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 尼尔·弗格森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在本文中，作者尼尔·弗格森深入探讨了亨利·基辛格的“缓和”（détente）政策的历史维度与战略维度，同时指出当代美国政府正试图与中国达成一种新型的缓和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对于西方舆论界一直流传的“中美新冷战”一说，早在2020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王毅就曾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中方一直坚定不移地走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去年11月1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再次重申，大国竞争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中方不惧怕竞争，但也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但尽管如此，本文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思维逻辑和历史背景的窗口。本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没有什么词语能比“缓和（détente）”更好地与已故的亨利·基辛格联系在一起了。这个词最初于20世纪初期在外交领域被使用，当时法国驻德国大使试图改善巴黎与柏林的关系，但失败了。1912年，英国外交官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当基辛格首先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随后又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为了缓解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所倡导的并成为他标志的“缓和”政策才逐渐国际闻名。

“缓和”不能与“友谊（amitié）”混为一谈。它并不是与莫斯科建立友谊，而是减少冷战演变为热战的风险。“美国和苏联是意识形态的对手，”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道，“缓和不能改变这一点。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存，即使是言辞上的‘圣战’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对基辛格来说，“缓和”是一条介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当时欧洲尽管存在军事平衡，却陷入了一场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和他认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当民主国家未能理解一个侵略者的设计”）之间的政策道路。

为了实现缓和，基辛格试图在军备控制、贸易等各种问题上与苏联接触。他努力与苏联建立“联系（linkage）”，这是那个时代另一个关键词，在苏联似乎想要的东西（例如更好地获取美国技术）和美国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之间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一旦基辛格发现苏联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中东到非洲南部，他就会时刻准备好进行斗争。换而言之，正如基辛格自己所说，缓和政策意味着“既要威慑又要共存，既要遏制也要努力缓和紧张”。

如果这种务实的情绪在五十年后还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似乎对中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也似乎准备尝试新版本的缓和政策。拜登去年十一月在加州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说：“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我们对我们的人民负有责任，当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时，就应该同世界携手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在本版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这场竞争确实是全球性的，但绝对不是零和游戏。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用基辛格的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核时代的到来，以及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领域，都迫使它们需要共存。

如果“缓和”政策正在卷土重来，那么它为什么会过时呢？基辛格于2023年11月去世后，左翼批评者不紧不慢地重复着他们的老一套指控，从轰炸柬埔寨平民到支持智利、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的独裁者，不一而足。在左翼眼中，基辛格体现出一种冷血的现实政治理念，将第三世界的人权置于遏制之下。这些正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反对缓和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近来很少听到保守派对基辛格的批判，他们声称基辛格的政策等同于绥靖。

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上世纪70年代一直抨击缓和，认为这是“苏联用来利用，并实现其目的的单行道”。他暗讽基辛格默许苏联玩世不恭地利用缓和政策，从而导致苏联及其古巴盟友在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问题上占据上风。因此里根在1976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多次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废除这一政策。他在当年3月宣称：“在基辛格和福特先生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军事强国，而这一位次即使不是致命的，也非常危险。”

里根并非孤例。在他发表讲话时，政府内部的鹰派人物都对基辛格的做法感到厌烦。共和党人普遍抱怨，用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Clifford Case）的话说，“在缓和关系中取得的成果都被苏联夺走了”。民主党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激怒了基辛格，他指责基辛格“对共产主义俄国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并通过缓和政策“拥抱”了莫斯科。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认为追求缓和就是承认失败。1976年，刚刚卸任美国海军司令的埃尔莫·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认为，基辛格相信美国“像许多早期文明一样，已经走过了历史的高点”。正如“绥靖”起初是一个体面的词汇，但在1938 年声名狼藉一样，“缓和”也转变成了一个脏词，甚至在基辛格卸任之前就已如此。

然而，无论是从其运作方式还是从其产生的结果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与30年代的“绥靖”都有所不同。区别于英国和法国试图用领土作为让步收买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基辛格和他的总统们则是努力遏制对手的扩张。

与绥靖不同，缓和政策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政治学家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文指出，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美苏关系中合作行为与冲突行为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基辛格执政时期（1969年至1977年），以国家为基础的冲突数量低于之前和之后的年份。

半个世纪后，随着华盛顿适应新冷战的现实，缓和局面可能再次被鹰派破坏。共和党政客喜欢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对中国态度软弱，就像他们的前辈在上世纪70年代描绘他们的对手对苏联软弱一样。例如，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声称拜登“对中国纵容和绥靖”。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指责拜登“软弱”。

