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日记|疫情爆发后才发现，湖北官员平均水平比西方领导人还高

编辑：观察者网文章类型：观点时评发布于2020-04-22 12:32:19 共1653人阅读

文章导读巴黎日记|疫情爆发后才发现，湖北官员平均水平比西方领导人还高

宋鲁郑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晴

随着5月11日的日益临近，对是否解封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仍然会继续封城。在华人看来，轻症、无症状、密切接触者都不检测、不收治、不隔离、不追踪的法国，一旦解封，第二波就立即爆发。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写日记的策略也决定调整一下：以慢对慢，每周也休息一两天，打持久战吧。

写完致作家方方的两封公开信后，我就决定不再谈《武汉日记》，但仍然有不少网友来信质疑我为什么从不批评日记本身，难道就没有错误吗？《武汉日记》当然有错误，而且从我的专业角度看还是很大的错误。

比如方方在日记中写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但她仍认为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方方将此归结于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三大原因。

当然，等到欧美爆发疫情后，大家才知道，湖北官员的水平竟然比欧美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数还要高：他们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的前提下，竟然连检测试剂都没准备好，医疗物资全面短缺。瑞典干脆放弃检测，英国搞出群体免疫，法国数千万人要投票的选举照旧、足球照踢，意大利官员为了证明病毒不可怕，相约一起去酒吧聚餐！

从强迫不能戴口罩，戴就要罚款，再到两个月后强制戴口罩，不戴就罚款，面对严峻的疫情，欧美官员想的更多是民主、自由等政治正确，迟迟无法采纳被证明有效的封城措施和手机定位功能。特朗普总统竟然宣称这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四月天一热就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如此荒唐的应对能力，竟无一人被问责。这令湖北广大被受处分的官员情何以堪？

2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言，称新冠疫情被夸大；如今，美国新冠确诊人数已超75万，为世界之最

应该说这个错误只是《武汉日记》作者的无心之过，只是隔行如隔山，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还是谨言为妙。

且不说这次西方官员在疫情上的表现，长期以来，东西方的政治学界公认中国官僚体系的能力是非常高的，这大概也是各方对中国政治制度唯一没有分歧的学术共识。美国政治学者福山都把中国官僚体系水平太高当作中国模式不能被他国复制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

很有意思的是，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也这样点评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其原话如下：

“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集权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

其理由依然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

那么为什么中国官员的能力要高于西方呢？中国学者钱穆曾对比西方和中国人才产生的不同：“一从众，一从贤”。西方是靠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谁票多谁就获得权力，这是西方可以产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冲动）的原因；中国的标准则是一个人的贤能。

简而言之，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

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

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1％；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今天中国人才选拔公开的规则包括：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反观西方，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

西方基本是从二战后开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选，美国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则是到了七十年代妇女才有投票权。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影响选举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

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主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如果看看法国第五共和以来的总统，也是日益平庸：

密特朗上台后搞国有化。

希拉克改革遇挫后就当起什么也不干的老好人。

个性张扬、冲动、随便、花边新闻不断的萨科奇则完全不像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家领导者——他曾在记者云集的展览馆中公然以粗话辱骂一位拒绝与其握手的农民；一上台就先把自己的工资上涨140%；其因成绩差复读过、正在上大学年仅23岁的儿子，曾因学法律还拒不理睬保险公司对一场车祸的索赔而被告上法庭，竟被任命为巴黎也是欧洲最大商业中心的负责人；甚至选举年，他还敢派总统专机把在他国生病的孩子接回。

到了现在的奥朗德总统，连中国的自由派学者都看不下去了。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先生在2012年瑞信年会演讲中，把法国选出奥朗德称为政治闹剧，说他实在是傻得可爱，在国际舞台上都不会表现。那时，美国《商业周刊》已经称法国为“欧洲病夫”。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级别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

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谨慎。

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当然民主之所以优于皇权时代，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但和今天中国的“改革后体制”相比，则要逊色的多：中国不仅发挥了过去体制选拔人才的优势，还借鉴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

政治体制不同的逻辑自然导致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深陷危机而中国“改革后体制”一枝独秀。

西方难以选出优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还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既然这样，何必还要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更何况过去他们是这样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由于可以更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选出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权专制时代昏君长期执政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制度表现要优于专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西方社会个人选择的多样性、选举的高成本以及选举过程日益丑陋，都是西方难以产生优秀政治人物的一个原因。

西方一流人才往往进入收入更高的商界。这也很正常，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哪有资源哪就有人才。柯文哲201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就开始在社会招聘副市长，来了就问对方现在职业是什么、收入多少，一问就马上让对方走了——远远高于副市长的薪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根本就不要工资的原因，特朗普还说白宫是他住过的最寒酸的地方。

当然，这些商界人士成功了再从政，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布隆伯格当了三届长达十二年的市长，虽然工资不要，但家族资产暴涨。特朗普一当选，他的地产项目在全球纷纷绿灯，遍地开花，甚至他在中国申请的专利也迅速被批复。

至于选举的丑陋，则把一些有志于政治的人才吓阻了。比如公众心目中的施瓦辛格原本是一个高大、正直的硬汉形象，他幽默诙谐，而且有责任心，是一位好丈夫、4个孩子的好父亲。然而自从施瓦辛格宣布加入州长竞选以后，关于他的丑闻就不断地见诸报端：玩弄女性、对女记者动手动脚、与女明星绯闻不断等等……

再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的丑陋和闹剧（都到了少儿不宜的程度）、2012年法国最具声望的政治人物卡恩在纽约发生令国家蒙羞、自己也身败名裂的离奇强奸案、2016年法国前总理菲永在选举领先时，他几十年前的"空薪门"（老婆和孩子非法以议员助理身份领空薪）横空出世……相关事例可谓数不胜数。

所以这些原因导致三流的人才或者外行非专业人士占据了西方政治舞台——大家不要以为我使用“三流”一词是对西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特朗普就称佩洛西为“无用的三流政客”，这也是西方应对疫情如此糟糕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能力多么差，我就举一个例子：它连感染和死亡人数都统计不出来，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发布！福山承认疫情应对混乱是这些三流政治人物造成的，但不认为是制度造成的。但这些人能统治西方，就是制度运行的结果啊。看来福山是要严守自己的底线：可以承认中国模式成功，可以承认西方的问题，但不能承认中国制度可以复制（就是普世性），不能承认西方制度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