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解读视角不一样，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逻辑连接也不一样。从战略要求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对华侨华人的各种要求，从战略的本质和精髓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可能的机遇；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则提示我们需要注意“一带一路”的实施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华侨华人都是该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仔细谋划。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华侨华人；逻辑连接

    ［作者简介］王子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与东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两个倡议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这一倡议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长远规划，因此在中国也被称为“一带一路”战略（在本文中，有的地方使用“一带一路”倡议，有的地方使用“一带一路”战略，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的学术界纷纷就这一倡议的战略意义、应该关注的问题和可资利用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可资利用的资源问题时，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几个专家的看法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其原因一是因为自己的研究兴趣使然，笔者承担了教育部华侨华人研究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该课题主要研究新时期华侨华人在中国经济走出去中的作用，有人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升级版，笔者自然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和话题，关心这一倡议对华侨华人的影响以及华侨华人如何助推这一倡议的实现；二是与自己的调研和思考有关。出于课题研究的需要，笔者近年来多次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调研，发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是走出去，而且还包括走出去后一系列的经营活动），华侨华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当地华侨华人还经常被当地一些民众作为他们发泄怨气的替罪羊。因此在阅读相关专家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相联系的文章时，笔者特别注意并提醒自己，在解读“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和影响时要尽可能地全面，以免在出现问题时，我们缺少思考和应对的预案。

　　在阅读专家们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和华侨华人有关的文章和观点时，笔者也发现，时下，人们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解读主要是从这一战略要求的视角下进行的，而很少从战略的本质和精神解读“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机会，更没有从其实施遇到的问题分析其可能为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梳理和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华侨华人的不同影响。文章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叙述相关学者从战略要求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建立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第二和第三部分介绍笔者从本质和精神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

一　动员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落实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华侨华人能够做什么？这是从需求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华侨华人研究专家曹云华教授和刘宏教授在2015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访谈时进行了解答，下面就以这篇访谈为样本，分析两位专家从需求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

　　第一，利用华侨华人的桥梁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增信释疑。曹云华教授提出要“充分调动华侨华人作为中外沟通桥梁和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为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在国外落户生根增信释疑”[1]。

　　首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这样一种桥梁。“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并不理解和支持，存在较多顾虑。需要借助他们及其开设的媒体，宣讲‘一带一路’构想之意义、互利性、光辉前景等，加强相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新丝绸之路建设倡议的认同与支持”[2]。

　　其次，华侨华人为何能起到这一桥梁作用？这是因为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国情，又熟悉住在国国情和社会经济形势，与当地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有着各种各样的组织。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已超过6000万人，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另外，还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生活在中国各地。有较大影响力的各类华侨华人社团逾25万个，全球华文学校近2万所，数百万学生在校接受华文教育，海外华文学校教师达数十万”。[3]一些事例表明，华侨华人确实在这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最近的一个事例是澳大利亚华人对该国富商帕尔默(Clive Palmer)的辱华行为的抗议。

　　2014年8月18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澳大利亚富商帕尔默指责中国企图抢占澳大利亚的港口来盗取自然资源，并把中国称为要“接管这个国家”的“杂种”。澳洲华人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帕尔默道歉，帕尔默随后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行郑重道歉[4]。这一事件表明，当地华侨华人确实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人数和组织）来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第二，华侨华人以其经济资本和其智力资源直接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建设。

　　全球华商企业资产总规模约5万亿美元，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各行各业分布广泛，他们中不少人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区域平衡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目前中国‘千人计划’引进的近30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94%以上是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广大华侨华人在开拓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推动祖（籍）国慈善捐赠事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可直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事业中[5]。

　　第三，国务院侨办需要通过各种机制动员华侨华人，激励他们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在一般情况下，华侨华人可能不会自发地宣传和参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通过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工作，需要“通过加强政策制定等多种方式，组织与协调相关活动，使华侨华人与住在国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加强接触，并鼓励华侨华人有意识地通过媒体、网络等平台，提高其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率，借助公共外交等方式积极引导国外媒体、智库等有关中国的公共舆论，加强国外公众对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全面认识”[6]。

