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凯

美国驻缅甸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西布利于7月18日发表的“南海问题如何影响缅甸”一文标识着美国欲将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引入到缅甸的舆论场中。缅甸自独立以来就建立了不结盟、中立的外交原则。但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影响着缅甸的舆论走向，特别是对华的认知。而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这种舆论导向表现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具体化。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即对位于克伦邦的水沟谷项目的炒作。

克伦邦的水沟谷，不论是对缅甸人还是在国际上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然而，从去年以来，随着由四位“西方专家”所撰写的三篇文章，使水沟谷这个小地方，频频出现在缅甸媒体的报道之中，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从报道中得知，水沟谷项目确实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项目，有可能涉嫌违法，然而“西方专家”们在描述该项目时，却刻意强调其“中国性”，试图将“违法”和“中国”牵扯在一起，将投资项目和“对缅甸主权的侵蚀”挂钩，并将其渲染为“一带一路”的“阴谋”。这些报道直接引发了缅甸社会对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的误会。

打下错误的认识基调

首先是去年的3月2日，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瑞典籍记者Bertil Lintner的一篇名为“在缅甸偏远之地神秘出现的一座中国城”的文章被翻译成缅文在媒体上广泛流传。这篇文章指出，在克伦邦由克伦边防部队管控的偏远小市“水沟谷”的地上出现了一座极具中国文化特征且主营博彩业的“中国城”，他在没有具体的资料下，主观估计该项目面积达到2000英亩，投资额在15亿美元左右，且认为如此庞大的项目不可能是私营企业能够承担的，因此判断投资该项目的企业Jilin Yatai Group是中国国营企业，并暗示这个项目很可能是未经缅甸投资委员会批准的非法项目。随后，他又继续猜测，这个庞大的“中国城”项目，极有可能是某些中国商人为了将中国国内的资产转移海外的措施，但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这有可能是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经济走廊的重要桥头堡的阴谋论。

实际上，只要理性细心地分析，即可发现，Bertil Lintner通篇文章所掌握的证据，仅仅是在水沟谷确实有这么一个建设项目，而他关于该建设项目的投资方、项目的规模、项目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其他的论断都是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下的主观猜测。而且，这些猜测也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如，他基于对项目规模的猜测，在没有对该Jilin Yatai Group进行任何调查且未掌握任何资料证据下，对这家公司和这个项目做出中国国营企业、不良商人的资产转移、未经缅甸投资委批示的非法项目和“一带一路”的桥头堡等自相矛盾的错误判断。如果该公司是中国国营企业，那么不良商人的资产转移一说就无法成立，且如果是非法项目，怎么有可能同时又是中缅两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更遑论是所谓的“桥头堡”？

Bertil Lintner自1980年代以来就专注于缅甸问题，写下了多篇极具深度的文章，从而在缅甸和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因此，当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上述许多没有任何实证支撑的阴谋论时，立即在缅甸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缅甸媒体开始跟进水沟谷问题，但大多数媒体记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再对公司和项目的本质进行考察，而只是做了一些“到此一游”的文章，未能给社会提供一个详尽的报道。于是Bertil Lintner个人的猜测，成为缅甸社会对水沟谷的认识基调。

为美国介入寻找理由

随着美国的疫情失控、以及即将来临的选举，促使美国对华的“敌意”不断增加，美国对华的舆论攻击也持续加码。在缅甸的舆论场上，关于水沟谷的“阴谋”再次被放大。这一次是，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缅甸项目负责人Jason Tower与美国驻缅大使馆前临时代办（1999-2002）Priscilla A. Clapp两人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年5月7日被翻译成缅文发表在缅文媒体之上。美国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是美国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它既承担国际问题研究的工作，同时也会资助世界各国的智库和媒体进行研究和报道。缅甸的绝大多数媒体和智库或多或少都有受到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资助。

在这篇名为“中国犯罪组织与缅甸武装组织的合作”的文章中，两位作者进一步放大了Bertil Lintner所“赋予”水沟谷的“中国色彩”并强调了该项目对缅甸主权及社会的危害。与Bertil Lintner相比，两位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向广大读者揭示了包括水沟谷在内的三个同类具争议性项目，即水沟谷、塞西港和环亚项目。

文章指出，这三个项目涉及复杂的各方势力，缅方包括国防军、克伦族同盟、克伦边防军等，而所谓的“中方”则被两位作者定性为“中国犯罪组织”。此外，两位作者都试图在讨论这三个项目时从各个角度来与中国和“一带一路”挂钩，将这三个项目的危害夸大，并有意引导民众将这三个项目等同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项目。

