概括：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陈效能留意到，许多传媒在报道6月16日的游行时都偏向采用‘民阵’公布的近‘200万人游行’的数字……这个数字会被用来‘达到某些目的’……去说他们想说的事情。……翻查报导，大部分报导6月16日香港游行的国际媒体都援引‘民阵’所说的近‘200万人游行’的数字，包括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至于对示威、暴乱事件的报导更不用说，只是重复示威者口中“保卫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等口号，而对其中暴乱分子的狂野攻击、疯狂破坏轻轻带过。

英国工党前国会议员George Galloway在“Hong Kong phooey ! Would you like any hypocrisy with that?”（《香港谬论！你受得了这样的伪善吗？》）一文中指斥，在报导法国暴乱与香港暴乱时英国媒体所表现的完全是伪善与双重标准；在法国去年的“黄背心”运动中，死者三人，失眼折肢以致种种致伤者数以百计，英法相隔不过29英里，咫尺之隔的英国传媒未见怎么对暴乱者大表同情而谴责法国的警察暴力；香港远在5992英里之外，英国传媒反而立刻站在反政府分子那一边，对那仅属小儿科的警棍、催泪弹“义正辞严”，大施挞伐！这种取态其实绝不限于英国传媒，也可以见诸大部分西方媒体。

George Galloway在俄媒RT上批评英媒

香港不少媒体也不遑多让，到了近期，集中于报导所谓警察暴力、警权过大等等；不错，视频中看来有些警察很粗暴，但也要先了解被粗暴对待的那些人之前做了什么，也要了解何以警察只对这些人粗暴，而不是对其他人粗暴。

过去多年都有七一游行，警察都只是负责开路和维持秩序，从没动用警棍、催泪弹之类的，为什么这些月来却大不相同？是示威队伍和平行进之时警察忽然冲上去见人就打？抑或是有人用雨伞戮，用砖头扔，用铁栅撞，用燃烧弹攻击，警察才被逼采取行动？

香港不少记者即使不认同暴乱者的行为，也可能带有同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少也和那些家长、教师一样，自己也充满焦虑、不安、挫折、忿怒，看看那些家长、教师对示威、暴乱的取态，就可以了解这些记者何以如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少公务员、医护人员、那些平日只对如何在日本吃喝购物有兴趣的各色人等，忽然一下子都变得如此热衷于投身社会活动了。

在西媒、港媒及社会各界多方援应下，暴乱者自然声势大壮，自以为真理在我，得道多助，the end can justify the means（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然更肆无忌惮了。

3. 有外国势力在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众所周知，今日的世界大局是中美争锋，美国为保君临天下的地位，明里暗里打压中国，明的是在军事上围堵，在科技上箝制，在经济上设限。暗的是让中国后院起火，自顾不暇，在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煽风点火，东南西北四进合击，以此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造成压力；以香港弹丸之地，美国领事馆竟然派驻了几百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了；现在香港遍地烽烟，美方当然正中下怀。

不过，我们也千万要区分轻重主次，香港今日的乱局，主因仍然是之前所说的社会本身的矛盾，因为无论他人如何煽风点火，也只能燃起火头，香港本身必须有大量的易燃物，才可以造成眼前的一片火海。

4.香港闹事，除了花点时间之外，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混在千百人之中，除非你是带头最狂暴的那几十个，否则只要冲时在后，退则先走，被打、被抓、被控，特别是被法庭重判的机会不高。既可以发泄生活中的不满，又可以和朋辈同声同气，敌忾同仇之下互相认同，甚至可以作为刻板生活中的难得经验，实在“何乐而不为”！

四、何去何从

示威者、暴乱者口口声声要保卫香港，但却完全不了解什么才是最能防护香港的长城，按《韩非·亡征》实力政治(realpolitik)的思路论，在另一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好的防护是令自己成为对方眼中的明珠拱璧，多方保护，唯恐有失；用以自处者有上、中、下三策：

1.令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及全面发展上具有难以取代的作用

2.令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及全面发展上无关宏旨但互不干扰

3.令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及全面发展上变为致病隐患与瘤肿

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配合全国最大利益的前提下，香港才有可能争取到自己的最大利益，部份的利益不可能与整体的利益相反相悖，必须相辅相承；一定要把双方利益置于矛盾对立状态的话，结果肯定是小利益被压碎。纵观70年来香港的走向，三策却显然是由上而中，再由中而下。

建国前期三十年，香港是内地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是与西方联系的唯一窗口，当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一如长江之源，内地受益良多，香港也大有收获，这时香港所呈现的自然是上策。

及后内地基础渐立，脚步站稳，香港的重要性自然相对降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敎授雷鼎鸣有一个得人广为引用的说法：1997年，香港的GDP是内地的20%，到2017年，按购买力调整，已经下降到不过2%；时移世易，可以说，香港无论怎样努力取法乎上，也只能得乎其中，虽然已非不可或缺，但只要“相看两不厌”，总可以中策维持下去。

