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论坛嘉宾发言特稿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家安全中的语言问题，我想稍微变换一个角度，谈谈语言本身、特别是汉语和中文自身的安全问题。最近我到印尼去了半个月，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有点不吐不快。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我应邀到印度尼西亚讲学，14天里到了5个城市，作了7场讲演，接触的有大学中文系师生、部分孔院老师、中国侨办派遣的志愿者、印尼3个省的华文教师协调机构、雅加达和万隆两地的印华作家协会，还参访了一家华人报社和两家三语学校，做了一些零星的座谈，可以说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但是就印尼爪洼岛而言，访问还是比较深入的。我的总体感觉是震惊、震撼。汉语在印尼，至少在我到过的那些地方，作为华人的族语，可说实际上已濒临消亡了。也就是说，对华人来说，汉语已不再是他们的“根”，即使现在要学习，也是一门与其他外语没有什么不同的“外语”。这对我们是个深刻的警示和教训。下面我先讲三点观察，然后讲启示。

第一，  汉语在印尼作为华人族语实际已经濒临消亡。

原来我们讲“濒危语言”，总觉得那是远离我们的原始部落或者是未开化之地的语言，这次到了印尼，才发现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民族身上，发生在有深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语言身上。而这个语言就是汉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语在印尼就是一种濒临消亡的语言。在去印尼之前，我想象的还是像到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一样，见到的华人华侨都能说一口华语，只是带点广东腔、福建腔，或者客家腔什么的，年轻一些的则一般都能说国语。没料想到了号称有1000多万华人的第一华侨大国，在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爪洼岛，我所遇到的长着华人面孔的年轻一点的华人，几乎没有一个会说华语的。印尼朋友告诉我，在印尼，事实上65岁以下的华人一般已经都不会说华语了。在雅加达，朋友的女婿负责开车送我们，但我几乎无法与他交谈，因为他只能大概听懂，而几乎无法用华文回答。在日惹特区，我们下榻酒店的老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华人富豪，50多岁的样子，但我与他也说不上几句话，因为他会说的华语实在没有几句。中国餐馆照例还有，而且有的地方还相当集中，类似我以往熟悉的“唐人街”。但从餐馆老板到侍应生，一律只会说印尼语，不会华语。雅加达市中心最大的吃港式早茶的酒店，在9点到11点的高峰时刻，接连两个早上，除了我和陪我的两位朋友，居然没有一个其他客人，可见那里早已没有了“饮早茶”的习惯。菜单上倒是有中文字，但我问两个中国面孔的服务员会不会读，她们都说不会。第二天我们到了一家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开的饭店，饭店装潢中国气氛更浓，甚至还有啤酒卖（因为伊斯兰教禁酒，印尼国内几乎没有酒卖。甚至印尼在编写中文教材时，都要求把“酒”字改成“茶”字），但除了大陆来的老板外，华人服务员也一概不会说中文。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我到了市中心最大的书店，想看看有什么中文书在卖。一般在国外书店，找中文书很容易，扫一眼看有没有汉字就知道了。但我扫了几遍，偌大的书店里没有见到一个汉字。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封面有汉字、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的，打开一看，结果是通书（皇历），而且还是双语的。整个书店里连一本学中文的教材、一本汉-印尼词典都找不到。在印尼，许多华人理论上都有一个中文名字，但许多人本人都不会念，平时用的都是印尼语的名字。我采访了一家三语学校，这是现在华人孩子可以学中文的唯一一种学校，因为当局不让办单独的华校，甚至不让办华语和印尼语的双语学校，必须是加上英语的三语学校，而且学生的来源也要求必须多元，不准是纯粹华人。但其中毕竟学生有很多是华人后裔，他们明明有中文名字，而且上的又是实质上的华语学校，但是却不会念，彼此都以印尼名字相互称呼。印尼全国有五六家华文报纸，但其总销量加起来不足3万份。现在还在挣扎办报的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去访问的是东爪洼最大的华文报纸《千岛日报》，社长80多岁，总编辑70多岁。他们伤感地说，《千岛日报》现在还能卖个几千份，已经不错了。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可以说，印尼华人基本已经被同化，在印尼的华语华文，已经基本消亡。我不能断定全印尼都如此，据说在棉兰，在坤甸，还有华人说华语、保持有一定华人风俗的，但就爪洼而言，这可以认为是个基本事实。现在我们谈“语言安全”，“安全”的反面就是“危亡”，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有1000多万华人的国家，华语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即将消亡或公公作为一种外语存在了。

