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社

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视频会晤，令国际舆论的瞩目。在新冠病毒肆虐和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的大背景下，这次会晤非常重要，意涵深刻。事实上，从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以来，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变化就开始令人堪忧，中国日渐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华复杂的心态也愈加明显，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阻止关系下行？如何避免危险的误判和冲突？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即将到来，回看今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如何进行总结？又应该如何展望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带着这些问题，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请他细致地总结了一下拜登上台近一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以下为专访全文：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此前曾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2009-2014）、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2015-2018）。2010年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近期研究成果有专着《世界趋势2050》。

中评社记者：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元首的第一次“面对面”会晤对目前的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意义？

王鸿刚：中美之间战略沟通渠道的逐步重建，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阶段性新特征。11月刚刚进行的中美元首视频通话，是中美重建战略沟通的标志性事件。重建战略沟通，符合双方利益，因而双方在此问题上是相向而行的。按我个人理解，这次视频对话，无论从对话的时间，对话的形式、对话的内容，以及为对话所做的各层面铺垫而言，都是精心设计和准备的。总体感觉是是氛围达到了双方预期，也起到了规划方向、引导预期、推进合作的目的，同时也被放到了两国各自国内政治议程的恰当位置。

从双方此前的沟通看，准备是充分的。此次对话之前，中美双方外交层面已经进行了多次沟通、铺垫和准备。从安克雷奇对话到天津对话，再到苏黎世对话，以及双方高级官员在多边层面的会晤和其他音视频通话等，双方的各自立场逐步表述明确，重大关切也都提出来了，部分特别严重的障碍也得到了解决，比如孟晚舟事件；在对话之前和之后，双方也有意识地加强了氛围铺垫和舆论引导。可以说，此次元首视频对话，是对此前中美沟通成果的一个确认升华，也是对其中重要核心问题的再次强调，更是对两国关系总体未来发展方向的全盘谋划。

从美方的战略谋划看，这次对话也可以被视为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最鲜明特征，就是既要坚持竞争，又怕竞争失控，还想中国帮忙。为了扩大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底气，在此次对话之前，拜登政府在内外两条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从美英澳三方合作到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从五眼联盟到七国集团的一系列联络，现在都已经搞出点名堂了；在内，折腾了许久的基建法案也终于签署了，这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和竞争力的一个利好事件。因此美方觉得可以立足比较有利的竞争态势，探讨与中国的冲突预防和精准合作了。

从中方的战略谋划看，构建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第二个百年开局阶段谋建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的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中全会顺利召开、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发布的同时举行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其意涵也是相当深远的。

中评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三点原则”，对此您如何解读？这是否可以看做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指南？

王鸿刚：这次元首视频会晤，毫无疑问是2021年两国关系中的最重大事件，也将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将是新时代新阶段重新规划中美关系新框架和路线图的开始。

维持了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旧框架已经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里集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都加速遭到削弱。经贸领域尽管没有脱钩，但经济相互依赖从压舱石部分地转变成为不安全感的来源，世界各国普遍都更加担心产业安全和产业链安全，中美之间的精准脱钩已经在事实上发生；两国交往的民间基础和两国战略界的政治互信，也由于种种原因而严重削弱了。旧鞋子已经不合脚了，中美之间必须谋划建立新的框架。习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点原则”，就是中美未来如何相处的中国方案。

其中，“相互尊重”是前提。两国既然都是大国，谁也改变不了谁，必须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必须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必须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最基本要求。也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中美两国才能坐下来好好谈其他的事，否则难免一见面就吵架。

“和平共处”是底线。这是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中的“不冲突不对抗”引申出来的，也是新中国几十年来的一贯外交主张。对中美关系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有很多”灰犀牛”式的安全风险就摆在那里，不管控肯定出事。

“合作共赢”是目标。原来中方曾说过太平洋足够宽广，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现在的提法演变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反映出中美两国合作空间的广阔性。要对两国关心的新框架进行谋划，不能止于确认现状，更重要的是要把两国关系往积极的方向引领塑造。因此，合作共赢的目标设定，理应成为新时期新阶段中美关系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评社记者：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重要性、反对打“新冷战”等达成重要原则共识，您认为，这向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何意义？

王鸿刚：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不积极的因素很多，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担忧也很多。这其中的头号关切，就是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两国关系会将世界引向何方。中美关系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向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的。它不仅涉及到各国是否将面临选边站队，而且还涉及到几乎所有重大全球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中美两国陷入“新冷战”甚至爆发冲突和热战，那么整个世界绝对就乱套了。

