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总理听3D打印和施一公被刷屏到底有啥关系？

　　8月21日,当李克强总理和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们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小学生”,专心聆听工程院院士讲3D打印的时候,远在湖南湘潭县的63岁老农章爱国正手持遥控器站在稻田边用无人机作业。用他的话说:“科技种田,不怕老年。”

　　就在总理“听课”的同一天,一个叫施一公的青年学者刷爆了朋友圈。他既不是演艺红人,也不是体育明星,是什么让他受到热捧?是这名“一身三院士”的骄人科研学术成就。施一公研究团队当天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同时在线发表了两篇重量级研究长文,其揭示剪接体相关机理的“高大上”研究成果,被业内权威人士称为“诺奖级成果”。

▲施一公在做实验

　　而在前一天,以劳动密集型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工厂”东莞,市长透露,全市目前已有六成工业企业启动机器换人,年底将有两个无人工厂投入使用。

　　总理听3D打印、老农操控无人机、科技男神刷爆朋友圈、机器换人——这些本不相关的片段,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它反映的是,科技创新热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它折射的是,一个拼抢“科技红利”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

　　▲上图：8月12日，章爱国手持训练机遥控器站在自己耕种的稻田边；下图：2014年3月18日，章爱国和合作社的技术合伙人一起在田间试飞无人机。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谈到农业技术,种粮大户两眼放光

　　农民一向是“土”“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历来崇尚“祖传”经验、看天吃饭,但现在追逐起科技来,一点也不落后。

　　任志国老爷子今年已经六十多了,别看岁数不小,他自诩为“潮人”,特别是在“追”科技方面。他说自己如同小学生盼小红花一样,可有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劲头呢。

　　前一段,有些农民热衷炒股,甚至出现“炒股村”。任老爷子不关心这劳什子,他“追”的是科技,谈到农业技术就两眼放光——在他眼里,这才是能给他带来实惠的“财神爷”。

　　任老爷子是吉林省镇赉县大屯镇种粮大户,和二三十户农户组成的农业合作社承包了近400公顷水田,改种新品种后,每公顷增收6000斤水稻,价格也上去了。“水稻隔两年就换品种,一个品种两三年后就退化了,不高产,还得稻瘟病,没有科技指导的话,一大片一大片的死秧绝收,一年的投入心血就打水漂了。”他们在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指导下搞的蟹稻混养,光产的螃蟹,每公顷保守估计至少增加纯收入3000元,而“副产品”——“蟹米”的价格也远比普通稻米高,最高一斤能卖到六七块钱。

　　“我的微信天天在线,还订阅了不少农技推广的公号。”任老爷子说要做新时代的农民,不关注科技哪行。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湖南湘潭县排头乡,同样是60多岁的农民章爱国,年轻时曾在外打拼多年,2009年,他回乡和几个农友承包了2000多亩地,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老章坚信种田必须搞机械化,2014年他从一家航空科技公司请来专业人员做设计,从网上购买进口发动机,并找到工厂订单生产,制造出5架植保无人飞机成立了植保飞行队,服务于湘潭县及周边地区的农田。以前人工一天最多只能喷洒5亩地,现在一架植保无人飞机一天能喷药作业300余亩。他说:“种田掌握了机械化,就不怕年纪大。”

　　年过六旬的章爱国、任志国老爷子,一个用无人机种田,一个谈到科技“两眼放光”,年轻创业者更懂得科技的丰厚“红利”。

　　他叫郭盛,正宗的80后,皮肤已晒成标准的“农民色”,只有鼻梁上一副半框黑边眼镜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2000年,他从天津科技大学工业分析技术专业毕业后,就醉心于在大棚搞瓶瓶罐罐,回老家福建龙岩创业,成为“新一代农民”。

　　短短几年,他从最初的10万元起家,成长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大花蕙兰种苗供应商。

　　“咱这个苗就是比别人的好,别人一瓶卖7块钱,咱这个一瓶10块钱都抢着订。”郭盛冲着光线观察瓶底的培养基,得意地说。

　　据介绍,国内大花蕙兰的种苗供应一般是3个渠道——国内、日本和韩国。“过去是从日本进口的份额最大,从去年开始就被我逆转了。当时不少客户退掉了日本公司的订单来我这里拿货,他们宁愿不要定金也要退货。”郭盛说起来仍无不自豪。

　　“能山寨的很多,别人搭个棚弄点培养基就不行吗?”记者很好奇。

　　“我毕业后没干别的,花7年时间跟着台湾农业专家学技术,七年磨一剑啊!”郭盛指指四周,“就这大棚里,你呼吸的空气、感受的温度、照射着你的阳光等等都是经过科学测量的,多大面积放多少风扇、什么季节调多少温度,这都是含金量很高的科技,能轻易山寨得了吗?”