这些指控不足为奇。对共和党人来说，重新援引里根的精神并重演他对缓和的批评更具有诱惑力。但两党都有可能误解了70年代的教训：共和党人倡导毫不妥协地全面遏制中国，但他们可能高估了美国在对抗中能够取胜的能力；为了回避事态升级，拜登政府可能低估了威慑作为缓和关系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基辛格战略的本质在于，鉴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美国公众舆论影响，或是苏联所称的“力量对比”，将联系与遏制结合在一起是明智的。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类似的结合，尤其是与北京的力量对比相较于莫斯科更有利时。

濒临绝境

如今，许多较为理性的学术界人士，在批评基辛格时不会抱怨苏联从缓和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多。相反，他们认为基辛格屡屡犯错，用冷战的视角看待每一个问题，把每一场危机都当作是与莫斯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历史学家尤西·汉希马基（Jussi Hanhimaki）在一本长篇巨著中写道的那样，基辛格认为“如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遏制苏联政权，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也应去达成”。

这种批判反映了近年来历史学家为关注生活在受到冷战影响的国家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做出的努力，却低估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对美国的威胁程度。无论“狡猾”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对基辛格说了什么，克里姆林宫都没有把缓和关系视为战略掩护，以取得超越华盛顿的优势。正如1971年提交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苏联希望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要造成直接对抗的危险”，但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让华盛顿“认识到西方需要实现苏联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呼吁政治局“继续利用美国政府的客观利益，与苏联保持接触和举行谈判”。

基辛格并不知道这份文件，但他也并不感到惊讶。他对莫斯科所玩的“游戏”不抱任何幻想。毕竟，苏联也曾在1975年公开表示，“缓和”政策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社会政治现状”。基辛格在1970年对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Joe Alsop）说，“如果苏联人认为核均势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完全有能力一边与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另一边试图摧毁我们。”

美苏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然而，尽管基辛格知道克里姆林宫别有用心，但他仍然推动缓和。原因很简单，若是采取保守的替代方案，即重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边缘政策，会带来核战的风险。1975年，基辛格在明尼阿波利斯对听众说：“除了共存，我们别无选择。苏联和美国都‘有能力摧毁文明生活’。”因此，缓和在道义上势在必行。“我们承担着历史性的义务，”基辛格在第二年补充道，“与苏联接触，可以将核灾难的阴影推后。”

这些担忧并没有使基辛格成为核裁军的倡导者。作为凭借《核武器和美国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而声名鹊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对全面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

1974年春天，基辛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要求针对苏联入侵伊朗的假设制定有限的核反击方案。但几周后，他却震惊于他收到的计划草案。五角大楼提议向伊朗边境附近的苏联军事设施发射约200枚核武器。“你们疯了吗？”基辛格喊道，“这是所谓有限的选择吗？”当后续他们再次提出只使用一枚原子雷和两枚核武器炸毁从苏联领土通往伊朗的两条道路时，他依旧感到难以置信。他问道：“这算什么核威慑？”只敢使用少量核武器的美国总统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胆小鬼”。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永远不能确定苏联会以多少程度的有限来回应美国的任何核打击。

基辛格对核武器的看法激怒了保守派的批评者，尤其是在五角大楼内。1969年11月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为美苏达成第一份重要军备控制的协议铺平了道路，但批评者们却对基辛格处理会谈的态度感到愤怒。1975年9月，国防情报局的一份长达10页的情报评估报告断言，苏联正玩世不恭地违反《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承诺，以获得核主导地位。一场争论在福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再次爆发，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报告表明，莫斯科在核武器方面寻求的是优势而非均势。政府官员声称，基辛格明明知道这一点，但选择视而不见。

这些批评并非完全错误。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原始数量上已经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到1970年，在巨型弹道导弹方面更是遥遥领先。其中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搭载了大型的、可独立瞄准多个目标的再入飞行器，可向多个目标发射弹头集群。

1977年，美国仍在潜射弹道导弹方面保持着五比一的优势，同时轰炸机携带核武器优势更大，数量上达到了11比1。莫斯科从未拥有足够的弹道导弹能够对美国的核资产进行打击，因此华盛顿也无法通过核打击来回应莫斯科方面。事实上，苏联高级军官在冷战结束后的访谈中表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军方领导层已经否定了苏联能够打赢核战争的说法。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核武库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军工联合体的运营惯性。