第二，  语言消亡的速度可以非常之快。

像印尼这样的华文华语基本消亡的例子，在东南亚并不罕见，缅甸、泰国也同样，甚至远在南美的秘鲁也是如此。但那些地方的同化是个渐变的过程，在我们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印尼却是突变，几乎就是转瞬之间发生的，前后不过三十来年，可以说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是在华人数量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自苏哈托1965年藉政变夺权，1966年正式上台，疯狂迫害华人华侨，采取强制同化政策，至1998年他在内外交困中下台，其间只有32年。但华人就已被同化得相当彻底。以至虽然1999年解禁后华文教育逐渐恢复，但至今收效甚微。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崛起、世界对外汉语教学大发展的形势下，印尼华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效果还比不上印尼族人，据猜想是因为华人在印尼普遍经济条件比较好，没有就业之虞，而印尼本族青年却想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班车，把学汉语作为改变命运的一个途径。从根本上看是印尼年轻一代华人对中国、对中文已经没有了认同感。因此学习华文的人数、到中国参加教师培训的人数，以及参加汉语桥等各种比赛获奖的人数，都是印尼裔人多于华裔。我们在东爪洼开会前，一位刚在中国得了世界中学生汉语桥比赛第三名的选手给我们作汇报演讲和才艺表演，就是一个印尼小姑娘。而在课堂上，包着头巾的印尼老师给华裔学生上中文课的风景，也不罕见。以致那些70岁上下的老教师、老作家、老诗人、老报人都感叹，尽管他们还在努力，但印尼的华文状况再也回不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状况了。所谓60年代以前的状况，就是像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的状况，以及我们记忆中“印尼华侨”的时代。再过一二十年，等到他们这一代人老去，华文就连最后的种子都要没有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们和我同样感到了时间这把刀的厉害，一代人的功夫可以使一种语言化为乌有，而且基本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

第三，  华语的消亡是从华文消亡开始的。

印尼的华语是怎么消亡的？印尼的朋友谈到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华语消亡是从华文开始的。1966年后，苏哈托政府对华人进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是从华文开始的，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当然，1965年“九三○事件”前后死了不少华人，1998年雅加达发生针对华人的大屠杀也死了不少人，但肉体上消灭，人数毕竟非常有限），也没有禁止华人说华语，而是从华文着手的。他一上台，就采取四大政策，可说“三禁一强”：禁华校、禁华报、禁华社，强制入籍。第一，禁华校。据老人回忆，当时印尼全国有1500-3000所华校，是华人对子弟进行华文教育的基地。一声令下，全部关闭，一个都不准留。没有华校，华人的语言文化就无法得到传承。这一手可说是釜底抽薪，非常毒辣。其实当初李光耀在新加坡也是这么做的，也从根本上斩断了华人的根。只是他后来因形势所迫，又改而重新重视华语，但至今新加坡没有恢复一所华校。第二，禁华报。取缔华文报纸，使华人没有接触华文的机会，即使识字的也没有了使用环境，没办法写文章，也没地方登。同时还不准唱华语歌曲、看华语电影，使华语使用的客观环境完全丧失。第三，禁华人结社，包括同乡会、诗社、文会等，使华文华语没有使用机会。最厉害的是不准一切公共场合使用华语华文。本来，华人华侨在外经商开店办公司的不少，但苏哈托禁止商号使用华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下令海关凡见到旅客挟带中文书刊者，一律没收。当时华人在家或私人场合有时相互间还说说华语，但到了公众场合就立即噤声，即使华人之间也不敢说华语，因为一有人听到，就会大骂：支那人，滚回中国去！久而久之，在家里也没有了使用华语的习惯。现在可说绝大多数华人，在家里也不说华语只说印尼语。第四，强制入籍，而且必须取印尼名字，以印尼名字才能入籍。这一强制命令是从根本上让你忘掉民族的归属感。从今天看，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总之，苏哈托这四招，招招毒辣，但仔细一看，都是从华文即汉字和书面语着手的。本来，华语以华文为重要的生存环境，以汉字为海外华人联系的纽带，通过汉字和乡音找到归属感。禁文字和禁语言哪个容易？显然是前者。苏哈托从文字着手，却做到了华语不须禁而自然消亡的效果。我们学到的语言学理论一直告诉我们，口语是基础，文字依赖语言而生。但没有想到，在文字产生以后，不是文字依赖语言，而是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文字。在印尼，正是从华文的被禁开始导致了华语的走向消亡。