　　“这都是科技啊!”山西沁县次村乡魏家寨农民连志宏从草垛里扯出一根谷子秆儿,指着根部说。他300多亩谷子跟普通谷子不一样,根有四茬,从下到上一层比一层粗,根扎得更深,结籽也更多、更重。谷子脱了壳,就是著名的沁州黄小米。

　　“以前谷子产量低、销路差,现在每亩收入翻了十几倍,家里房子车子都有,票子也够花,这样的生活,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像我这样规模的种粮户,沁县还有很多。”

　　连志宏们能种上“科技谷”、过上好日子,和一家叫沁州黄集团的公司大有关系。

　　沁州黄小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成了宫廷贡米,名气很大,但由于品种退化,一度面临灭绝的危机。

　　“必须靠科技!”在沁州黄集团实力还比较弱的时候,公司每年就拿出销售利润的10%作为科研经费,聘请国家谷子首席专家刁现民教授等顶级专家为公司常年技术顾问,联合省农大、省农业厅土肥站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对提高沁州黄小米产量品质展开“猛攻”。

　　科技果然“抢救”了“沁州黄”,一系列高产量、高营养的新品种陆续诞生。连志宏四茬根的谷子,就是这些新科技的产物。

　　品种多了,产量高了,但问题并没完全解决。

　　只卖原粮,无论包装多豪华,附加值始终很低,企业和农民腰包还是鼓不起来。

　　如何才能打破农民致富、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何不能让小米像奶粉那样一冲就能喝呢?”2008年“毒奶粉”事件让公司董事长石耀武脑子里灵光一闪:小米本就是中国千百年来产妇的传统“补品”,只不过熬制过于麻烦,渐渐被边缘化了。小米做成“粉”肯定有市场。

　　这依然要靠技术创新。

　　四处联系科研机构却接连碰壁的石耀武,无意中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郭顺堂教授。

　　作为中国农业最高学府的食品专家,郭教授近3年的艰苦技术攻关,终于研发出小米预熟化湿法粉体加工新技术。

　　2011年,谷之爱营养小米粉系列产品成功推向全国。小米从此不必熬煮半天,开水一冲婴儿马上能喝。原本被认为“土得掉渣”的千年小米,一下子变时尚了。

　　一吨小米,卖原粮,撑死利润两三万元,而经过科技“魔棒”一点,做成小米粉,利润可达十万,附加值翻好几倍。

　　借助科技魔力,借势小米粉系列产品,沁州黄集团也从一家默默无闻甚至一度濒临破产的县级小企转身为全国优秀食品企业。

　　农民们对科技的渴望,对科技红利的追捧,基层农业科技人员的感受最直接真切。

　　何亚荣讲了一上午,11点下课,农民们还围上讲台七嘴八舌地抢着问。

　　早晨6点就起来了,这名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到现在还没有一刻休息,她说农忙时节这是常态。

　　“这么多年做农业技术推广,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何亚荣说,过去她们跑推广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但是真正接受的人不多。现在几乎每次培训班都爆满,还有人不只听一场,循环往复地听。

　　“农民是很实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不会信。通过我们手把手教、全程跟踪指导,农田产量确实提高了,大家就都开始接受了。”她说,农忙时节,每天都有农民怀里揣着自家苗木,上门找农技员诊断。

▲由东莞生产的机器人。

　　“现在不一样了。”采访中,这句话被一再重复。

　　“用户现在都很关心我们的科研成果,一见面就主动问‘你们还有什么技术?’”主持螺旋桨研发设计的702所研究员丁恩宝感叹,“过去你的技术必须非常成熟,被很多地方用过,他才会用；现在你有新技术,他就愿意装到船上去试——真是不可想象。”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压力陡然增大。

