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风 张平

序言

大概是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数据确实相当有限。因此，在缅甸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对于在缅甸滇侨的研究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多年来论述在缅甸的滇侨的著作寥寥无几，这是件十分遗憾的事。为了弥补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我们试图从有限的数据中，去寻觅这一族群徙居缅甸的足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与缅甸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开发着骠国（即缅甸的古称）这美丽的国土，幷肩战斗，抗击外来入侵者，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在缅甸的滇侨，他们与其他省籍华侨华人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使缅华社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同时，在促进居住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及维系和加强中缅友谊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国人民徙居缅甸及缅甸华侨华人人口增长概况

我国人民徙居缅甸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种因素：

一. 交通的开拓和商业的“互市”。中缅通商贸易的不断发展，双方人员往来频密，其中有些商人还“住蕃”多年不归；可以意料，也有不少会“久居不返”，幷于当地妇女通婚，至长子孙。

二. 我国社会历次发生大动乱时，由于统治者自顾不暇，广大劳动人民为了逃避战祸，为求生计等原因，造成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浪潮。如：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所谓“异族入侵”，战祸频繁，皇朝更迭等。

三. 由于封建统治阶段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压迫，徙居海外者日益增多。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加速破产，地权日益集中，各种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把广大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才形成了移殖海外现象。

四. 据史料记载，公元752/1885年是雍籍牙王朝统治时期，是缅甸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从海路移殖缅甸的人（主要是闽、粤人）日渐增多，但大批移殖缅甸则是在英国占领全缅甸之后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当时英国殖民者为了掠夺缅甸财富，大兴土木、开矿、筑路、建港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期华侨数目增长很快。

据有关资料，在英国占领全缅甸六年后的1891年，缅甸华侨有3．7万人。从1911—1921年，缅甸华侨平均增加2700人，1921—1931年年平均增加4500人，1931—1941年年平均增加10600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殖民统治时期，我国人民开始大量进入缅甸，呈递增趋势；这也可以从缅甸殖民政府统计数字中得到进一步印证：1911年在缅甸的中国人为123，000人，1921年为149，000人，1931年为193，594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进攻缅甸。一般估计，战前缅甸华侨约30万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全缅华侨只剩下20余万人。当时逃难回国的缅甸华侨估计有几万人，途中受战火伤害，日军杀害、疾病及被匪徒抢掠劫杀，最终安全回到祖国的估计只有约2万人。经过30年后的1977年，缅甸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全缅华侨已增加到70万人，占全缅甸总人口的2%。

上述种种，十九世纪以前，缅甸华侨的主体是由陆路徙居缅甸的滇籍人；但二十世纪以后，从海路移殖缅甸的闽、粤籍人亦在大副增加。他们在侨居地谋生，吃苦耐劳，又主动“入乡随俗”，适应环境，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和建设侨居地，幷为侨居地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

中缅通商往来与滇人移殖缅甸

据记载，当年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开辟西南商道，于公元前105年后，在滇西大规模地开凿“博南道”。从此以后，我国商旅开始通过“博南道”前往缅甸、印度等国进行商贸活动，历久不衰直至唐代。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成为中国商人在缅甸进行商贸活动的活跃时期。据明代隆庆年间，进士朱孟震在其《西南风土记》一书有“江头城外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此地的“江头城”，即是位于今日八莫的对岸，缅名为Kanugsin。这说明十四世纪时在缅甸的八莫已有众多的中国商人和表演杂技的艺人。按以上“西南风土记”记载，在明万历初年，除了滇人之外，还有闽、广（亦即闽、粤人）等地的商贾亦已云集于今日的八莫一带，而民间艺人亦于该时以游艺方式进入缅北。

据数据，到了明代，闽、粤人不仅跨越马六甲海峡至缅南，亦有循陆路进入缅北者，而广东商贾是经广西、云南进入缅北，除了购买玉石及宝石之外，主要还是收购缅甸中部的棉花。本来是将收购的棉花运到新街（即现今的八莫附近）后，循陆路运回广东。到了十七世纪末叶时，改变运输路线，而是从棉花原产地循伊拉瓦底江南下至仰光出海，再由此处的洋船舶运至广东。

