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三十年前的1992年，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充满前瞻性的论断，为接下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到如今也早已耳熟能详。

2022年，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后，世界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中国再次来到了重大历史关头。重新回顾30年前的那场南方谈话，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邓小平同志翻译的张维为教授，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南巡，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中新社发 唐军 摄

观察者网：邓小平南巡的时间是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间点，在内部有对改革的不同争议，在外部有苏联解体的大环境。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南巡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哪些潜在的危机？为什么小平同志选择在此时南巡？

张维为：当时的外部环境确实异常严峻，1990年东欧发生一系列剧变，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名声鹊起，他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似乎得到了印证。

在内部，也有悲观情绪蔓延，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许多高级干部走向腐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不少人惊慌失措，认为再改革开放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结果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中国发展速度下滑。

但此时的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以及令人叹服的远见。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四个月，也就是1991年8月20日，他就指出：世界正在发生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邓小平显然在危机中看到了机遇，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看不到。我想他心里着急，他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他深知什么叫战机，什么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苏联解体之后才20来天，他就开始了南方视察，他有话要说，一路呼吁要坚持社会主义，要更大规模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更为勇敢地拥抱市场经济，要更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

邓小平大概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近一年，1949年之后又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随之而来的迅速崛起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担当和勇气。中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全民医保，虽然水平还参差不齐，但美国都做不到；中国还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30年前，世界普遍看衰社会主义制度，今天不一样了，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当然，中国越成功，西方攻击的越厉害，但背后是他们的无奈。

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达武汉（资料图）

观察者网：在您和小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观点？

张维为：他对开放政策的论述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80年代中期，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见到邓小平，都向他请教怎么和西方打交道，怎么对待全球化，他总是说四个字——“趋利避害”。

我们只要环顾一下世界，许多国家也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很少。他们开放了，但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甚至国家和百姓的财富都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

但中国情况不一样，她有完全独立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国防体系、科研体系，她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她有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等伟大的社会革命，所以邓小平坚信中国有能力在开放中趋利避害，汲取外部世界的长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决不能被外资控制，而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外部资源来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深具信心，1989年11月他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今天中国的崛起完全印证了邓小平的这个判断，现在是美国资本主义开始害怕了。

观察者网：其实直到今天，还会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包括海外一些唱衰中国的言论，也会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则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纯粹，隔段时间就会质疑中国打压民营经济。站在今天的改革潮头，我们该如何理顺“姓资姓社”的问题？

张维为：我一直认为，西方很多人喜欢乱贴标签，张冠李戴，很多观点不值一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就像把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称为“美式社会主义”一样滑稽。美国政府现在对经济的干预，恐怕令世界上最相信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感到瞠目结舌。中国社会主义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绝大多数人从国家发展进程中受益，三是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三点中的每一点都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独特的“混合经济”模式，虽然它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它已经带来了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同时发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是这个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我们今天享有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应用，远远领先美国，背后就是中国模式的优势。美国的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建设大农村的通讯基站，这种投资可能长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国国企承担了把通讯基站网络建设到所有村庄的使命，这也是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还投资建设了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工程等等，而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

1月19日下午，邓小平在皇岗口岸深情眺望香港（人民网）

观察者网：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当年邓小平的期待一致吗？

张维为：应该说，我们取得的成就高于邓小平当年的预期。我记得1985年9月18日他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罗林斯说他在中国访问了几天，看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积极的变化。邓小平说，你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小变化，他接着用“小变化，中变化，大变化”三个词概括了他眼中的中国今天和未来。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邓小平提出的这些目标都提前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发达板块，人口4亿多，超过美国的人口，已经实现了“大变化”。整个国家应该说实现了“中变化”。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这应该大致就是邓小平当年对2050年中国的预期，即整个国家的“大变化”。这种从“小变化”到“中变化”再到“大变化”的进程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推动力。

图为邓小平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张维为在身后做翻译

观察者网：邓小平作为一个个人有什么特点？

张维为：邓小平的坚毅与豁达给我印象最深。他喜欢提出尖锐的问题，也喜欢直面尖锐的问题，他谈问题思路非常开阔，非常透彻，讲话风格是言简意赅，掷地有声。每次会见外宾前，外交部领导都会向他做一个简单汇报，他一般会问几个问题，互动一下，然后就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看着前方，等外宾抵达。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对人的评价也是，如果他说“这个人很有头脑”，这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之一。

观察者网：邓小平这样老一辈革命家的人生经历对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什么启发？

张维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90后、00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那个年代的90后，毛泽东1893年生，周恩来1898年生；邓小平是00后，1904年生。他们当时年纪都很轻，但都在做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了，这是一批意志如钢、初心不改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是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担当和远见卓识，彻底扭转了中国一路走衰的国运。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他们总是意志坚强，忘我奋斗，人民的利益压倒一切，这一切最终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事业。我们年青一代可以从他们百折不挠的人生经历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生启迪。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