“新冷战”不得人心。对中美两国而言，谁要是摆开打“新冷战”的架势，必然遭到国际社会集体反对。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不打“新冷战”。中方当然是更加坚定地反对“新冷战”，因为我们相信，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到深度联系、休戚与共的这个阶段，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才能保证各自发展和共同发展。即便美方仍然坚持要同中国展开“直截了当的竞争”，但相较于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共同向世界表明，中美关系不会重复以前美苏全面战略对抗，是给世界和平稳定注入的强大正能量，对热爱和平的国家和那些面临选边站压力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定心丸。

当然也要看到，在美国，想对华打“新冷战”的人还是有的，人数不算少，能量还不小。过去几年来美国对华的全政府打压举措，甚至包括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的这些举措，恐怕也一定程度上从对苏冷战中汲取了不少“灵感”。未来，美方到底会怎么做，我们还需要审慎观察。

中评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会晤中，明确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您如何看待这段涉台表述？您认为，此番阐述对台海局势的稳定有何重要意义？

王鸿刚：按我理解，通报稿中习主席的涉台论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出原因，以正视听。针对美方一些人所说的是中方所谓“咄咄逼人”的行动造成了台海局势紧张，我们必须做出批驳，是台湾当局“倚美谋独”和美方一些人“以台制华”，才造成了当前台海局势的高度紧张。二是指出风险，严正警告。针对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的最大风险，我们不能将其视为黑天鹅，而是要将其视为灰犀牛，不能视而不见，一旦台海有事，整个地区都要地动山摇。谁敢在此挑事，玩火者必自焚。三是阐明中方立场和政策目标。明确对美方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强调中美竞争要有“护栏”，而这才是真正的“护栏”。缺了这个护栏，其他什么护栏都没用。中方不会放弃和平统一的耐心和诚意，但也绝不会放弃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

中方的这段涉台表述，是在美国对华存在严重误判、中美地缘紧张显着升级、岛内政治生态深刻变化、国际社会高度忧虑台海局势的背景下，中方对拜登政府、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的重要战略宣示，是对美方错误行径的严重警告和台湾当局的重要震慑，既强调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也体现出中方为维护全球和平、地区安全和中美关系稳定而展现出的负责任态度。中方反覆向美方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是想表明：如果美方继续打 “台湾牌”，持续操弄“新两面手法”甚至是“新模糊政策”，那么美方想要谋求的“竞争管控”就不会成功，台海局势很可能成为美国新的战略负担，美国可能在对外战略方面再次犯下重大战略错误。

未来一段时期，鉴于台海局势的地缘重要性和高度复杂性，基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岛内政治的复杂纠葛，未来围绕台海局势的博弈很可能是一个包括战略宣示、外交沟通、军事威慑、经济关系重塑、危机管控等多种手段在内的系统博弈过程，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磨合恐怕仍将持续下去。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短期内中美经贸合作方面是否会传来一些好消息？

王鸿刚：我的总体感觉是，经贸谈判会很快启动，但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在此次元首视频会晤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沟通，双方都释放了一些信号，也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比如美方的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再挂钩”的提法，耶伦同中国探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这说明，就像过去的战略与经济对话那样，两国加强经贸层面的沟通，是必须的，对双方而言都极为重要。

而且，双方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美方经济形势现在到了比较关键的阶段，有些问题更需要通过沟通对话加以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中美也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确保全球经济环境的稳定。这次元首会晤之后，相信经贸团队会建立更加密切的沟通渠道，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下阶段经贸谈判的重点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各自立场等问题上对标对表，并在有共识的领域加快推出成果，形成正面引导效应。

不过，同时也要有这样的预期，即这种经贸领域的重新磨合不太可能一帆风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受到两国国内经济形势、商品价格等因素影响，疫情冲击更是一个不可抗力，美方如果寻求在要求中方完全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上谈判削减关税问题，这种对话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从以往民主党政府在经贸政策上的一贯风格来看，以及拜登政府提出以劳工阶层或中产阶层为重要的贸易政策这个政策基调看，美方如果打着所谓人权、环保、产业链安全、国家安全例外等隐性歧视措施，对中国输美商品和对美投资以及中国在美商业活动采取排他性措施，那么双方的分歧也将很难化解。如果美方对自身国内的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对中方和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呼吁没有必要的回应，这种谈判氛围也将受到影响。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解读每次中美高层对话，美方都一定要强调“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王鸿刚：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是拜登政府的口头禅。为什么拜登政府这么在意强调这一点，原因我觉得有如下几点：一是霸权主义思维在作怪。拜登政府看起来比特朗普政府更文绉绉一些，更强调多边、更强调规则、更强调稳定、也不排斥合作。但本质上，拜登政府的战略思维的起点和终点也仍然是维护美国霸权。这一点就不多讲了。