美苏核资产数量对比

在某种程度上，基辛格与苏联方领导人有着相似点。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的观点从未改变：一场世界级的核战争对于任何人都是灾难，没有人能从中取胜。因此，基辛格对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的规模、质量等细节的关注度远不及如何通过缓和的外交手段降低世界末日风险。他认为，鉴于苏联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苏联的核均势最终将会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基辛格在197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西方军事力量所依赖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在规模和创新能力上仍然具有压倒性优势。”他补充道：“我们不用害怕竞争。如果存在军事竞争，我们有实力捍卫我们的利益。如果进行经济竞争，我们早就赢了。”

输掉竞争，赢得战争

保守派反对基辛格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似乎默认并容忍了苏联的核均势。鹰派还认为，基辛格太容易接受苏联制度的不公正性——这与自由派抱怨他太愿意容忍右翼独裁政权的不公正性正好相反。这一问题在苏联限制犹太移民和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如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问题上凸显出来。如，20世纪7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被赶出苏联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建议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不要会见他，这激怒了保守派。

索尔仁尼琴也由此成为基辛格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在1975年写道：“即使在核时代的背景下，为了追求和平，容忍任何凶残的暴力形式和针对数百万人的大规模暴力，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他和其他保守派批评家都认为，基辛格只是通过缓和政策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西贡沦陷、柬埔寨陷入波尔布特独裁暴政、古巴与苏联干涉安哥拉从而导致的后殖民冲突等其他地缘政治斗争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说法。1976年，里根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对标福特时宣称：“我和其他人一样，相信福特先生所说的和平。但在安哥拉、柬埔寨和越南等地，他们正在走向坟墓。我所看到的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美国意志的崩溃与美国力量的衰退。”

与对苏联核优势的指控不同，基辛格从未否认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他在197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称：“时间不多了；干预政策的持续必然会威胁到其他关系。我们将灵活、合作地解决冲突……但我们决不允许‘缓和’政策变成单方面谋利的幌子。”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缺乏国会支持的情况下，无论是南越还是安哥拉的抵抗，福特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苏联的军事扩张，或至少是承认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基辛格在1975年12月说：“国内争端使我们既失去了为（苏联）提供温和激励的能力，比如对贸易法案的限制，也失去了抵制苏联军事行动的能力，比如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

当然，基辛格声称，如果国会继续支持美国的援助，南越甚至安哥拉都有可能摆脱执政党的控制。但毫无疑问，基辛格更关心如何阻止苏联体系的扩散。他在1974年说：“我们认为有必要与苏联采取‘缓和’政策，但并不表示我们对苏联国内结构的赞同。美国一直高度赞扬所有社会的思想自由表达。”所以，基辛格拒绝接受索尔仁尼琴，那并不是因为基辛格对苏联模式持宽容态度（更不代表暗中同情），而是因为他相信，华盛顿可以通过与莫斯科保持合作关系取得更大成就。

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通过缓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部分人改善了生活。在基辛格牢牢掌控缓和局面的时期，从苏联移民的犹太人数量有所增加，而在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和其他国会鹰派人士试图公开向莫斯科施压，通过阻碍美苏贸易来释放更多犹太人后，移民人数随之减少了。基辛格的保守派批评者强烈反对美国在1975年夏天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认为这代表着对苏联战后征服欧洲的许可。但是，通过让苏联领导人承诺尊重其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苏联方面无意兑现，因此该协议最终削弱了苏联在东欧统治的合法性。

这些事实都无法挽回基辛格的政治生涯。福特一下台，他的国务卿职务也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担任要职。但是，即使在“缓和”政策的主要批评者卡特和里根的领导下，基辛格的核心战略理念在未来数年继续开花结果。卡特曾批评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不够富有同情心，但他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服了他对莫斯科采取强硬态度。1979年底，卡特警告苏联需尽快从阿富汗撤军，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里根名正言顺地将“缓和”政策作为自己的政策，但事实上他所做的工作比基辛格还要多。在寻求和解的过程中，里根同意削减华盛顿的核武库，削减幅度之大远远超过了基辛格所谓的“谨慎”程度。“基辛格时代”并没有因为福特1977年1月下台而结束。

尽管基辛格早已被人遗忘，但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还是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例如，保守派评论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指出，即使基辛格本人无法参政，里根政府很快就被“基辛格主义者”和“缓和主义者（détenteniks）”渗透。的确，里根政府变得十分通融，以至于轮到基辛格指责里根过于软弱，比如他对波兰实施戒严令的反应。基辛格反对从苏联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管道计划，理由是这将使西方“比今天更容易受到政治操纵”。事实证明，这个警告是有先见之明的。1987年，里根准备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达成协议，两国将销毁所有中程核武器。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专栏上警告这种做法太过分了。对于这样的批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给出了一个一针见血的回应：“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缓和’。”

