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与我的缅语情缘——
纪念任竹根先生逝世20周年

计莲芳

    五十五年前的一天，我随一群上海高中毕业生乘火车北上来到了首都北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东语系报到。那时的我们很是天真幼稚。一切都听从组织上安排。满脑子里想的是对未来世界的好奇与美好憧憬。北大东语系是一个有着十几个小语种的系，系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我们十几个上海高中生被分到了各个不同的专业，如日、朝、蒙、印地、印尼、阿拉伯、等等，但怎么也没想到，我被分到了一个很陌生的专业——缅甸语言文学专业。从此以后，自己这一辈子竟然与缅语结了缘。在从事缅语专业的学习、工作过程中，自己也渐渐树立起要在专业上追求完美的理想而终生努力不息的目标。居然连后来的婚姻伴侣也选择了一个专业同行。
    回想起来，能身为55级东语系缅语专业学生的一员，真是三生有幸！10位同窗2女8男，南方人居多。一开始调皮的南方同学还能用南方话懵北方同学，大约不到半年，北方同学居然渐渐听懂南方话，还能操着半生不熟的南方话来彼此戏耍了。五年同窗，10个人几乎每天都循着宿舍－饭厅－教室的路线步行上课、活动。美丽的校园、紧张的大学生活非常使人留恋；还有俄文楼、外文楼内那几间只能容纳我们这种人数很少的小班的“迷你”教室，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能容纳十几个座位的室内，要安排旁听人员都很困难。屋虽小，却是我们师生风雨同舟，共同成长、进步起来的温暖之家。在那里，我们一起度过了五年相处融洽、胜似亲兄弟姐妹的同学生活，留下过难忘的师生情谊。我们共同闯过了一茬又一茬的政治运动和人生难关。同窗中有五位先后留任北大教师，占全班人数的50％，成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亲密知己。这恐怕是北大稀有语种中最大的留校比例了。
    在人生的这几十年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与我们几乎同时进入北大的恩师－任竹根先生。
任先生是缅甸归侨，祖籍福建漳州。1922年出生于缅甸中部的东敦枝市。1955年应我国高教部之聘由我驻缅使馆推荐回国，到北大东语系缅语专业任教。
    任先生的回国之路还是颇有些波折的，亲人们因不理解，曾多次阻拦。但当时的他，向往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想尽办法先悄悄地做好一切准备，然后在回国的前一天才突然告知在仰光的亲人，使亲人们面对既成事实不及挽回。终于带一家6口于1955年 5月义无反顾地回国了。当时只有9岁的长女任秀治，至今还记得临走的那天，几位舅舅、舅妈难舍难分伤心落泪的情景。可谁又能料到，这一走还真成了任先生与在缅亲人及其故里的永诀。以后几十年，先是由于当时国内政策的原因，后又逢原侨居国方面的限制，任先生在有生之年终未能再踏上缅甸的土地，再与父母亲人相聚。
    任先生回国后任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我们55级缅语班。我们10个学生，是任先生归国任教的最先受益者，也是先生从一年级教到毕业、教授时间最长、最有连续性的班级。因此，对先生也了解颇多、印记强烈、感情尤深。
先生的勤勉和认真至今历历在目。
    从一个炎热湿润的南国来到干燥、寒冷的北京，先生一家不仅要克服气候、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种种困难，还要过语言关。
    记得第一堂课见到先生时，他身着整洁的带着精致小扣子的缅式衬衫，熨烫得平平整整；浓密的黑发上了发蜡，梳得很光亮；皮肤黝黑，真是个地地道道从热带来的人！这都与我们建国初期见到的其他大学老师的形象很不相同。但他的微笑让我们产生了亲近感。任先生的身后还跟着教研室的另一位缅语老师。原来，任先生熟悉缅语、英语和闽南话，但普通话却很不熟练。这位跟随任先生进门的老师早先在国内学过缅语，是专门来为任先生上课当翻译的。他很热情地介绍了任先生，并且用汉语主讲缅语字母的发音法，然后让任先生示范。这种方法，一开始让人感到有趣，但不久就显得繁琐而多余。况且，每当那位老师的发音与任先生有差异时，学生们自然就会流露怀疑的表情，让那位老师好不尴尬！因为，学语音重在模仿，理论上的解释只起辅助作用，过多的解释只会浪费宝贵的堂上时间。更何况在对比中，暴露了他的缅语发音很有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与学生交流，提高教学效果，任先生加紧向同事、向邻居和自己的孩子学习普通话，读书看报学中文，词汇量越来越多，表达也越来越熟练了。所以一、两周后，就甩掉“翻译”单独为我们上课了。后几年，他的汉语已经相当好，用普通话授课、参加学习讨论都自如了。这都是他刻苦学习的结果。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任先生最初用缅语来教缅语其实是一种很先进的教学方法。原本是现代外语教学中，人们努力追求的“外语环境”。后来盛行一时的“听说领先”等教学法，其实在任先生的课上早已付诸实施了。