我国的云南省与缅甸毗邻，由于地缘关系，再加上交通的开拓及条件的不断改善，中缅通商往来的频密，早就有滇人入缅的记载。因此，在中缅通商交往中，可以肯定的是滇人最早进入缅甸经商，而腾冲又占有“地利”之便捷，取道缅甸的八莫、密支那为落脚地，分流到缅甸、印度各地。腾冲是“西南丝路”的要冲 ，是走向缅甸、印度及东南亚的通道。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西汉时就有内地商旅经过滇、越（腾越）出入缅甸经商。

明洪武二十一年以后，最先涉足缅甸的腾冲人，是刘总旗继宗、群卜花、尹资及其大量部属。由此可见，腾冲人徙居缅甸，至今大约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因此，把明洪武、永乐间到缅甸的先人，被视为滇侨出国的先驱。

如上所述，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成为中国商人在缅甸进行商贸活动的活跃时间。到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受当时战事影响而停顿了相当一个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绸缎、布匹、金、银、生丝等商品才大量输入缅甸，商队的牛车多至三、四百辆，驮驴近千只，成群结队从滇境南下，可谓壮观。此外，中国商贾还在缅京洞缪向缅甸朋友传授纺织技术，使洞缪成为缅甸纺织业中心。这时期是陆路往缅甸经商的全盛时期。

滇侨人口探析

在缅甸的滇人究竟有多少？目前仍没有具权威的可靠资料，我们只能根据几个不同时期缅甸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及华侨华人在缅甸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来加以推算，仅供参考。

据资料，十九世纪以前，缅甸华侨的主体是陆路徙居到上缅甸的滇籍人。二十世纪之后从海路徙居的闽、粤籍人大幅度增加。1872年，下缅甸有华侨10，000多人，1931年增加到13万人。据1931年缅甸人口普查统计，华侨人口总数约193，594人，其中滇籍67，691人，闽籍50，038人，粤籍33，990人，其他省籍41，875人。这里的其他省籍，即指湖北、山东、浙江等省籍侨胞。在华侨人口总数中，滇籍约占35%；闽籍约占26%；粤籍约占17%；其他省籍约占22%。

据1977年缅甸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缅华侨华人已增加至70万人，约占当时缅甸总人口的2%，则滇侨约占245，000人。

本世纪初缅甸人口已增加至5100万人。若按历年来华侨华人在缅甸人口总数中所占的2～2．2%的比例计算，则缅甸华侨华人人口总数约1，122，000人，其中滇侨约占392，700人。

又据资料，1935年以前缅北以滇、粤侨居多，闽侨极少。

从上述数据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来，滇、闽、粤侨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滇侨最多。但滇侨的活动范围多在上缅甸，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而在下缅甸，以首都仰光为中心的整个南部缅甸的华人社会中，则是闽、粤侨发挥了它独特的历史性作用。

根据1947年密支那的《上缅甸云南同乡会会员名册》中的数据显示，在缅甸的滇人中，人数最多的是腾冲人，约占63%，滇西设治区约占22%，龙陵县约占7%，保山县3%，而昆明、大理、瑞丽、楚雄等25县、市、区，只占5%。

尽管以上数据很难准确反映全缅滇人状况，但是在缅滇人中以腾冲人为最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又以腾冲县中的和顺乡为最著名。

由于腾冲毗邻缅甸，又是商品聚散地，中缅贸易的媒介，这就需要熟悉对方语言作为沟通，所以，滇侨商人中出了不少通事（即指翻译），尤其是腾冲县的和顺乡人。如，据《尹氏宗谱》记载：“尹土楷公于乾隆三十四年缅王孟驳时在缅任通事，因年老，五十五年荐尹学才代之赴北京朝贡并祝高宗万寿”。又据《清宝录》和《腾越州志》都有“缅王通事寸博学等进京”的记载（尹文和《腾冲华侨诗文选》前言）。此外，还有通事李枝荣、许名宽、杨友等。

