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嫁责任与污名化：

缅甸看待中国角色的有色眼镜

亨凯

“70年的民族问题不可能3年内得以解决”，缅甸国务资政杜昂山素季在不久前的访日行程中回答日本媒体提问时，做了以上的表态。缅甸民族问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所引发的武力冲突又切切实实地严重威胁到缅甸人民的生活，因此民族问题也是一个“急迫”的问题。缅甸北方的民族问题由于地理原因，又影响到了中缅边境地区的稳定，因此它还是一个“中缅问题”。

中国自2013年设立亚洲事务特使以来正式参与到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之中。中国的斡旋曾为缅甸民族问题带来一些进展，但中国的参与也引发缅甸国内部分势力的担忧。当缅甸民族和解问题停滞不前而苦无对策之际，就有人试图将议程引向中国，通过对中国在缅甸民族和解问题中的角色进行污名化来转移压力。

中国利益的污名化

今年8月以来，果敢、德昂与若开等兄弟联盟民地武与缅甸国防军的冲突出现升级。而且，兄弟联盟首次在缅甸腹地、被称之为“国防军大本营”的彬乌伦市的国防科技大学等地发动了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19日表示，“武装袭击行动造成人员伤亡，影响缅北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然而，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负责人钦钦觉基（Khin Khin Kyaw Gyi）却于9月25日发表文章认为中方在声明中仅仅表示谴责，但未要求涉事民地武“立即停火”，别有用心。

在这篇名为“缅甸国内战争要小心避免踩坏中国利益的饭锅”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国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中缅经济走廊项目，中国需要缅甸拥有和平稳定的局势的看法是错误的。她认为，虽然在中国的推动下，缅甸国防军曾宣布在包括中缅边境地区的5个军区单方面停火。然而，若开军与国防军在若开邦的战事促使兄弟联盟发动了上述的袭击时，由于事件发生在缅甸内地远离中缅边境地区，因此中国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她进一步指出，这可能是民地武为了避免损害中国利益而将战火迁移到内地。以此将缅甸国内民族冲突的激化责任转嫁到了中国身上。

另一方面，她认为中缅经济走廊项目的推动不仅不会缓解军事行动甚至会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更多的军事行动。但因为一些民地武曾以中缅两种文字声明拥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中国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她据此断言，中国因此对缅甸民族问题将更倾向于“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而不是“冲突的全面解决”（Conflict Transformation）。

整篇文章逻辑漏洞百出，且思想前后矛盾。作者一方面鼓吹中国对缅甸民族事务影响太大，一方面当中国对民地武的袭击事件表示“坚决反对”时，又对中国的“不干涉”表示不满。作者先承认了因中国的推动下，出现了缅甸国防军宣布停火的局面，但又在没有任何根据下仅靠臆想将民地武和国防军的冲突升级责任归到了中国头上。既表示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沿线有可能爆发更多的武装冲突，但却又表示武装冲突不会影响中国利益。而文章标题为了夸大缅甸民族问题中的中国利益，甚至产生了“不应为中国利益而停战，而应该无视中国利益继续交火”的意义。

中国影响力的污名化

同样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于10月19日举办的一场名为“缅甸是否已准备好面对未来挑战”的讨论会上，缅甸德高政治研究所（Taguan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执行主任耶缪亨（Ye Myo Hein）则试图将缅甸北部的民族冲突和西部的宗教冲突归咎于中国试图扩大地区影响力的结果。虽然，由于耶缪亨在2018年8月23日发表了“缅甸政治的中国威胁论”后，德高政治研究所就曾在研究所脸书页上多次声明，此人与该研究所无关，此人言论不代表研究所的立场。

耶缪亨在会议上指出，通过中国发布的2019国防白皮书，他发现中国相对于过去，更加强调中美战略竞争、扩大地区影响力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决心。他认为，中国迈向超级大国（Super Power）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但缅甸有可能会因此被笼罩在中国的“权威阴影”之下。

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缅甸的“权力拉力”（原话为“”，他并未解释该词的具体含义）从南方转向了北方，并在云南和掸邦接壤处以及孟加拉国和若开邦接壤处产生了“次区域动力”（原话为“sub-regional dynamic”，他也并未解释该词的具体含义），使缅甸的政治游戏（原话为Game）产生了转移。他忧心忡忡地指出，缅甸目前不仅没有能力在“游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甚至无法掌控“游戏”的转移——即“游戏”的掌控权落到中国手中。

相对于钦钦觉基的文章，耶缪亨的演讲只是卖弄般的使用了几个“专业术语”，但既没有提供任何的论证和逻辑推理，仅仅抛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中国威胁论的“结论”。而与钦钦觉基类似的是，他不仅希望将缅甸北部的民族问题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甚至有意将西部若开邦问题的责任也由中国来承担。可见在缅甸政论界，将所有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归咎到中国身上已经是一种常用的责任转嫁的手法。

中国经验的污名化

与以上两个言论相辉映的另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通过发展获取和平：中国在缅甸实验”则是由美国Stimson Center的著名缅甸问题专家孙韵于10月15日在缅甸英文杂志Frontier Myanmar发表。作者在开篇就指出“由于缅甸北部的矛盾和军事胶着给予了中国进行一次大胆的实验，而内比都对此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

孙韵所指的一次大胆的实验是指，中国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缅甸民族地区矛盾的方针。作者首先强调中国是注重发展与稳定胜过于公平和公正的国家。然后指出，缅甸和平进程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果，是由于相关各方缺乏信任，并且由这些缺乏信任的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和平工作。因此，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加深各民族地区间的利益纽带，降低民地武发动战争的意愿，自下而上地推动和平进程成为一个待选的路径。

但是，作者又对此提出疑惑，认为中国本身并未能提供证明“发展促和平”的成功案例。相反，她认为，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有助于提高民地武的实力，增加了民地武在和谈问题上与缅甸中央（国防军）谈判的筹码。

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孙韵行文逻辑清晰，虽然其结论与笔者相左，但不妨碍学界的探讨。但其文章在开篇时批评中国侧重于“发展和稳定”和忽略“公平与公正”，将中国的政策定义为“实验”，并“提醒”“内比都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写法引导读者对其提出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可能助长民地武”的问题理解为中国的“阴谋”。这种写作风格明显违反了学术写作规范，突显了作者污名化中国的用意。

缅甸需要调整思维

如果说孙韵的文章由于是英文写就，其传播范围依然集中在缅甸精英阶层，那么上述两位的言论由于是缅语表达，因此受众范围更加广阔。逻辑链条的缺失、论证的不足、专业名词的滥用，不仅没有降低该文章或观点的流传，相反跳过了繁琐的推理过程而提出骇人的观点反而更有助于普通大众的阅读和接受。然而这样一味地“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将所有国内矛盾根源转嫁到国外，而不思如何解决矛盾的“智库”，是否真的对缅甸政治进程有所帮助，是不言而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