    也许是与缅语有缘吧，中学时代外语成绩一向较差的我，居然对缅语发音一学就会，不费什么力气就学得很地道。又比如每次听写测试，从不出错，百分之百正确。语音语调方面简直可以与土生土长的人相媲美，在班上很是拔尖。这也促使我对缅语的兴趣更浓厚了，上课时全神贯注，这样又产生了加速单词记忆和提高听力水平的神奇效果。平时我大大咧咧、丢三落四；而对缅语单词却常有过耳不忘的本事，很受同学们的赞赏。这种教学结果让我们师生都很开心、投缘。在后来我们研究教学法时，就想起任先生的教学中这种培养学习兴趣来提高学习效果的方法。
    在以后的授课中，对许多缅语词汇的词义，任先生还是经常用缅语解释的，这样提高了我们的听力和缅语思维能力，但有时也会发生对该词义理解的不确定性。他听到我们对词义的汉语理解后，如果当时不能确认或纠正，课后一定会回去查词典，或向已经上了中学的子女来核实，并在下堂课上纠正，决不让错误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常常与学生讨论教学方法，具体到讨论是用口译式还是问答式做课堂练习更好之类的问题。有关汉语上的问题他有时也会向我们请教，在学问面前他毫不摆架子，为人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鄙视浮躁虚荣之风。
    以任先生的缅语水平和人文知识而言，教我们缅语其实已绰绰有余，但他对每堂课细致认真做准备，几十年如一日。他以对教育和学生的高度责任感，力求不断与时俱进。在离开缅甸的30余年间，他一直关注缅甸社会与缅甸语的发展，还让在缅甸的亲戚寄来应时的缅语书刊，在书信中与他们探讨缅语词汇、语句等与教学有关的问题，不断学习新知识，力求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始终保持着国内缅甸语的最高水平。
    那时学生在学习时没有字典，一有问题就得去问老师，老师就成了“活字典”。记得有的老师因为被问得烦不胜烦而牢骚满腹，回应学生：“我又不是你们的字典！”但任先生却总抱着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面对学生的种种问题，并将之作为激励自己加紧学习的动力。他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对学习吃力者帮扶有加。因之全班同学学习都很努力。从此，编写一本高质量的缅汉词典也成了大家的共同心愿！
    任先生的敬业和责任心受到历届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让人感到不刻苦努力就对不住老师。记得在我们五年学习期间，因为又招了低年级新生，教研室想对任老师另作安排，曾有过一次给我们换老师的计划。谁知该计划一实施便遭我们全班同学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我们55级学生有幸直接得到任老师的教诲整整五年。他的教学态度和做人原则不仅影响着我们当时班集体的思想作风，还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一生。当我后来也在教学岗位上当上优秀教师以后，常常会想起任先生对我们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当然，受师恩者岂止是我们，后来他所教过的历届学生都因为任先生的认真教学态度和高超的缅语水平而打下了良好的缅语基础，成为事业有成的高翻、教授、学者等高级缅语人才。
    自从任先生来到东语系任教后，无论是缅语水平还是教学经验，对缅语教研室而言都是空前的。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任先生到东语系时，缅语专业没有固定教材，也没有可供学生使用的字典等辅助工具书。任先生自编教材，有时甚至得边教边编，并请师母用蜡纸打字后，油印出来给我们用。为了学以致用，特别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掌握地道的缅语，他尽可能选用多种题材的缅文短文，除小说、诗歌、剧作外，还选了新闻、社论、领导人互访时的讲话等，甚至还选了几篇广告作为教材；在当时没有录音设备的条件下，上他的听力课很是精神紧张。大家围坐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直接听缅语广播。听过一段后，老师任意选一位同学用中文复述内容，其他人补充。老师再讲解其中的生词与难点，给出正确答案。因为听过就不能重复播放，每个同学都不敢懈怠，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有时还带大家一起去游览名胜古迹。由他当外宾，同学当翻译，进行实战演练。正因为有过这些训练，我们在二年级下学期时就被调去参加接待缅甸吴巴瑞、吴觉迎副总理访华团，当生活翻译，圆满完成了任务。这在东语系缅语专业是少有的。
