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春春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文明研究”负责人

经过半年多的马拉松式谈判，2024年2月1日，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27国领导人峰会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欧盟将在未来4年之内即2027年之前，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约合540亿美元）的援助。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X上称，乌克兰可以获得“稳定、长期、可预测的资金”，而且这一决定表明了欧盟在对乌援助以及承担义务方面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考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感谢，称“欧盟持续地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可以增强乌克兰的长期经济和财政稳定性，这与军事支持和制裁俄罗斯一样重要”。

这倒是实话，对于弹尽粮绝的乌克兰来说，这笔钱确实太重要了。如果拿4年的援助即500亿欧元（540亿美元）与乌克兰2024年的财政预算规模约434亿美元相比，那么欧盟许诺的援助体量相当可观。[2]鉴于乌克兰在当前的局面下安全防务支出、财政赤字均居高不下，所以欧盟的承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维持乌克兰国家和社会运转来说，可谓提供了强劲支撑。

联想到欧盟这项援助计划是在去年6月20日就已经提出，期间还遭遇了匈牙利的激烈反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这个背景下，有必要将其置于复杂的坐标系下进行观察，才能解读出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信息，以及为其赋予相应的意义。

匈牙利总理顾问欧尔班·巴拉兹（ORBÁN Balázs）日前接受奥地利《快报》采访，证实匈牙利在援乌议题上受到欧盟的威胁，遭受了“事实上的政治强奸”。图自奥地利《快报》

欧盟成功了吗？

之所以说这项决定“艰难”，是因为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是一项在2023年底之前就应该决定的事情，但是由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反对而延宕至今。现在大家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令欧尔班在一个月之后改弦更张呢？

观察者在第一时间的解读是，欧盟和成员国的领导人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表达了强烈的援乌意志，以及无法继续容忍匈牙利每每利用一票阻碍欧盟的集体决定。

在达成对乌克兰援助协议之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和比利时的政府首脑与欧尔班提前进行了小范围交流，这使得欧尔班放弃了反对意见。而且，欧盟据说并没有以解封对匈牙利的2022年财政拨款作为交换条件。

这当然是一个积极而正面的叙事，配合了欧盟把自己塑造为地缘政治“全球参与者”（Global player）的努力。欧尔班事后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为自己辩护的评论，称欧盟保证不把给匈牙利的预算转拨乌克兰，而这曾经是匈牙利的担心所在。

然而，接下来由当事人和知情者传出的消息则颠覆了以上解读。

意大利总理办公室称梅洛尼是说服欧尔班转意的“主角”，作为对欧尔班的“回报”，梅洛尼并且在峰会上反对因法治国家争议而剥夺匈牙利在欧洲理事会的表决权。欧尔班也对意大利媒体表示，作为对梅洛尼好意的回应，欧尔班决定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加入梅洛尼所属的右翼议会党团“欧洲保守主义者和改革者”（ECR）。

也就是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以在欧洲议会里拉拢欧尔班、让欧尔班在欧洲右翼力量中获得更大发言权为条件，获得了欧尔班在援乌问题上的让步。

所以问题转而成为：欧尔班对于欧盟意味着什么，以及援乌决议得以通过意味着欧盟的成功吗？

欧尔班在欧盟内的角色，与其说是其个人的民粹色彩决定的，不如说是欧盟的结构性弱点造就的。很多人把欧尔班在欧盟中的角色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内的作用相比，因为两者似乎都是在西方阵营中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但是两者实则“大异其趣”。

埃尔多安把同意北约的诉求作为实现土耳其国家利益的交换条件，比如瑞典欲加入北约、而北约其他成员国也急需瑞典加入，那么北约就要同意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如获得美国的F-16战机，以换取土耳其的首肯。

但是匈牙利的欧尔班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谜”，如果要给他的角色下一个定义，那么可能是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路线的代言人、欧洲的“特朗普同情者”。

2月1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出席欧盟特别峰会。图自新华社

2024年1月4日，伦敦《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与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主任格兰特（Charles Grant）展开的题为“欧洲的未来”的对话中，重点讨论了作为欧盟“问题”的欧尔班。

格兰特认为，欧尔班对于欧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布鲁塞尔此前的观察是，欧尔班“似乎始终是一个交易型的政治家，待价而沽”，“如果要想让欧尔班做某件事，可以给他钱或者其他一些好处，他会照办”。

但是，现在的欧尔班还会开价吗？有些人甚至揣测认为，“欧尔班实际更想从内部破坏欧盟，为所有人制造巨大的问题，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极右翼更有效力的领导人，等待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然后欧尔班可以与特朗普和其他类似的欧盟国家政府合作，成为欧盟内部的改变性力量”。

格兰特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此，欧尔班的角色，也是欧盟在深入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一个结构性弱点。否则，什么机制能够阻止勒庞、维尔德斯等政客未来以欧尔班式的方式,让欧盟的政治决策陷入停滞呢？

因而欧盟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真正成功。欧盟此时通过援乌决议，仍旧是一个内部的政治妥协，而非共同政治意志的机制性体现。于是，对于欧盟能否在俄乌冲突中充当自我指认的乌克兰支持者和保护者角色，观察者的疑虑并未消散。

未来的美国还会是曾经的美国吗？

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时间可能并不在欧盟一边。

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爆发两年以来，能够与俄罗斯打个棋逢对手，除了自身的意志和军事能力之外，最大的助力因素还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这也是一些观察者在这场冲突中嗅出了“代理人战争”的原因。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统计，美国从2022年1月24日至2023年10月31日，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43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远远超过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其他西方国家。