1924年“和顺崇新会”在缅京云南会馆成立，以改革家乡乡政，发展文教事业为已任，并于1928年建立和顺图书馆。又于1940年创办了云南省唯一的侨校益群中学，并在仰光先后出版了《崇新会会刊》、《和顺乡》杂志。在缅甸的滇侨及其在内地的侨属知识分子亦先后出版了多份杂志和报纸，后来又参与创办仰光《人民报》、《新仰光报》。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成清还在缅甸参加同盟会，宣传革命，进行反清爱国活动，并为此献上了生命。

滇侨从事的行业

在缅甸的滇侨主要经营宝石、土特产，而土特产则以茶叶为大宗。据资料，公元1736年至1830年间，在缅甸北部的八莫，已有滇侨2000余户，经营有滇商马驮1000余匹在此做运输业务，使八莫成为繁荣的城市。滇侨还从事采矿业，其中较有名的是吴尚贤和宫裹雁，他们分别经营的茂隆银矿和波龙银矿的矿工近万人。战前英国缅甸矿业有限公司的波顿矿区，滇侨矿工约5000人，占全矿工总数的25%；驰名世界的抹谷宝石矿区，也有滇侨矿工 约10000人。此外，还有从事土木工程的，则以梁金山辖下工人有数千，营造跨江的惠通桥成功而著称缅甸。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为阻截日军快速进击，将悬穿的铁索“惠通桥”自行破坏了。

此外，还有的参加筑路工程，其中，1889年修筑仰光至曼德勒（592公里）及稍后的曼德勒至腊戍（288公里）的铁路工程；1914年以后修建的纳骠至南渡（32公里）和波顿铁路支线时，华工约7000人，占工人总数的20%。在修筑从皎脉至东枝，腊戍到耿马，东枝至景栋公路时，华工亦占多数。总之，参加筑路工程中，由于地利之便，当然滇侨工人会占绝大多数。当时工人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死亡率高。

据数据显示，滇省祥云县小波那自然村，1931年去缅甸的共有100余人，后来回乡的仅有15人，其余者均因疾病或其他原因客死他乡。

缅甸华侨兴建的汉式庙宇

据资料，在缅甸华侨所兴建的汉式庙宇，按照兴建年代的早晚分别介绍如下：

一. 缅京阿瓦观音寺

缅京阿瓦观音寺建于公元1773年，即清乾隆38年，缅历1135年。据资料，当时当地的华侨人数约10000人，捐款者达5000人。英人著作中亦云：“缅京阿麻罗补罗（洞谬）一个中国庙里，刻着5000个中国玉石商人的名字。”

该庙建成后，经历三次火灾，现存者是公元1838年重建（清道光18年，延至26告竣），而倡建者是万调元、李体恕、尹必选，撰重修记者李开良，众多的捐款者都是腾冲人和腾冲华侨商号。

《重建观音寺》碑文刻有630多人姓名，其中人名前还有“汉人王爷”、“稿蕴门”（税务官）、“德录蕴门”（华侨事务官）等官衔，这证明了当时华侨中有些人在缅甸宫廷内任职的事实。碑文的落款是：“汉朝商贾士庶众姓人等立”，这也说明了该庙宇是由滇侨富商与广大信众捐款者共建的事实。

又据碑文“清乾隆38年，汉兵奏凯后，继以两个修睦，商人渐进，丝棉往来，裕国通商……越数年，商人鱼贯而入，客货渐次宏通。”

从碑文中可知，当时从中国陆路运入缅甸的货物主要是生丝、绸缎等，而从缅甸输出中国的尤以棉花为最大宗。阿瓦成为当时中缅贸易的中心，来往客商的驻足地，他们在那里“上岗”（缴税），起运。从阿瓦庙宇的堂皇巍峨，可见当时贸易之盛了，亦可知悉当时滇侨的经济实力了。

阿瓦观音寺是一座古典建筑：一共三进，每进有正殿、两厢、庭院、门窗、梁柱雕刻龙凤、孔雀、荷花。神龛占地少，多为华侨用以聚会的客厅。

亭内尚存有一张华侨用以宴请缅王的圆桌。缅甸史学家称该寺是缅中友好的证物。据说，缅甸已将该寺列为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