    缅甸历史上曾有100多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缅语中溶入了大量的英语词汇和与西方相关的内容。任先生在缅甸时有教授英语的经验。加上他丰富的缅甸人文知识、一口纯正的缅语和对缅式英语的熟悉，对国内缅甸语教学和翻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一般缅语翻译，常被缅语中时时出现的英语借词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工具书里也查不到。而他却曾对此作了深入研究，能一一破解。并在教研室作过专题科研报告。
    任先生在国内缅语界有很好的口碑，他的专业高水平和谦和的为人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和尊敬。外交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文局等单位，在遇到有关缅语或中译缅的翻译难题，就会到北大东语系找他请教解决。在1955年以后的十几年中，国内出版的几十套汉译缅的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请任先生最后审查定稿的。其中有许多工作是不计报酬也不署名的，但他不管多忙多累，都及时给予帮助。他参与了中缅边界的勘查谈判工作，经常与缅方代表审核文件到深夜。他还应邀参加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定稿工作，这在当时是只有专业外语最高水平者才有资格参与的工作。他还利用这一机会记下了许多翻译范例用于授课之中。他是北大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还曾被外地的一所外国语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很高的专业水平，加之勤勉和认真，使先生担当了很重的责任，工作十分辛苦。
    他对科研工作的严谨、细致态度也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文革前就曾和陈炎先生等积极筹划翻译缅甸历史名著《琉璃宫史》。1978年后，旧事重提。由缅语教研室的几位同事们组织起来搞翻译。任先生曾与我们专门研讨过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还批阅过部分初稿。他亲自用红笔批改，有拿不准中文意思的就会划上问号，一旁注释缅文，交译者再次核校。
    缅语教研室集体编写的《缅汉词典》历时十六年之久。其间虽从缅甸请过专家参与合作，但任先生是该词典编写工作的把关人物。每一个缅、汉词条都经他一丝不苟地追根溯源，一遍又一遍地审核定稿。这些都是缅甸专家和我们这些晚辈们无法胜任也替代不了的。词典出版后，受到各方面好评。它不仅是目前国际上同类词典中词汇量最丰富的，而且词义正确明瞭，错误很少。1990年后，《缅汉词典》、《缅语基础教材》《琉璃宫史》等巨著相继正式出版，标志着缅语专业走上了成熟之路。这是教研室几代人努力的集体成果，也凝聚了任先生的毕生心血和奉献。然而，它们的面世也正在先生的谢世之年，先生终究未能亲眼目睹这些硕果的“真容”，怎不令人唏嘘生憾！在我国东方学的浩瀚天空中闪烁着众多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其中的一颗。那点点的星光永远洒落在《词典》的每个条目的字里行间，化作了知识与力量，照亮每一个后来探索者的心灵！
    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不说违心话也不做违心事，不喜欢追风弄潮和争名逐利。他长期担当着缅语教研室的一个缅语专家般的角色。上过的课时多得不计其数。如前所述，他参与过多次重大的科研和对外笔译定稿工作。缅语教研室中留任的55级、56级的我与一帮同事们——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后来几乎个个都评上了教授职称，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却是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退休的。这一看似遗憾的结果，也许是与此一时彼一时的职称评定标准的把握有关吧。但事实上，他是一位在北大东语系缅语专业学科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权威学者，幕后英雄，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教授！
