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爱国侨领侯振南先生

谢玉清 洛杉矶

    侯振南先生是福州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青州乡。那时侯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当时到处抓壮丁，打内战，一九四六年侯先生和太太梅英结结婚后，为避壮丁被迫离乡背井，流离颠沛，几经波折，漂洋过海，于一九四七年来到了当时还在英国统治下的缅甸。这些都是侯先生在缅甸时屡次对我谈起他年青时代的辛酸史。

    当年（一九六七年--- 一九七五年）的侯先生在我的记忆中高大魁梧的身材，英姿飒爽，稍微有点胖，红光满脸，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眉宇间有一股凛然正气。他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做事负责，从不与人争长论短，更不会争名夺利。他是一个爱国家、爱家乡、爱社会的好侨领，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我认识侯先生是在一九六七年底。六七年排华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和一些同学，朋友经常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拿报纸，打乒乓球。在那儿，我认识了侯先生的大女儿侯桂林。我们一起玩，无所不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也请我到她家作客，她们家是住在饱兔埠。住家的前面开设一间茶店。一到她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侯先生及侯太太辛勤地在火炉边满头大汗的烘面包，有椰子包、豆沙包、还有印度南饼，更显眼的是有好几顶大草帽挂在墙上，在大草帽的边沿上用红漆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我看到这一切，心里格外的激动。那年，桂林十三岁。再过一年，一九六八年，她和大弟德耕回国了，我们都依依不舍。之后，她也常给我来信，保持联络。她来信告诉我回到祖国后的生活，学习以及一些政治斗争的情况，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读了她从百忙中写来的信，很过瘾。她回国后不久，侯先生就请我到他家给孩子们教中文，就在他们家的后院。那是我教书生涯几十年的第一堂课，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又紧张，也是第一次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呼我“谢老师”。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华侨子弟被毫无人权地剥夺了学习中文的机会，面临如此困境，在缅甸华侨教师联合会的大力支持下，用化整为零的方法，纷纷办起了家庭中文补习班。人数不可超过十九人。我在侯先生家教书整整五年，直到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他们全家移民澳门。在这五年期间，我和这些孩子们一起成长。我和他们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侯先生经过我爸妈同意后又介绍我到淡汶教书，家长们看到我是个才十几岁的女孩子要来教书，他们觉得很奇怪。也难怪他们，因为当时我又瘦又小，又穿短裙子。但是侯先生对他们说：“请放心，谢老师他教书有方……。”我深知侯先生是从内心默默地鼓励和支持我。给我勇气和力量。淡汶华侨很多，一天要教三班。每班两个钟头，为了安全起见，爸妈也常叫二弟谢志仁陪我去教书。叶鑫坚（Maung Lwin 现名Philip Maung)和他的弟妹们也来上中文补习班。他父亲的名字叫叶福波。叶先生也热心的捐出了桌椅、黑板……。在他家的客厅也成了中文补习班的教室。记得小时侯的叶鑫坚，调皮、活泼……。成年后，他来到了美国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在他的努力奋斗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用他聪明智慧的头脑，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美国开了许多（HISSO SUSHI)寿司连锁店，大展鸿图，成了企业家，还受到了美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也真替他高兴。

    侯先生夫妇对我很关心，就像关心自己的女儿一样，使我铭刻心中。他们知道认真和负责任的教书也很辛苦。而且我要一班接一班的奔波。从早晨教到傍晚才回家。侯太太担心我饿坏了，她也知道我不习惯带饭盒，心疼我，所以每当我下课后，侯太太就会把事先准备好的面包、咖啡或牛奶让我喝，到了夏天，他们看到我顶着炎热的太阳去教书，这时，侯太太就会和孩子们辛辛苦苦用人力榨出冰凉的甘蔗水让我喝。因为当时他们家没有用电力榨甘蔗的机器。所以每当雇客要喝蔗水，他们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要用劳动的汗水辛苦的榨出蔗水。当我喝这杯蔗水，心里总是万分的难受和感动。

    记得有一次，侯德庆弟因为不听话，不做功课，我哭着回家，次日，他大概被他爸爸用严格的家规教训，我又看到了侯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道歉诗歌：“子不教，父之过，侯德庆坏孩子，不听话……”看了这短短的诗歌，胜过千言万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暗自下决心。从今以后，要耐心教好这些孩子们，无论如何千万不能再发脾气。