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握手。苏联与美国关系缓和，冷战走向结束。（图源：路透社）

“缓和”2.0

考虑到1969年初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基辛格所设想的缓和局面是合情合理的。由于无法击败北越、饱受滞胀之苦、在种族关系与妇女权利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华盛顿无法与莫斯科硬碰硬。同时，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整体经济根本无法支撑国防开支的增长（尽管基辛格很少提及，但缓和也有财政方面的原因）。缓和并不如基辛格的批评者所称，意味着接受、信任或姑息苏联；它也不意味着允许苏联获得核优势、永久控制东欧或在第三世界建立帝国。它意味着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降低热核战争的风险，并为美国复苏争取时间。

这奏效了。诚然，基辛格没有确保美国从南越撤军到北方征服南方之间的“体面间隔”，他曾希望这一间隔足够长，以限制对华盛顿信誉和声誉的损害。但是，“缓和”使美国在国内重整旗鼓，稳定其冷战战略。美国经济很快以苏联无法实现的方式进行创新，创造出经济和技术资产，使华盛顿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缓和也给了苏联自缢的绳索。在东南亚和非洲南部取得的成功让苏联更加胆大妄为，他们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错误且代价高昂的干预，最终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

鉴于“缓和”在这些方面的成功鲜有人知，我们不禁发问，美国今天是否可以从中汲取与中国竞争相关的经验教训？基辛格也坚信这一点。他2019年在北京发表演讲时，他宣称美中两国已经“处于冷战的山麓”。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他将这一说法升级为“山口”。在去世前一年，他警告说，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促使武器速度更快、精度更高，而且有可能实现自主，因此新冷战将会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他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开展合作，以限制这场新冷战的生存危险，尤其是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可能造成大灾难的对峙。

正如20世纪70年代，在当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许多专家批评这种方法。最具思考力的新一代保守派战略家中艾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劝说拜登政府采取 “拒止战略”。有时，拜登政府本身似乎也在质疑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即美国不明确是否会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地区。但美国两党几乎达成共识，认为过去阶段与北京的接触时代是一个错误，因为当时错误地认为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会神奇地使中国政治体制变得自由化。

然而，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应该像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辈那样，在经历20年的边缘政策后才进入他们冷战的缓和阶段。对于台湾问题而言，实行“缓和2.0”政策肯定比上演新版的古巴导弹危机要好，但角色互换了：对手国家“封锁”附近的岛屿，而美国不得不突破“封锁”，带来所有相关的风险。这无疑是基辛格在其漫长生命的最后一年所相信的。这也是他在100岁生日后不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的主要动机。

拜登下令进行的限制措施将禁止私募和风投机构投资某些高科技领域（图源：纽约时报）

与“缓和 1.0”一样，新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安抚中国，更不是期望中国做出改变。它将意味着在军备控制、贸易、技术转让、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以及太空领域再次进行无数次谈判。与《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一样，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乏味的，甚至可能没有结果。但它们将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通常偏爱于战争的“面对面会谈”。至于台湾问题，超级大国最应该做的是重拾他们的旧承诺，通过基辛格的努力达成一致，同意保持分歧。

当然，缓和不会创造奇迹。在20世纪70年代，它既被过度吹嘘，同样也被过度购买。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为美国赢得了时间。但作为一种国际象棋战略，或许需要无情地牺牲许多棋盘上的小棋子。正如一位苏联分析家对美国反对其干预安哥拉表示困惑，“你们美国人试图像推销洗衣粉一样推销‘缓和’政策，并声称它能做洗衣粉能做的一切事情”。

批评者最终成功地毒化了这个词。1976年3月，福特在竞选连任时禁止使用该词。但也始终没有一个可行的替代。当被问及是否有替代词时，基辛格给出了一个特有的诙谐回答。他说：“为了找到一个替代词，我自己都手足无措。缓解紧张、放松紧张局势，我们很可能又要用这个老词。”

今天，拜登政府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词：“去风险化（derisking）”。这不是法语，但也几乎不是英语。尽管由于当今超级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提高，这场所谓“冷战”的起点有所不同，但最佳战略可能最终与以往基本相同。如果新的“缓和”政策受到批评，那么批评者就不应该像基辛格的“缓和”政策经常被他的许多敌人歪曲那样歪曲它——以免他们在战情室里发现自己像里根一样做着本质上相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