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时深度观察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8月27日文章，原题：为何凯南的遏制战略对中国不会奏效  

作者 | 苏拉布·古普塔

在《苏联行为的根源》结尾部分，乔治·凯南认为，从美国政策角度来看，与苏联对抗及增加对其压力的风险是可控的。

他表示，这是因为美国在苏联的利益“非常小”。美国“没有投资需要保护，没有实际的贸易损失，几乎没有公民需要保护，也鲜有文化联系需要维护。”

基于上述理由，凯南告诫说，苏联扩张主义应在其侵犯和平和稳定秩序利益的每个关键点上遭到坚决遏制。此外，绝不能让全球重要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落入对手的控制之下。

凯南对于美国在苏联利益“非常小”的观察，与当今的中国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支撑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超1000亿美元，每年双边贸易额超5000亿美元，美国投资者持有超1万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中国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市场价格计算），到2040年将拥有最大国内消费市场。到那时，这些利益将会放大。

中国的人口红利或许接近耗尽，但当前从政府向市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中，仍有大量被压抑的增长潜力有待释放。如果几十年后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今天韩国工人的水平，中国经济很可能扩大到美国经济规模的2.5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凯南遏制战略的前提是美国保持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这种丰富的资源和影响力推动西方对莫斯科采取集体行动。

相比之下，美国在历史上从未面对中国这样的对手。这将反过来考验美国自20世纪初作为大国崛起赖以生存的核心战略主张：美国可以从国家实力地位出发应对其面临的战略挑战。

从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印太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遏制都不是合适的选择。首先，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构想必须以现实和客观性为基础。如美中竞争是民主和独裁的全球较量等说法，不仅偏离真正重要的任务，且影响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其次，美国的战略概念须被赋予一种内在的克制和节制机制。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扩张主义上，凯南使未来的美国战略家不必刻意在周边寻找共产主义的足迹。

区分北京方面所追求的结果和所采用的手段，从而促使更为集中地针对中国的战略施加压力，也是一种类似的克制，这必须将雾谷（即美国国务院）的想法纳入考虑之中。美国集中施加的外交压力也必须植根于国际规则。

再次，中国挑战时代的竞争将主要是经济和技术的，而非军事或意识形态的。军事竞争通常是零和的，而经济交流本质上是正和的。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超过其他同等国家，其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将给美西方国家集体行动造成问题。

中国的庞大市场还将决定华盛顿在制定有选择“脱钩”的供应链战略时谨慎行事。一个阻碍盟国和伙伴与北京先进技术交流的经济安全边界，很可能成为21世纪地缘经济的马其诺防线。

此外，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无休止的海上军事竞争仍将是美中关系不可回避的特征。台湾处于两者地缘战略交汇处，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火药桶。而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在大多数时候仍将是次要的。

最后，北京对两极秩序的概念并不陌生。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华盛顿将发现在印太地区组建和深化一个由盟友和伙伴组成的针对中国的两极联盟非常困难。

在中国建立和巩固强大的中央集权，几千年来一直是东亚和平、繁荣和稳定的最可靠的保障，区域国家都会追随中国向外辐射的影响力。

另外，地区国家与其所谓的对手（中国）之间存在太多关乎其自身利益的经济友好关系，以至于这些国家无法加入一个纯粹的排他性联盟。

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主要是为了争取非盟国地区伙伴的忠诚而进行的——这对美国战略家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来源：环球时报 | 苏拉布·古普塔，乔恒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