    每年春节，侯先生夫妇就会买许多年货送到我的家里，说是学生给老师拜年。每年初一那天，是桂英、德种、德庆、桂芳、德生五个弟妹们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侯先生、侯太太茶店里的工作忙不开，没有时间带他们出去玩。所以每年初一这一天我就和妹妹玉涓先到饱兔，把这些孩子们先带到家里，然后妈妈再陪我们一起出去玩。因为孩子多，天真、活泼、顽皮又胡闹……。妈妈不放心。我们先带着他们到福山寺玩，荡秋千，直到他们玩够了，再带他们到动物园。在那儿，孩子们逗动物玩。又跑又跳，开心极了。直到傍晚才送他们回家。缅怀旧事，无限依依。悠悠岁月能带走一切，却带不走我对这些孩子们绚丽童真美好的回忆。

    一九九七年，我和夫君蔡煜群去美国途中，顺道进香港，然后专程去澳门拜访侯先生一家人。当时，已经是分别了二十四年，心里格外的激动。我特地不事先通知他们，我准备自己租车直接去他们家，给他们一个惊喜。因为我们有他们的地址。从香港到澳门的船一到码头，很多乘客都租车子走了，有的是亲人来码头接走。他们都说广东话。一转眼工夫，码头就只剩下我们俩人了。天快黑了，我们提着行李箱和背包，徘徊在码头，心慌了。不久，来了一辆出租车，给他看了侯先生的地址，一路上，他一直要借用我们的护照去买东西，还说如果借给他护照用，就不用付给他车费。因为当时用外国游客的护照买东西，有很高的优惠折扣。还好我们的警惕性高，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无论如何都不肯借给他护照用。不久，他不耐烦了半路叫我们下车，不再送我们去，我们赶快下来，要不然把我们载到别处去，更麻烦，会没命。然后，我赶快打电话给侯先生。他立刻用车子来接我们去他家。晚上，这些弟妹们送来了一大束鲜花和一大篮水果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听了我们诉说的一切经过，吃了一惊。侯先生说，有很多旅客的护照、钱财、贵重的物品经常被骗，有的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们说，今天半途叫我们下车，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我们听了以后，毛骨悚然，差点后果不堪设想，不禁揑了一把冷汗。

    到了澳门第二天晚上，侯先生立刻召集了全家人在一间高级的餐厅安排了三桌宴请我们。看他神采奕奕健谈如昔，子孙满堂，享天伦之乐，我们也真感到特别的温馨。餐会上，他和孩子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我心里百感交集，激动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我思绪万千，感觉到我的眼眶湿润了。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仍然而选择作同样的梦，唱同一首歌，尽管岁月的脚步已越走越远，青春不在，但是昔日的影像却仍然如昨日一样的清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九七三年去机场为他们送行时，彼此依依不舍，挥泪惜别，老三桂英妹和我抱头痛哭的情景那动人的场面至今还一幕一幕的深刻烙印在我的脑海。

    侯先生育有四男三女，在侯先生夫妇严格有方的教导下，儿女个个成材，既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家业。我去澳门拜访他们时，侯先生对我说（那是一九九七年）大女儿桂林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德耕、德种也开设了针织厂，老三桂英经营了缅甸小吃鱼米汤店，德庆也当上了警察所长，桂芳也在一间大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最小的德生也在保险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听到他们的丰功伟迹，心里真欣慰。

    我们在澳门逗留了难忘而宝贵的十天，那位当警察长的德庆天天早上八点准时来接我们去玩，用他的警车载我们到各地参观游览品尝各种好吃的东西，也真够威风，够气派。

    侯先生到了澳门后，即和缅甸同侨聚首筹建福州三山同乡会，还当了澳门许多社团的重要职位，他爱家乡、爱父老乡亲，于八十年代首先提议并带头建起了青州桥，于九十年代独资捐建了下州村主干道水泥路。还捐建了下州村水搭，方便乡亲们饮水，他热爱公益事业，造福家乡的乡亲们，留芳百世。

    一九九三年秋天，侯太太因病与世长辞，听到这消息，正如晴天霹雳，再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是她把“爱”留给了我们，永远怀念她。自从侯太去世后，侯先生失去了一位好太太，好贤内助，他开始戒烟，戒酒。把省下来的钱购买红纸，金粉，每天坚持练笔作春联，婚庆联，乔迁喜联，于每年春节前将日积月累的千余对春联寄回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及好友。

    一九九八年，侯先生回国参加水泥公路竣工典礼，热情的乡亲们夹道欢迎，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放鞭炮……，青州村村民委会还为他竖立了石碑作永久的纪念。侯先生他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无怨无悔。他也把这些丰功伟迹的录像寄到缅甸让我分享。

    今天，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在我们心中永远留下了他崇高的品质和温馨的记忆，他无私的精神和美德，爱国爱乡的形象铭印在人们心中。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缅华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