但是，美国在社会极化和撕裂、共和党和民主党为2024年总统大选进行恶性竞争的背景下，已经出现了对乌援助的疲惫现象，不少美国人质疑：在存在大量国内问题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还要源源不断地支持乌克兰？为什么欧洲人不自己承担支持乌克兰的责任？

美国总统拜登受到内政的掣肘，在兑现对乌克兰的承诺上面对难以预测的反复。2月7日，美国参议院——尤其是受到特朗普催促的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否决了现政府包括对乌克兰600亿美元援助在内的“安全援助法案”。虽然参议院8日经过再次投票，同意就法案展开讨论，但法案其后在众议院的命运依然处于未定之天，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表达了鲜明的反对态度。

2月10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会“鼓励”俄罗斯对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友“为所欲为”。视频截图

特朗普本人对于支持乌克兰、交恶俄罗斯毫无兴趣，他也完全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美国右翼记者卡尔森（Tucker Calson）采访时称“战争可以在几周内结束”的第二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的共和党总统投候选人提名竞选活动中,称“我们必须解决这场战争，我将解决这场战争”，因为支持乌克兰已经耗费了美国人“数千亿美元”。不仅如此，特朗普还称曾经告诉某位欧洲的北约盟国领导人，后者如果没有兑现北约成员国的防务开支承诺，将不再得到美国的保护。

特朗普的此番表态令欧盟盟国舆论一片哗然。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美国的内政发展能够阻止欧洲人的“特朗普噩梦时刻”（Trumpmare scenario）成为现实吗？

毋庸置疑，乌克兰问题，或者说特朗普一旦再度入住白宫之后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涉及美国内政，而是成为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或西方阵营的团结，以及欧洲未来方向的试金石。

德国能够成为领导力量吗？

事实上，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以及北约内部继美国之后的最大军备提供者。按照德国政府的统计，从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12月13日，德国官方向乌克兰提供的难民、军事、基础设施、重建、财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援助高达278亿欧元，其中军事援助为2022年20亿欧元、2023年54亿欧元，并且还对未来的军事援助做出了105亿欧元的承诺。

尽管如此，德国和欧盟也十分清楚，没有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中没有胜算，欧洲各国甚至无法兑现对乌克兰的军备援助承诺。

为此，德国总理朔尔茨特地飞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议员，展现德美团结的力量，为美国和欧洲继续支持乌克兰造势。行前，朔尔茨2月7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文，称“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阻止俄罗斯获胜”，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我们不久将面对一个比冷战更不稳定、更有威胁性和更加不可估测的世界”。朔尔茨在与拜登会谈时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对乌援助法案，拜登也感谢德国在援乌中“从一开始就展现的领导力”。

不得不说明的是，美国和德国目前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局——或者说同时陷入了两场既与国际政治、又与各自的国内政治密不可分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

在美国，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话题，巴以冲突则暴露了美国社会内部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保守势力之间的“文化斗争”。在德国，虽然支持乌克兰属于社会共识，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进入德国，并且享受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提供的难民待遇，也在民间引发了疑虑和不满。

当地时间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图自美联社

曾经有一位德国媒体记者在访谈节目中，公开说出了德国民众的感受：大家不太理解的是，这些乌克兰难民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他们难道不更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斗吗？为他们提供资助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获得资助而有所付出吗？

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局面下，德国继续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就将相当一部分民众推向民粹和右翼势力，进而发展成具有撕裂社会共识潜力的话题。极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之所以在德国民调支持率中高居第二位，而且在德国东部个别联邦州的支持率甚至高居首位，很有可能在今年东部三个联邦州选举中成为引发宪政危机的因素，就与难民话题密不可分。

至于巴以冲突，或者说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袭之后展开的激烈报复，则是动摇了德国作为立国之本的社会共识：德国由于在历史上犯下了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所以在二战后发展出“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国国家意志”的反思性叙述，进而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弃儿”演化为“正常国家”、甚至是所谓价值观的“模范国家”。但是，当下的德国如何在历史（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原则（德国现政府号称的“价值观外交”）和现实（尤其是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的大量妇孺死伤）之间维持自身叙述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面对以上远远超越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单一层面的挑战，德国能否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接过西方领袖的旗帜，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得出答案的问题。

前途未卜的2024年

无论是对于欧盟，还是美国或者德国来说，2024年注定不会是一个平静的年份。

首先，2024年将迎来众多的重要选举。无论是足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美国总统选举，还是仅仅具有有限政治意义的欧洲议会选举，抑或令德国传统主流政党疲于应对的东部联邦州选举，都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俄乌冲突。虽然预测这些选举的结果为时尚早，但是有一点基本可以明确，即欧洲将不得不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以达到“俄罗斯不可以获胜”的目的。否则，欧洲就必须调整自己的叙事，寻求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

其次，俄乌冲突在进入第三年之际，事实已经发展为类似一战后期的阵地战、物资战和消耗战。如果没有新力量的加入（如美国在一战后期加入协约国阵营），或者突破性军事技术的出现（如刚刚被解职的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在2023年反攻失利后接受英国《经济学家》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12]），或者某个冲突方因内部原因而崩溃或退出（如一战后期的沙皇俄国），不能排除这场冲突将会长远被“冻结”，当前的前线成为事实的占领分界线。

这种远景对于欧洲而言，无异于战略噩梦，因为这意味着欧洲将不得不把相当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对俄罗斯展开军事对峙，欧洲重回“冷战2.0”时代。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美国核保护伞的更冷的“冷战”，欧洲所面临的未来势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