二. 八莫、孟拱关帝庙

八莫关帝庙建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同时孟拱也建有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关帝庙。滇侨把关帝当作汉家代表祖国的象徽（滇侨自称为汉人，把回祖国叫“回汉庙”），又寓有宣扬“汉家威仪”的意义。这些庙宇成为当时华侨采购棉花和玉石及运入生丝的“上岗”（缴税）集中贸易的场所，也反映了当时滇侨在缅甸的商业成就。

以上所介绍的是位于缅甸中部及北部滇侨所兴建的汉式庙宇，八莫的关帝庙又作为腾冲会馆；而阿瓦的观音寺则发挥了旅缅云南同乡会会馆的作用。

以下我们将继续介绍缅甸南部由华侨兴建的古庙：

三. 丹老天后宫庙

建于1830年，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据说，庙内供奉的圣母娘娘神像系一潮州人自唐山带来者。

当年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人民乘帆船出国，漂泊于惊涛骇浪之中，他们对生活之所托，对命运无常的无奈及对美好愿望的渴求，却依赖“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庇护，从丹老华侨先躯者设立的“天后宫庙”，天后庙又称为娘妈宫或妈祖阁。可见先人在异国他乡的心态。而天后宫庙也成为华侨航海南来最早的组织，同乡会的集合，同时亦附设庙内，宫庙与团体合而为一，又成为侨胞团结，排难解纷的公共场所。

四. 仰光广东观音寺

建于1852年，1863年重修。1852年第二次缅英战争后，下缅甸已为英人侵占。1852年，英政府免费拨地皮给外侨建筑庙宇。粤侨在广东大街建观音古庙。1853年（咸丰四年）当东印度公司填平沼泽地区时，已有旧庙存在。因此，仰光广东观音古庙是建于1852年，火灾后于1863年重修。广东观音古庙碑内载有帆船捐款的船名。

五. 勃生三圣宫 

建于1855年(咸丰五年)，庙内亦有附设广东公司。据英文数据，缅甸伊江三角洲的勃生，于1760年已有华侨居留。1852年后第二次缅英战争发生，英军进攻仰光时，曾强迫印度人和华侨制造军服和弹药，勃生河床亦发现十五世纪的中国瓷器。

六. 仰光福建观音亭（庆福宫）

根据庆福宫的石碑是建于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重建于光绪二十三年，咸丰二年至十一年间，已有庙宇的规模，庆福宫碑内载“召集坡长义士四方船户”。据资料，1852年（咸丰二年），英政府免费拨地皮给外侨建筑庙宇，闽侨在海滨街建观音亭（即庆福宫），当时还向英政府交涉庙前的江边永不得建造仓库，以防阻挡风水。

七. 土瓦福灵宫

建于1875年，奉祀释迦、观音、妈祖、关帝和土地公，香火鼎盛。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隆重的迎神巡城的盛会。

八. 仰光北效福山寺

建于1875年（同治十三年）。由菜农邱猪母捐献，后由杨永兴等群众捐资建成。几经修葺，香火不断。1959年由侨领陈启彰提议，大众集资将寺内空地改建成花园，增建亭阁，广种花木，修建体育场和舞台等文娱设施，使该 寺成为侨胞旅游休憩的胜地。据说，寺内供奉的清水祖师像是从安溪迎请来的。

汉式庙宇内供奉的神像及其它

华侨兴建的汉式庙宇内供奉的神像，释、儒、道俱全。以仰光广东观音亭为例，庙内奉祀有观音（佛教大乘菩萨）与北帝（道教，守护神）、金花夫人（传说中的注生娘娘）、华佗（神医）、鲁班（建筑工匠）、土地公（社神）、包公（即包拯。为官刚正，不畏权贵，执法严峻）、圣母娘娘（民间尊为海神）、孔子（儒家创始者）、伏虎玄檀（财神）、海瑞（力主兴建水利、发展生产、严惩贪污）等，有的古庙还奉祀：释迦（佛教创始者。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的佛神），关帝（三国蜀汉大将名关羽，字云长。民间生意人普遍尊其为武财神。滇侨尊为汉家代表，祖国象徽），清水祖师（广做善事，施舍医药的救世主），等等。