例如，文中虽然有简单介绍中国与柬埔寨联手打击在柬埔寨的同类项目，但又刻意渲染该同类项目在柬埔寨所造成的危害，并暗示这些“危害”正是“中国项目”背后的阴谋。文章虽然承认了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柬埔寨政府成功打击了非法赌博团队，但又自相矛盾地说中国在打击非法团体上存在“缺位”，并将这所谓的“缺位”解读为中国刻意破坏缅甸的经济和银行体系，并在缅甸全国布局中国犯罪团体网络以达到控制缅甸-印度洋的“阴谋”。甚至将中国对当地的抗疫援助都曲解为别有用心。

两位作者之所以写出以上的歪曲言论，其目的在文中也有所表示。两位作者认为，以上这些项目并非只是地区内的争议，而是对“美国利益造成挑战”。而对中国在打击犯罪团伙上的“成功”和“缺位”的矛盾论述后，又强调“缅甸在没有美国和其同盟的帮助下，是不可能抵挡这些风险的”。总而言之，两位作者由于将这些争议性项目误判为“中国项目”，于是出于战略竞争的心理，试图通过放大这些争议项目的危害，以达到离间中缅关系并为自己提供介入理由的目的。

身份政治的陷阱

6月25日，另一位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美国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研究员孙韵在缅甸的英语媒体发表了名为“检视克钦邦‘中国私人投资’的神话”的文章，继续探讨克伦邦的争议性项目与中国的关系。文章首先从项目所有人的公民身份、公司的注册地点、资金的来源等指出了此前西方学者将项目等同于“中国项目“的共同误区，但在文章最后依然试图将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

作者在文中表示，三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分别是柬埔寨国籍、泰国国籍和澳门公民身份。而公司注册地都在香港。由于国籍与一国两制的制度下，上述投资人和公司都不在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之内。而这三家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菲律宾、柬埔寨和泰国。而所谓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与中国国营企业和一些机构的关系，皆是上述公司的冒用和误导而已。即三家公司与中国任何的国营企业和机构都无实质性的关系。作者甚至表示，三个公司的投资人仅有一人曾参与过非法团体，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如今尚在非法团体中。借此也破解了此前一直将三个公司都归为犯罪团伙的指责。

然而，作者在交代了以上的事实后，笔锋一转，再次将这三个争议性项目与中国挂钩，试图指出“中国的责任“。正如上述三位专家一般，为了既要表示出自己对中国的同情和公正，同时又要就此事指责中国，作者的文字也因此而开始出现自相矛盾和逻辑悖论。作者先是承认东南亚地区的赌博行业因为主要面对的是中国客户，因此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也介绍了中国在联合东南亚国家打击这些赌博企业的意愿和困难，如与柬埔寨顺利合作打击了非法赌博团体，但菲律宾拒绝与中国合作的事实。但依然试图指责中国在反对这些不法行为上的“缺席”。此外，作者虽然认为将上述企业错误归类为“中国私营企业”无助于解决问题，但依然没有能避开身份政治的陷阱，而有意无意地将矛头从“中国”指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华人”。

恶性竞争与“文明的冲突”

从以上的梳理可发现，四位西方专家的三篇文章，表现出了西方舆论攻势的三个阶段：首先，仅凭一个争议性投资项目，就将其渲染为具有某种主权威胁的“中国城”项目；其次，是将探讨的范围从一个项目扩张到三个项目，进一步渲染项目的“中国性”和该项目对主权的危害，且强调必须由美国介入；在这两个阶段中，指称这些争议性项目时刻意含糊使用“中国政府项目”或“中国私营项目”来指代；最后阶段，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材料，又将矛头从“中国人”转向所有的“海外华人”。

同时这三篇文章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在未掌握证据或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后，依然试图扭曲事实时的自相矛盾。即在无法证明争议性项目是中国企业或是已证明为非中国企业后，依然试图将项目归为中国项目的悖论；作者自己证明了中国政府在联合相关国家成功打击了境外非法赌博团体后，还是试图指责中国政府在打击该类团体的“缺位”；在自己解释了中国对上述争议性企业和项目没有管辖权后，又试图责怪中国对这些企业和项目的管治不力。

虽然可以理解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而向中国发起的各种舆论攻击，而且对于违反社会价值的经济项目的讨论也具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水沟谷争议的背后却有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即通过将一个企业和项目身份化，从而在美国之外的两个国家引发身份政治的争端，使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产生猜忌、担忧和裂痕，最终使美国在国际竞争的格局中收获渔翁之利。二战以来，在世界各地纷纷诞生的民族国家，旨在保护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利益和生存发展。虽然民族国家在互动发展的过程之中难以避免产生程度不一的竞争局面，但这些竞争都不应破坏国际社会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边界。为了一国之利，刻意在国际社会引发“文明的冲突”的恶性竞争，在现代国际政治文明中，都不应提倡和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