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刚刚结束，美国就面临着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这一难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赫尔·布兰德斯近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评述美国因霸权过度扩张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已无力同时应付多个对手的挑战。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是其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赫尔·布兰德斯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翻译 观察者网/由冠群

乔•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结束了，而和其开始一样，美国仍在多个领域面临危机。在2021年春，由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警告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进行军事集结，战争恐慌气氛同时出现在了东欧和西太平洋的上空。2022年初，世界并未变得更为平静。大陆仍在台湾地区附近继续举行演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乌边境集结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正威胁要发动欧洲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与此同时，围绕伊朗核项目及其地区霸权野心，德黑兰和华盛顿似乎正面临一场新的危机。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就意味着美国永远不能奢侈地只关注一件事。

这给了拜登当头一棒，他刚上台时曾希望缓和次要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美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中国。这也表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有一个更大的弱点，这个弱点不是拜登制造出来的，但却被拜登继承了下来。

美国是一个过度扩张的霸权，其外交政策与支撑外交政策的国防战略之间已失去了平衡。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表明，当华盛顿拥有的责任和敌人多过它拥有的强制手段时，管理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有多难。从长期来看，一个超级大国如果不能量力履约，那么它就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亚洲优先

拜登最初的外交政策理论是直截了当的：不要让较小的挑战分散了应对大挑战的注意力。拜登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华盛顿面临的所有威胁中，中国“是唯一能够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加快努力颠覆亚洲的实力平衡，这一挑战变得更加严峻。

拜登上台后，美国军方领导人公开警告说，北京可能在2027年前攻击台湾地区。拜登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其他问题会凭空消失。然而，随着这一主要矛盾不断发酵，他确实在设法先平息其它矛盾。

拜登避免了另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对俄关系“重启”，转而与普京提早举行了峰会，试图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美俄关系。他还试图设法重回美伊2015年核协议，从而减少了中东日益加剧的对抗风险。

最后，拜登还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他为自己的撤军决定辩护说，是时候将注意力和资源重新集中在印太地区了。美国在处理同盟关系时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拜登政府不再反对连接俄罗斯和西欧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他要赌一把：结束美德争议，将更容易换取柏林的合作以对抗北京。

拜登新推出的防务战略也有类似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防战略方面做出了重大转变，认为五角大楼必须坚持不懈地准备应对大国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尽管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地区承担更大的风险。拜登任内的美国军方同样花了2021年一整年的功夫研究如何阻止或击败中国的入侵，实施的策略包括从中东撤回诸如防空导弹连这样的稀有资产并进行更长期的军事投资，意在“把应对中国及其军事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狼烟四起

尽管华盛顿对中国挑战何时会变得最为紧迫尚存分歧，但拜登认为中国挑战比所有其他挑战都更严重，这无疑是正确的。拜登在其执政第一年已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来应对中美竞争——扩大西太平洋地区的多边军事规划和演习规模，使北约和七国集团等组织关注北京的咄咄逼人，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奥库斯合作协议。然而，拜登在其他方面却并没有享受到类似的喘息之机。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加速了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引发了一场耗费美国精力的短期危机并埋下了更长期的战略和人道主义隐患，这些隐患很可能还会损耗美国的精力。同时，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惨烈的国内冲突已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稳定。最成问题的是，美国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伊朗在重启核协议的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立场，同时稳步缩短了自己的秘密武器生产时间。德黑兰的代理人还定期袭击身在中东的美国人员及其合作伙伴，这么做部分是为了迫使美军撤离该地区。

美国大使馆人员撤离乌克兰

普京则威胁在春季发动乌克兰战争并已经集结了部队，美国官员担心这可能是俄罗斯的一次大规模入侵，而且俄罗斯还会长期占领乌克兰。如不开战，莫斯科要求西方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并撤回北约部署在东欧的军事力量。普京对乌克兰的具体想法尚不得而知，但“稳定和可预测”显然不是他所设想的俄美关系。

这些都是2022年的不祥迹象。除了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外，美国可能还会发现自己在欧洲和中东也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暗示出，在美国治国方略中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多年顽疾：战略性过度扩张。

以退为进

对于一个全球大国来说，在多个领域面临麻烦是家常便饭。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以及支撑外交政策的国防战略）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防计划是“同时应对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本质上，美国致力于维持一支规模庞大、能力足以同时应对两场地区性战争的军队。

美国战略家们明智地认识到，如果多场战争碰巧同时爆发，华盛顿完全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些威胁。他们的目的是确保美军在忙于应对一场地区危机时，另一个战区的敌人不会趁机偷袭成功，以此弥补全球性外交政策所固有的弱点。正如曾经的超级大国英国在19世纪奉行“两强”海军标准一样（译注：英国在1889年通过《海军国防法案》，要求扩充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确保海军拥有的战舰数量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海军战舰数量之和），如今独霸世界的美国也在1991年后奉行“两战”标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战”标准变得无法维持。美国于2011年通过《预算控制法》，削减了国防开支（后来又因2013年的“预算减赤”而受到进一步削减），迫使五角大楼采取了更为寒酸的“1+”战争标准，目的是在击败一个强大入侵者的同时，阻滞另一个入侵者或使其“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与此同时，威胁的数量正在增加。在后冷战时期，五角大楼主要担心波斯湾和朝鲜半岛可能爆发冲突。但在2014年和2015年，伊斯兰国肆虐叙利亚和伊拉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谋求掌控南海，美军在阿富汗持续展开行动，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美国的盟友及利益现已在多个地区同时受到威胁。