　　“行业不景气倒逼科技进步。”中船重工702所副所长、总工程师颜开道出了深层原因。2008年以前,船业红火、订单爆满那些年,一些造船厂日夜赶工,手头订单完成也要几年,人们忙得来不及关心什么技术不技术、节能不节能。

　　以前,轮船推进器效率提高10%都没一家船企来瞧一眼,702所的万吨轮螺旋桨创新设计曾躺了好几年无人问津。“现在只要能提高1%,就有很多企业来抢。”颜开说。

　　技术吃香,曾经冷清的科研院所转身成了“大忙人”。在702所,很多实验室从正常的一班制变成了两班倒,早8点到下午4点一班,下午4点多到晚上9点左右一班。一些研发人员星期六是保证不休息,星期天则是不保证休息,忙得不可开交。

　　科技创新作用有多大?尝到甜头的企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对于一艘超大型邮轮来说,用上提高1%效能的技术,一天就能节省近1吨油,靠岸搏位时就可能比其他船冲得更快,先抢到码头,卸掉货——而落后三两分钟的船可能要等待数天。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创新或者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时间很紧,我想快点把我电厂的锅炉都用上新的除尘技术!”一家大型煤电厂的负责人语速很快地说道。

　　这名负责人想趁假期把南京工业大学膜科所负责气体净化研究的仲兆祥请到厂里,不巧仲兆祥行程已满,忙不过来,只能推迟计划。

　　“现在抓节能减排,煤电企业都在想办法降低排放,国家要求粉尘排放浓度要小于20毫克/立方米,过去用传统的布袋除尘,锅炉出口虽然可以小于20毫克,但后面脱硫脱硝,到烟囱排放的地方就超标了,必须再除一次尘。”

　　听说南工大膜科所有种膜法除尘技术,可以让锅炉出口的排放浓度降低到5毫克以下,这名负责人立刻提出合作,拿出锅炉让膜科所做工业试用,一年下来,效果理想。“创新也是引领企业的一架马车,我们愿用先进的东西,包括膜科所另外一项技术,我们特想合作。”

　　科技创新成了各方拼抢的对象,科研人员成了受欢迎的“财神爷”。

　　以劳动密集型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工厂”东莞,随着制鞋、家电等传统制造企业的外迁、关闭,预示着“廉价农民工人口红利”正在退潮。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净减少,2014年末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减少371万人。而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仅同比增长1%,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4年下滑。据测算,中国劳动力成本已超过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

　　最早感知到市场“水温”的东莞企业,先人一步开始了“机器换人”行动,政府乘势推出“机器换人”鼓励措施和规划。

　　实际上,在珠三角,家电业已率先进行大规模“机器换人”,电子信息产业紧随其后,汽车、纺织服装等行业也“摩拳擦掌”。

　　不只是珠三角,整个广东正积极实施“机器人应用”计划,全面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升级。

　　“机器换人”,就需要生产很多机器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

　　2014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约22.5万台,增长27%。这一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猛增54%,达到5.6万台,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大需求国。而未来几年,我国机器人每年新增数量还会保持在35%左右的高增长。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是被定为主攻方向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

　　不仅“用”机器人,还要“造”机器人,挣生产机器人的钱。

　　在珠三角的东莞、深圳、佛山、广州等制造大市,各类机器人产业基地正呈现遍地开花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建在建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园有近40家。

　　放眼全球,世界各国都纷纷把机器人视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争先涉足。美欧日韩等都已制定了详细的战略发展计划。

　　争夺红利的主战场,已悄然从“人口红利”转向“机器人红利”,其实质是“科技红利”。

    3科技“春天”里,也有焦虑

　　▲在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公司掌门人汪滔操控飞行器“悟”飞行。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指出,“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

　　从庙堂之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印象中最守旧的田间农民,都在说“创新”,都在“抢”科技；

　　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科技创新、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从百度热词到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人丁兴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战略雄心,大江南北到处都可触摸到科技创新的“热度”。

　　科技创新的春天正在又一次降临神州大地。

　　但“春天”里也有焦虑。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近日发布题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报告称,2014年中国的科研开发投资达到2000亿美元,绝对值(约为GDP的2%)居世界第二。但“科研创新体系的成果质量与投入的规模仍然不成比例”,即科研创新投入还未有效转化。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何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才能让科研投入尽快有效转化,展现中国科技的“肌肉”?