从庙内奉祀的神像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或远渡重洋，徙居异国他乡的“出外人”，华侨先辈们的心态：他们企望找到大发慈悲的神灵庇护，保佑他们平安长寿，祛病消灾，发财致富，繁衍后代……。他们把命运的无常，以及对美好愿望的渴求，寄托在“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庇护和恩赐，而庙宇的兴建满足了他们精神信仰之所托。而生活之所寄，为了生存，并争取将来有所发展，则需团结互助，互相扶持和照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先辈们认识到需要组织起来，这才相继出现了团体，并附设在庙宇内。如丹老的“天后宫庙”，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人民航海南来最早的组织，同乡会的集合亦附设在庙内。宫庙与团体合而为一，成为华侨团结互助，排难的公共场所。

从多数汉式庙宇来看，除了作为祭祀祈祷，举办慈善事业的中心外，还兼作华侨和华侨团体聚会议事办公、洽谈商务等公共活动场所。如八莫的关帝庙，也作为腾冲会馆，阿瓦的观音寺则发挥了旅缅云南会馆的作用。

据资料，当年兴建阿瓦观音寺时，当地华侨约10000人，而捐款者达5000人。在英人著作中亦云：“缅京阿麻罗补罗（洞谬）一个中国庙里，刻着5000个中国玉石商人的名字。”从所建堂皇巍峨的古庙外貌来看，可见当年中缅贸易之盛了；亦可知当时滇侨商人的经济实力。在缅甸南部汉人所建古庙内的碑文刻有帆船捐款的船名。当年我国人民乘帆船出国，同样地早期徙居缅甸的华侨先辈们，也是乘帆船南来缅甸的。中国式帆船，每年春秋两季结队来缅，捐款建庙，可见当年帆船交通之盛了。帆船的往来，船员们也带来了家乡动态和亲人们的讯息；同样地，家乡亲人们也从船员口中知悉“出外人”的状况，尽管远隔重洋，讯息的互通，使两地的亲人们在期盼和祝福中，渡过了无数寂寞的日日夜夜，却又带着无限希望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缅甸的滇侨

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领域的滇侨中的突出人物和知名人士，让我们从中去寻觅这一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足迹。可惜，资料有限，我们没法更加广泛深入地加以介绍，只好留待今后有机会再延续，敬请见谅。

一. 促进中缅边贸发展和城镇繁荣

据史料记载，汉朝开辟的“博南道”是汉唐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06年）西南地区对外交通的商道，被称为“西南丝路”。

云南与缅甸毗邻。由于地缘关系，在加上交通的开拓及条件不断改善，中缅通商往来更加频密，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肯定的是滇人最早进入缅甸经商，并向缅甸朋友传授纺织技术。

中国丝绸在九世纪后就从陆路输入缅甸，到了清代，中国商人还输入生丝，至明代，中国商人从云南输入白盐，开采孟密宝石矿及孟拱玉石矿；缅甸棉花亦开始输出中国。

总之，滇商在传授纺织技术，在促进中缅两国边贸发展；同时也带来两国边境地区城镇的进步和繁荣，并在商贸交往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二. 中缅友好交往中留下的独特篇章

如前所述，在缅王时代有些滇侨在缅王宫廷任职的历史事实，有的还是缅王三朝国师，至于在缅王宫廷内任通事的就更多了。

此外，明洪武永乐间，有腾冲和顺刘姓始祖刘总旗“从徽麓川、缅甸”。尹姓二代祖尹资“奉使缅甸”，至弘治时，又有李姓第五代祖李瓒作为缅王通事到中国宫廷任四夷馆教授，授鸿胪寺序班，清乾隆年间又有尹土楷，寸博学任通事，而最有名的则是兼通事、序班、教授于一身的寸玉。这些精通缅、汉语言文字的通事、序班、教授中，寸玉一家就有公孙六人（详见尹文和《腾冲华侨先躯寸玉及明武赐褒碑》1991年8月3日）。

滇侨中的突出人物

张成清，字石泉，云南腾冲。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先生说张成清是一位反帝反封建而牺牲的缅华同盟会会员。李根源是张成清的好友，他于1905年在日本首批加入同盟会，1906年李根源和张成清曾参与出版《云南杂志》。