第二个教训，则是1998年苏哈托下台、1999年华语文解禁后，华语教育逐渐恢复。当时距1966年只有30来年，华语作为族语和家庭用语的条件还未完全消失，本来还完全有可能恢复印尼华界老的教、学华文的传统，也就是符合中文特色的“认字一一辨义一一朗读一一写字”的传统，但在国际上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兴起的氛围下，特别是母国“对外汉语教学”逐渐从国内走向世界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尼华界都没有采取相应的区别对待的政策，而采用了同样的二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对印尼华人和印尼本族人一视同仁，结果使本来应该有别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华文教育也“对外汉语”化即外语化，华人在这样的教学中得不到区别对待，本该具有的优势也无法体现。相反，由于不少华人家庭说的是汉语方言，在学习汉语普通话中还成为要花大力气“纠正”的对象从而感到泄气。结果汉语对印尼华人来说，成了与印尼人一样的“外语”。加上政策上，印尼政府不允许有单独的华校，只能办别处少见的“三语”学校，学汉语必须搭上印尼语和英语。华人在学习中毫无优势可言，落后于印尼同学也势所必然。结果解禁后20年华文教育的元气一直无法恢复。这与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创造和恢复华文教学的环境和优势大有关系。

下面我简单谈一下这三条观察带给我们的思考。

第一，  语言的消亡或濒危并不只是小语言或少数族语言的事。

从印尼的实际看，汉语作为一种族裔语言，有着极其强大的基础，但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说灭就灭了。目前的状况，恐怕还比不上印尼任何一种少数民族，因为印尼的少数民族毕竟还有自己的语言，毕竟还有自己的文化。但华人不会说华语，不认识华文，那还是华人吗？没有语言，文化也将荡然无存。在东爪洼的泗水有海外少见的文庙，在中爪哇的三宝隆，有纪念郑和登岸之地的三保大人庙，但看守文庙和郑和庙的人都不会华文，只能说印尼语。再过若干年，这样的文化古迹还有意义吗？在中国，汉语当然不会有消亡的危险。但正如我在《危机下的中文》一书前言里说的，汉语、特别是普通话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确实不存在危机，但是书面语，或者叫“中文”，却存在着极大的危机。我从生存的危机、发展的危机、教学的危机、研究的危机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各有若干条。这里不详谈。那本书是十年前写的，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十年，书里说的危机现在多数还存在，因此汉语、特别是中文的安全问题实在容不得我们掉以轻心。

第二，  时间这把刀是无情的，提醒我们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抓紧处理，否则，失去的会永远失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传统诗词。这是中国语言、中国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曾几何时，中国还被称为“诗国”，因为所有断文识字的人都能写诗。但经过一百年，它已离我们远去。十年前，在记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北大教授、新诗专家谢冕教授曾说，“五四”反掉了传统诗词，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记得我读书的时候，不论什么学科，例如数学家苏步青、英语教育家葛传椝、徐燕谋、地质学家翁文灏、水利学家黄万里等都能诗，更不要说那些文史学家如陈寅恪、周汝昌等了。而现在，中文系古典文学、古代汉语教授能诗的也已成凤毛麟角。尽管网络上有不少人在作旧诗，但要回到以前那个人人懂诗、能写诗的时代永远不可能了。第二个例子是繁体字。简、繁体各有短长，简体利于普及，繁体利于传承文化，本来可以通过讨论，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最佳方案，但在政治干预下，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经过五十年，不管人们如何论证繁体字不可缺少，但也不可能回到五十年以前去了。这告诉我们，要采取一项政策，特别是要否定一件东西的时候，千万要谨慎。一步走偏，加以时日，那是很难再回去的。

第三，  语音与文字、口语与书面语关系的再认识。

印尼本世纪以来的华文教育难以成功恢复的教训告诉我们，语音与文字是两件事，口语与书面语是两件事，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件事，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是两件事。印尼部分华文教师总结这二十年来华文教育成效甚少的教训之一，是华文教育的对外汉语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1998年以来，我们热心地在全世界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为什么在华文地区如印尼，效果不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甚至他们还责怪我们造成了华文教育的“对外汉语化”，影响了华文的传承从而错过了后苏哈托时代好不容易的机会？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到底有没有区别？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完全没有中文背景的外国人，而华文教育是以有一定中文基础或中文背景的华人华侨及其子女。前者需要听说读写全面开花，而后者重在读写。华文教育与国内的母语教育有一定的相似性，凡母语教育都是重读写的，全世界概莫能外。中国人以前上学叫读书写文章，英国人叫learn to read and write。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把上学学本国语文说成是learn to listen and speak的，那只有学习外语才需要。我们由于各种因素，先是母语教学受到冲击，母语教学外语化，把本来属于全民义务的推普工作变成了语文教学的基础甚至主要任务。后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全面采用了教拼音文字语言的听说领先那一套，再后就是华文教育的对外汉语化。我在日惹一所三语学校里，见到了几位侨办派去支教的几位老师。他们谈起与派往马来西亚支教同学的交流。他们感叹教印尼学生要从零开始的苦恼，而他们的马来西亚同学开心地说，我们的工作很轻松，只要教正音就可以了。这就是典型的华文教育对外汉语化。我们真的有必要把国外的华文教育变成国内的推普工作？我的想法，对于能说华语只是发音不太准的华人，与其花时间帮他们正音，不如多教他们一些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