　　▲2月5日，参观者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华为研发中心展厅观看华为移动终端产品。

　　这两年,最令中国小伙伴们有民族自豪感的民用产品,非高科技“黑马”大疆无人机莫属了。每三人就有一名是研发人员,且公司对研发投入不设预算限制。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能从最初只有五六个人、一处民房,3年80倍爆发式增长为世界级公司,占领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的市场。

　　相比大疆,民企华为更是以其高研发投入比例、高专利技术申请量,成为业内推崇、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每年10%左右的营业收入投入到研发、近一半员工约7万人从事与科研有关的工作,是它近年来连连超越对手,成为智能手机行业“学霸”的秘密武器。

　　大疆、华为的业绩让人感叹,不过,像他们这样舍得“孩子”,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到研发的企业,在中国还是太稀缺,其中国企尤其薄弱。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仅为0.93%,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则普遍在2%以上。

　　本来投入比例就低得可怜,我国绝大部分科研经费还不是投入到自主创新,而是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的试验发展方面。

　　对科研的重视、投入总体不足,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比例低,设立内部研发机构的企业少……我国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属于配角地位。

　　“企业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如果确立不起来,科技创新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忧心忡忡地说。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习近平指出。

　　“大家整天忙着申请课题。”听到这话,一屋子研究员都在点头。

　　“5年的课题,前面跑了两年答辩五六次还没立下来,后面结题没有半年结不完,中间做研究就剩两年。我是负责科研管理的,一年出差成本几十万啊。晚上坐飞机白天开会,当天来回,整天都是汇报检查申请答辩,低效劳动。”让中船重工702所副所长、总工程师颜开很焦虑的问题,是科研人员很忙,用来做科研的时间却太少。

　　可是不跑怎么行呢?所有经费都是竞争来的。

　　“希望国家能给重点研究机构、尤其是做基础性研究的科研单位一点稳定的经费,不要让所有人把时间都耗在竞争科研经费和养人的资金上。”颜总工程师建议。

　　对于跑课题要经费这一备受诟病的痼疾,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耀的一篇博文曾引起不少同行的点赞。

　　徐耀算了一笔账:假设一个普通研究所的小课题组有1个研究员、1个副研、3个中级、10个研究生,在不买大仪器设备情况下,一年的开张费用是100万——然而,没有多少研究所能稳定得到这么多的经费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所员工美其名曰‘国家事业编制’,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企业员工。”徐耀认为。

　　就像靠天吃饭的农民,缺乏稳定支持的科研人员就会缺乏安全感,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争取经费攒“余粮”,而“余粮”为了“备荒”又舍不得用,结果是大量经费沉淀下来不发挥作用。

　　“改变科技投入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增加稳定的人员支持。”徐耀认为,这不仅可以稳定人心,还可以提高科技投入效率,减少科研领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现象。

▲创造无数个新中国“第一”的哈尔滨锅炉厂

　　创新靠人才,要珍惜人才,吸引人才,激发人才的创造力,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能否真正做到位,却是另一回事。

　　“我评上了专业师,享受到处级待遇。”王伟是锅炉设计开发处燃烧室专家,哈尔滨锅炉厂分配激励新机制让他觉得很欣慰。“像我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就能安下心来搞科研了。”

　　通过提干激励人才是传统“打法”,但弊端是僧多粥少,往往还造成“多了个行政官僚少了个业务尖子”的尴尬局面。

　　老牌国企哈锅另辟蹊径,在“仕途”之外,“修建”了一条技术人员评聘绿色通道,设置了副主任师、主任师、专业师等“技术职称”,拓宽了员工职业晋升渠道。

　　性格内向的“80后”王显山也是新机制的受益者,他不擅与客户打交道,但技术出众,特别适合搞科研,工作不久就因能力突出被聘为副主任师,在津贴奖励方面获得了倾斜。

　　“通过技术人员评聘的绿色通道,不当官也有了奔头,地位和收入不差,还能按着自己的兴趣踏踏实实搞研究,没了后顾之忧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

　　2014年,哈锅制造的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110万千瓦机组投入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电力装备站稳世界之巅。