华盛顿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原先奉行“两战”标准主要是为了对付拥有二流军力的流氓国家。如今，美国却不得不去抗衡两个实力相近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不仅拥有世界级的常规军力，而且还拥有地缘政治主场优势。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时，如果北京袭击台湾地区或莫斯科入侵波罗的海，美国能否击败它们尚存疑问。而明显的是，应对任何一场这样的战争都需要美军拿出绝大多数战力，而且要动用美军几乎所有的空运和海运能力。

这一认识促使美国国防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防务战略宣布，“两战”标准已经成为历史。从今以后，美军将重塑组织和规模以打赢一场以大国为对手的大规模战争。美国仍将有能力“威慑”其他战区的侵略行为，但正如两党委员会（几位拜登政府官员也在此委员会内）所指出的那样，五角大楼并没有明确说明怎样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击败这种入侵。

转变为“一战”标准不失为明智之举，这可以激励昏聩的五角大楼官僚体系拿出创造性办法，以应对与实力相近对手开战这一紧迫而艰巨的挑战。这就要清醒地意识到，输掉一场大国战争可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造成致命打击。2018年防务战略也承认了美国扩张过度：美国只能通过收缩战线来应对主要挑战。拜登承接的问题就是由这一局限性造成的，而且这种局限性还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无能为力

东欧和东亚同时发生的危机彰显出目前最显而易见的危险是，美国可能不得不同时对中俄开战。对于只准备打一仗的军队而言，这确实是一场噩梦。但全球安全秩序不用到崩溃的程度，因华盛顿进退两难而引发的问题也会显露出来。

首先，过度扩张限制了美国应对危机的选项。如果美国要在东欧划出红线阻止俄罗斯入侵，那美国要做出多大努力才能击退伊朗在中东发起的挑衅，还有美国是否应该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成为核门槛国家？理性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但美国现在越来越围绕着中国制定本国的防务战略，这一事实对其他战区产生了制约性影响。如果一位美国总统知道五角大楼需要竭尽所能去与中国打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那么他（她）就会迟疑对伊朗或俄罗斯使用武力，以免在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时，华盛顿会措手不及。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失去外交影响力。自2021年初爆发台湾地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些观察家推测莫斯科和北京正协调发起行动，以使华盛顿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而现实是，要从美国的过度扩张中获利，几乎不需要进行明确的协调。

莫斯科和德黑兰的领导人可以看到，美国在军事上捉襟见肘，渴望更加防范中国。这刺激了他们加紧挤压华盛顿，期望利用一个超级大国分身乏术的时机获取利益。正如俄罗斯问题专家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 Kofman）所写，普京正利用军事胁迫手段来改变后冷战欧洲秩序，他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是基于他相信“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最终将“迫使华盛顿妥协和重新谈判”。美国越关注中国，美国可能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在其它地区保持更大的克制。

伊朗核设施卫星图片

然而，过度扩张并不仅对次要战区产生危害。外围出现的弱点最终会造成中心也出现弱点。十年前，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缩减中东军力，转而将其部署至太平洋。伊拉克随后的崩溃迫使华盛顿重返中东，打了一场持续多年劳民伤财的战争。

类似地，如果美国到了要与伊朗摊牌的时候或者俄罗斯试图改变东欧现状，那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自己要再次把注意力从太平洋地区转向那些筹码不足但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的防务战略越来越关注印太地区，但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仍固执地坚持全球性。这是在自找麻烦。

左右为难

显然，军事实力并不是全球事务中唯一重要的东西。但只要武力仍然是裁决国际争端的终极力量，那军事实力就是一项有效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中俄和美国的其他对手不太可能被拜登的“无情外交”吓住，除非他们也对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力量感到畏惧。

从历史上看，过度扩张的超级大国最终都会面临艰难抉择，要如何解决“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困境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英国发现自己已无力应对过多的对手时，它开始安抚那些不那么危险且与自己关系亲近（包括美国）的对手，以便集中精力遏制德国。当朝鲜战争表明华盛顿的军力无法支撑其遏制政策时，美国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力建设以弥补缺口。

通过管控美国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挑战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鼓励欧洲盟国和中东伙伴承担更多的本国防务责任，拜登政府可能试图借此回避这一困境。这是可以理解的本能反应。在短期内，切实收缩防线所付出的地缘政治代价再加上重整军备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似乎远比现在的无所作为更令美国举步维艰。然而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表明，过度扩张会损害美国的战略贷款分期偿还计划。最终，世界将会惩罚一个允许本国战略赤字超长期过度增长的超级大国。

来源|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