反观今日，则有些香港人不仅日日反中，而且呼英唤美，连结台湾，唯恐自己成不了反共基地，内地怎可能再视而不见？

中港之间的宪制关系和政治能量的对比，决定了一个反中者刻意忽视，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要成功争取特首普选，必须先得到内地首肯，而要内地首肯，又必须先令内地相信港人的选择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不构成威胁”，是进行特首普选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在制定基本法之时是具备的，当时香港人一般对内地没有反对抗拒的情绪，这也是基本法制定时规定可以循序渐进，最后达致特首普选的原因；今天特首普选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原因就在于这个条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既然无“序”可循，当然再也无法循“序”渐进了。

一个明白不过的逻辑是：港人的反中情绪越强，噪动的声音越大，内地对港人的信心就越低，特首普选的出现也就越迟。就如要把皮球放在墙角，最聪明的办法是自己走近墙边，用手把球轻轻放下，这样波澜不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了；反之，如果自己一定要站得远远的，又冲又跑地用力把球踢向墙壁，球只会弹离目标越来越远。

现在那些人的行动言论，会令香港越来越接近，还是越来越远离特首普选？这正应了孟子所说的最坏情况——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有人整天在说，这些年来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一年比一收紧；说得没错，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内地的香港政策，本来是金吾不禁，城门大开的；但你自行下策，不仅大吵大闹，而且开门揖盗，就等于逼使别人对你严加防范，设限盘查！

《论语》中孔子对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严辞规戒不能单凭血气之勇，冒死鲁莽行事，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小心翼翼，慎思利害，讲究策略以期成功，非如此孔子绝不予以认可。

韦伯（Max Weber）指出，从政者有两种取态，一是根据ethics of conviction（信念伦理），另一是根据ethics of responsibility（责任伦理），前者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后者则考虑对社会的利弊，关注对别人的影响，以此尽为政者之责；不问后果，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取态，韦伯切切以为不可。可悲的是，仲尼所戒，韦伯所非，正见之于今日！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各地所有人的视野，他们在考虑本身长远发展路向的时候，一定也同时考虑能否与中国的长远发展路向相适应。只有香港人，在他们视野中，香港就是整个世界，中国可以完全不出现，开口就是“七百万香港人要什么什么”、“我们要什么什么”，还以为现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不去想想内地比香港多近200倍的十四亿人要的又是什么？他们还没养成一个习惯，用“咱们”代替“我们”。

乱局之初，有“反中”学生对我说，香港现在面临严峻威胁，不得不起而反抗；我说，不错，是面临严峻威胁，不过这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香港人自己的偏蔽与无知；十多年前香港大谈加强国际化的时候，有识者已经说过，香港最需要的并不是国际化，而是知识化。知识就是德行，无知就是罪恶；示威中，那些中学生神情激愤，面容神圣，innocence（天真）与ignorance（无知）混在一起，他们正在主演香港自己的悲剧！

最希望暴火烧下去的是谁？一是死硬泛民，二是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三是西方传媒。所罗门王两母争儿的故事很有启发性，西方何尝没有群众示威暴乱，美国的黑白问题，法国的“黄背心”，昭昭在目，美英政府和西方传媒从来都只会劝喻疏导，以求双方调协，从来不会说正义在哪一方而提倡斗争到底的，为什么？因为那是自己的儿子。

“杀君马者道旁儿”，别人的儿子就不用管了，什么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只要不在本国，就完全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反效果，只在旁大声吶喊助威，鼓吹力斗下去，管你两败俱伤，民生凋弊，完全没关系！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反正没有不流血而革命成功者，为正义而牺牲，何等光荣！（你们）死就死吧！

要暴乱就暴乱，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情况近乎失控。这残局如何收拾？真不知道。惟有束手坐观其变（不是“静观”），一希望暴乱者搞来搞去最后自己也烦闷疲累起来，二希望市民忍无可忍，出现更强大的反制力量。现时一般人以黄丝（黄丝带）、蓝丝（蓝丝带）分别代表对立双方，其实并不全面，因为这样的划分只适用于在街上对立示威的两方，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人没有走上街头，但仍然对暴乱者的行为相当反感，他们固然也有很多人亲中，但其中最突出的却不在于亲中，而是反反中；现在对立双方的主体，不是反中和亲中，而是反中和反反中才对。

香港现在勉强可以做的是，下大决心，排除利益集团及环保分子的阻挠——尤其是那些环保分子，眼中只有几条中华白海豚的生态环境，而置几十万人的居住环境于不顾，简直就是孟子所说的“率兽而食人”——立刻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解决最为要害的房屋问题，但这只是远水；要救近火，要用近水，催泪水、水炮车之类，先行制暴止乱，对暴乱者坚定执法，令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游行示威当然可以，但必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攻击、破坏、堵路则绝对不予容忍。至于加强了解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也不能不大力重推；不过，最艰巨的并不是推行课程，而是如何令课程得到适切施教。

吉本（Gibbon）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History) is, indeed, little more than the register of the crimes, follies, and misfortunes of mankind.”（历史，实在只不过是人类罪行、愚昧与不幸的纪录。）

香港真的在重演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