　　正是因为不断改革科技人员的成长、分配激励机制,有效调动了全厂科技员工的积极性,作为在中国电力装备发展史上创过无数“第一”的国家重点大国企,哈锅这个老厂子近年又焕发出新活力。

　　　▲图为地铁站人群聚集后采集的图像。一套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科唯实科技（北京）公司共同研发的智能视觉综合管理平台，能利用公共场所等特定区域的监控设备，大规模捕捉和检索人脸，追踪可疑人员，并形成智能实时报警。这项面向安全监控的视频内容理解技术与应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习近平对创新成果转化高度重视。

　　千辛万苦搞出创新成果,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变成生产力——没有比这更令科研人员郁闷的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科技创新著称于世的瑞士,设有专门负责推动创新的联邦机构——瑞士科技创新署,它以“把科学推向市场”为宗旨,主要任务是确保创新发明快速转化为适销产品和服务。

　　相比较而言,我们创新成果转化还缺少章法,没有全国性专门机构或平台,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的确,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10%。

　　如何补齐这个短板呢?

　　“一张很模糊的视频人像,经过‘直方图处理’和三次‘去条纹处理’,并加以锐化,人像立即变得五官清晰、特征可辨。”

　　在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公安局辖区,一套被干警称为“天眼”的视频监测系统,已然成为一件破案“利器”。

　　图侦大队长吴星介绍说,自安装这套系统以来,离石区发案率呈大幅下降趋势,破案率也明显提升。今年7月,张先生摩托车在某地段被盗。好在有“天眼系统”看着——通过视频,能很清晰地看到嫌疑人踩点、作案、逃跑过程；利用“天眼系统”追踪功能,干警很快将嫌疑人及被盗车辆锁定。从报案到破案,不到1个小时。

　　“天眼”视频监测系统所依托的技术力量,是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应用学科尤其要注重选题‘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了解学科最前沿和最顶端的技术；‘立地’,就是要了解现实需求,即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有没有向市场转化的可能。”实验室的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说。

　　为了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特意在天津建了一个研究院,专门负责中间环节,市场推广则交给中科唯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产业链条,科技创新转化顺畅。“天眼系统”也得以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京沪高铁等国家级重大安防项目中大显身手。

　　但并非所有的科研单位或企业都有能力像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这样,建起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条。“实验室”和“市场”之间,迫切需要有一座沟通的桥梁,一个“见面”的平台。

　　如果没有西安科技大市场,西安富士达公司首席质量官丁蕊英每年还得频繁“赶飞机”飞广州。“一待7天以上那是家常便饭。”

　　现在好了,通过西安科技大市场这个“科技红娘”,富士达发现检测设备就在家门口,根本不必跑那么远——同城的西安西谷微电子完全能接下他们的活。

　　与西谷微电子“结缘”后,富士达员工不仅不用再频繁出远门受苦,公司每年还可省下检测实验费上百万、差旅费近20万,产品检测报告的时间也缩短了2—5个月,满足了随时检测、不断创新的需求,企业效率大大提升。

　　4年前成立的西安科技大市场,正是为着急“嫁娶”的科技创新双方搭桥牵线的平台。

　　900多家高校院所和军工单位、近1.7万名行业专家、475家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西安科技大市场交流、共享、服务、交易4大功能的引导推动下,西安技术合同交易额从2010年的98亿元猛增到2014年的530亿元。

　　数字虽枯燥,却从中可窥见“科技红娘”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的巨大加速作用。

　　“目前‘大市场’汇集的科技成果还是以陕西的为主,我们正在规划扩大到全国,有意做线上的‘科技淘宝’。”西安科技大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海东颇有雄心。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厦门的科易网、北京的中国技术交易所……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科技创新交易平台,需要更多的“科技淘宝”。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正在加力。

　　经两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9日高票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同日公布了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把科研成果转化处置权下放,科研人员奖励及报酬比例提高……这次法律修改有不少亮点,被寄予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经济“两张皮”的厚望。

　　“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冲锋的号角,“科技红利”的拼抢,任重而道远。（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谢锐佳　王京雪　刘婧宇　卢刚　黄海波；参与采写: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陈刚　陕西分社记者蔺娟　黑龙江分社记者强勇　湖南分社记者李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