    在生活待遇问题上，先生很是严以律己。归国后，他的工资除了北大发给的70元外还得到高教部的额外50元的特殊津贴，这是可以享用终生、一般教员所没有的特殊待遇。而他却在1958年师母参加工作后，就以生活条件已有改善为由，主动要求放弃了这一特殊津贴。
    先生是真诚的，对同事、对学生总是带着微笑。
    他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尽量与大家打成一片。周六我们拿着小凳子去大饭厅看电影，先生也常来参加；大家去义务劳动，也有先生的身影；逢年过节先生常叫大家去他家品尝些缅式小吃。任先生是高教部以专家级待遇聘请来的，因此北大分给他一套当时算是很宽敞的4居室的住房。师母热情而好客。于是去拜访老师家人，成为我班同学增进师生情谊和体验缅甸文化知识的经常性的课外活动。归国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儿子出生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我与同班另一女同学还同去医院探望过师母，当然也就可以练练口语了。每当我们组织有关缅语课外活动时需要用到缅甸服饰道具，什么沙龙筒裙、缅式上衣、帽子啦什么的，都是从师母处借来用。后来，任先生与我们几个在北大任教同事的家属也都很熟，来往较多，情同家人。
    “文革”时我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后分到一个小城市的图书馆工作8年之久，一直想重返专业岗位。在缅语教研室的帮助下使我终于能返回母校，成为北大教师的一员。返校之初，我们一家4口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居住。任老师来看我后就向有关方面反映，很快解决了我的住房拥挤问题。这些感人的师生情谊，一直成为我要为北大为东语系增光添彩努力工作的巨大动力。现在虽然恩师已故，我们与师母及其一家人仍保持着亲友般的联系，缅语专业师生的情谊早已超出了仅限于教学关系的范围，这种师生情谊胜家人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缅语专业的传家宝。
    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和三年经济困难，任先生虽然变得谨慎言行，但却没有选择过离开心仪的祖国。其实，几十年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亲人的思念。据其子女们回忆，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他把国外亲人几十年的来信都收藏得整整齐齐，已有厚厚的一沓。我想，他的心底里必定涌动过回到那个熟悉的出生地去探望生身父母、手足兄妹的强烈愿望；希望重访那个作为一辈子研究对象的“第二故乡”——缅甸。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随代表团赴缅访问的机会。但他却把机会让给了教研室里另一位归侨教师。1986年，任先生好不容易等来了两个亲弟弟从缅甸回国探亲。他不顾旅途辛劳，亲自去云南边境迎接，并一起回福建漳州故里省亲。返回北京后，因过度兴奋与疲劳，突发脑溢血，4年后即病逝了，年仅68岁。他的返缅省亲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是由师母实现的。已七十余高龄的她，从1993年起，几乎每年都会赴缅与亲友们团聚一段时间，重温年轻时熟悉的生活。
    令人欣慰的是，幼时出生于缅甸的任先生长女任秀治于1998－2002年间，还在我国驻缅使馆就任文化参赞之职，继承父志，为促进中缅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个个事业有成，足以告慰任先生在天之灵。
退休以后，虽然我已远离了缅语专业，在艺术的天地中寻找着晚年的快乐，但从未因把青春和事业都投给了缅语这个小专业而后悔过，只为这珍贵而难得的情缘暗自庆幸、自豪。 
                                                                 ——201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