二是对自身实力没自信了。最近几年，不仅是我们在讲东升西降，其他国家虽然没有这样明确概括的说法，但明眼人都看出来美国有问题，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中国的影响力在拓展。特别是经过特朗普过去四年的折腾，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国际信誉碎了一地。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对自身的实力地位是有担心的，必须要重振美国的地位和信誉，越是不行，越怕别人看破说破。因此，反复强调，美国是有实力的，美国在同对手打交道的实力基础是在的。特别是拜登还是个弱势政府，更怕别人说它不行，基于实力的提法就说的更频繁了。

三是潜台词是重心在国内。基于实力同中国打交道，这话也是讲给国内听的。目的是提醒共和党对手和国内民众，支持民主党提出的各项改革议程，尽快修复美国国内自身的问题，才能避免被对手超越。

中评社记者：日前，中美双方发表了第二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宣言，令世界惊喜。您认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可以优先从哪些方面展开务实合作？

王鸿刚：中美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领域更是广泛的。中方拿出了合作的诚意，只要美方也拿出诚意，中美合作前景广阔。过去几十年，中美之间之所以能顺畅合作，这种合作之所以能对中美稳定和世界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在于双方的超大分量和两国之间的巨大互补性。如今，美方即便坚持竞争，也根本无法忽视这种合作的巨大潜力，离不开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如果美方转变观念，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更加拓展了。关键就在于美方怎么看。只要正确看待，中国国内发展空间的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对美国寻求合作助力而言，其实是重要机遇，习主席在与拜登的视频通话中明确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鲜明标识，中国通过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中国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打造更可预期、更加友善的营商环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提供了更大市场，创造了更多机遇。

未来的合作仍然可以从三个层次看，包括双边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包括经济、能源、军事、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等诸多领域，这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更在两国元首通话中予以确认，特别是在经贸、能源、气变和公共卫生领域。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元首视频对话后，两国的相关部门会迅速采取行动，并力争见到效果。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的是，中美在搞好双边合作的基础上，未来合作的重点，应更多聚焦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尤其是那些事关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长远未来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上，比如说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全球性大国，都具有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关切。这方面，双方战略层都应该多做一些深入思考。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作用？

王鸿刚：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利益深度交错的两个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战略文化的超大规模国家的高度复杂关系。其本质特点，就是复杂性。如此复杂、又如此重要的战略关系，对其加强管理，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固然不可或缺，但自上而下地指明方向、规划框架、引领预期、确保在轨，其实更加重要，这就是元首外交的重要性所在。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是充分认识到的。也是中美交往的长期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

大家可以回想过去50年来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持续稳定和深化合作的历史过程，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论哲学开始，到邓小平在对美建交与国内改革开放的深远运筹，再到“后冷战时代”两国元首的深度互动，以及“9·11”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节点上两国元首的及时互动，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每一阶段发展中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双方致力于保持关系稳定的战略界和外事工作人员，也有意识地致力于通过元首外交发挥这种战略定向和引领作用。

拜登上台后，习主席与拜登的在2月和9月的两次通话，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在“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发挥重要作用。在我看来，阶段性的元首会晤、机制性的高层对话、常态性的工作层沟通，广泛性的社会交往以及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应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稳定的四梁八柱。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当下美国正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发生着深刻变化，“仇中”、“抗中”似乎成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您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对华做出的承诺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

王鸿刚：可以从客观现实和历史对比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放宽留学生签证限制、对等放宽部分记者签证限制等比较容易做的具体事情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会是比较稳固的关系改善行为，美方的承诺应该不会轻易逆转。在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拉帮结派反对中国、无意与中国冲突等方面，我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因为这些方面是从“竞争”这个美国基本对华定位必然延伸出来的，要在这些方面不做什么，对美方而言乃是极大的克制和巨大的转变，需要我们保持头脑冷静。

特别是，我们还需要在历史对比中看待拜登在这次会晤中做出的承诺。回顾过去10多年，奥巴马、特朗普两位美国总统，均在执政首年的2009年和2017年年底（也都是11月）实现了访华，这两次访华均标志着美国政府换届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实现了变中谋稳，稳中有进。但通常转过年，就到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周期。白宫的执政者推行的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内外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政治议程展开，并同时受到战略通盘考虑、对华认知变化等因素的推动。因此，奥巴马执政第二年的2010年，美国就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强化地缘布局，引发中美战略互信的严重下降和地缘摩擦升级；特朗普访华之后的2018年，很快就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并在2018年10月由副总统彭斯在哈德孙研究所高调发表反华演讲，启动对华全方位极限遏压。

如今，拜登执政也面临着国内问题成堆、两党恶斗不止、党内分歧凸显、公众支持下降等挑战。11月中美视频对话后，转到明年，在国内政治氛围演进背景下，拜登政府如何统筹国内政治与对华战略，是不是会陷入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交往怪圈，是值得关注的。美国所做出的对华承诺可否兑现、多大程度上兑现，以及是否会有折腾反覆和新出现的问题，也要放在这个历史比较和当前背景中去看。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1年《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记者：郭至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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