详情请见《缅华社会研究》（第二辑）P193—195

尹兆国，字庆子，在闽滇侨中极负声望，生前任缅甸云南同乡会总会长，从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达二十余年之久。曾任缅甸国会议员，国家烟酒业总经理。他与缅甸政要吴努，吴巴瑞、吴觉迎来往密切，交谊深笃。他积极参与反对英殖民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掩护反英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缅甸独立时，给予尹兆国部长级待遇，授受尹兆国温那觉挺（WINNA KYAW ATIN），表彰他的建国卓著功勋。

详情请见尹文和《勿忘侨领尹兆国先生》，载于《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P270—273

刘子义先生，是云南腾冲旅缅华侨中的杰出代表。早年从事华文教育，后从商。热爱祖国，深明大义。1960年周恩来总理第六次访缅时，刘子义先生荣获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随即将一个象牙精雕白鸽赐赠刘子义先生。

详情请见尹文和《周恩来赠滇侨象牙精雕白鸽》，载于《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268—270

许仁钦，字合铭，云南腾冲县人。前缅甸瓦城华侨救济委员会主席，前缅甸瓦城云南同乡会会长，前缅甸瓦城诊疗所主委、1967—1977年节假日国庆历届筹委会主席。他的爱国、爱乡、爱侨胞；热爱教育、培养后代；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周禾书，云南腾冲，前缅甸仰光南洋中学第四任校长。自1956—1964年先后不辞劳苦主持校政八年有余，是缅华文教界难得的先进分子，是引导和培养祖国文化新苗的园丁们的一面旗帜。

详情请见尹纪泽《缅怀南洋中学第四任校长——周禾书先生》，载于《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P174—176

董家敏，又名董孟雄，云南省腾冲县人。1951—1956年曾在缅甸南洋中学任教。回国后潜心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现在已是世界知名学者，被英国剑桥大学人物研究中心列入《世界著名学者》及“世界名人录”。

尹文琴，祖籍云南腾冲和顺乡人。毕生尽瘁于缅华文化教育事业。先生于曼德勒华侨中小学，仰光南洋中学任教，并任《人民报》文艺副刊主任等职。

详情请见尹文和《缅华文化人尹文琴》，载于《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P168—171

尹纪泽，早年在曼德勒华侨中小学任教，后到仰光南洋中学任教，直到1965年4月1日学校被收归国有为止。不久，尹纪泽老师与许天福和林清风老师一起，经调查研究后，组织中文补习班。从此，尹纪泽老师又开始了非正规的中文补习工作。

小结

云南与缅甸毗邻，滇籍人靠地利之便，最先进入缅甸，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范围主要在上缅甸。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在缅北的滇侨才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区。

1995年9月成立“缅甸云南会馆”，是由原来的“仰光云南同乡会”和“仰光云南自由青年社”合并组成，前任理事长为赵忠先生，现任理事长是虞有海先生，他们在团结滇侨以及台胞工作方面成绩显著。近年来滇侨的经济实力增长较快，并呈现移师向仰光等缅南地区发展的态势。据说现居仰光的滇侨约万余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十余年间，我们在仰光读书和工作期间，就开始接触滇侨，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以及后来我们的同事中有不少是滇侨文化人和教育工作者。在我们的同学和学生中有不少是来自中缅边境地区的木姐、棒赛、果敢、腊戍、八莫、胶脉、密支那、东枝及曼德勒等城镇。在与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中，深深感受到在他们的身上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族尊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它在异国延续，发扬光大。今天他们又将传统文化负载到语言和文字中，从中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018-01-18于澳门

参考书目：

1.苏基丰：《一个缅甸侨生的杂记》，1994年12月28日。

2.尹文和：《腾冲华侨诗文选》“前言”，1999年8月8日。

3.郑详鹏：《黄绰卿诗文选》1990年出版。

4.曾冠英：《缅华杂文集》，2002年出版。

5.林清风：《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2004年7月出版。

6.方雄普：《朱波散记》——缅甸华人掠影，200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