　　第四，华侨华人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有其差异性的。具体的部门做工作时必须对此作出区分。“华侨是中国公民，政治上认同中国，而海外华人则是外国公民，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文化和经济领域。还有一部分海外华人，虽然在种族上是华人，但其政治、文化和族群认同已完全当地化，对中华文化不一定认同。”[7]

　　通过以上对两位专家观点的引述，可以归纳出从需求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国家大战略，它既需要海外华侨华人大力宣传这一战略，也需要他们以其经济资本和智力资源投身其中。要能很好地利用这一资源，单靠其对中国的认同（华侨）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华人）是不够的，国务院侨办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活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　设计战略实施机制，让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和精神是什么？“一带一路”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对第一个问题，目前的研究谈得比较少。张蕴岭教授在其相关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认识，‘一带一路’是我国作为上升大国坚持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称霸的老路，而走开放、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新的和平发展道路的体现。为何要借用丝绸之路这个词？因为，古丝绸之路所代表的精神，也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路精神’，可以最好地体现这些理念和原则。”[8]但对“一带一路”战略如何具体地体现这一点，张教授却并没有予以展开分析，笔者将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找到其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

　　第一，是对历史上丝绸之路本质与精神的解读与分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关国家的和平交往之路、共同致富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之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是帝国靠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侵略与征服之路，它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生命危险，船载马驮探索开辟出来的；商人的财富不是靠强取豪夺，而是通过沟通有无，满足人们的众多需要；在这条路上，也有官员和军队，但军队和官员不是为了侵略和征服，而是为了传播信息和文化；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表现在语言、服饰、建筑、制度、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吸收和融合。

　　今天我们提倡“一带一路”，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跟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恰好契合：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二，是对和平发展之路进一步展开的具体要求。中国政府在多年以前就提出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靠武力侵略和征服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学者也纷纷著文对这一立场和表态进行演绎和分析，从逻辑上论证其可能性。但可能逻辑上是一回事，而对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计划。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可以说很好地弥补了中国和平崛起言说中缺失的一环：中国将通过参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资源和市场。在这一计划和战略实施中，资源不再是拿回中国，而是就地转化为产品用于当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也不是拿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去挤占，而是销售本地生产的产品。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它可能无法再用GDP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可能需要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标准。这样的一种思路既可以减少中国自然资源的损耗，减少污染，也可以减少商品输入和输出可能导致的国际经济冲突。由于当地国家需要，也可以减少竞争可能带来的其他冲突，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为当地政府带来税收，也可以为当地社会创造就业，为当地社区创造便利，真正地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和平发展。

　　第三，是通过机制设计，建立起“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倡议，而且是一系列具体措施，其核心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9]和丝路基金[10]参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具体设想和建议是在具体基础设施项目招投标时，要求施工单位由中国企业、当地国企业和其他成员国的企业组建联合公司，共同承担项目的实施工作。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不是一种发展援助，而是一种贷款，中国作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发起方和主导方，在银行和基金运作时，以中国企业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参与作为获得贷款的附加条件，是可以的，也是可行的，这样就会给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机会。

　　中国的企业十分需要这样的机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投资，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战略的一部分。但由于是后来者，经验不足，中国企业在投资国外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市场的开拓问题、投资的风险和收益问题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作为依托，单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可能难以应对。如果把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依托的、多个国家联合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设计，那么这种机制就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支撑。首先它解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市场开拓问题。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运作时，具体项目由当地国提出，中国企业只是作为重要的一方参与就可以了，这样就不需要中国企业到处去跑项目和市场。如果做得好，打出了品牌，建立了信誉，随后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保障。其次是投资经验的积累。通过参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建设项目，可以为中国企业投资国外积累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如何与外国企业合作、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等，这些经验将有助于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在进行具体项目建设时，章程可以要求项目施工方必须是中国企业、当地国企业和第三方成员国企业组建的联合公司。一方面，这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设计的逻辑要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不是中国一国说了算的金融机构，而是多国参与的多边金融组织[11]，因此在运营时，可以也应该要求中国企业、当地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组成联合公司参与，以示其共赢和开放性。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走出去。投资国外不仅仅是将钱投出去就完了，还有经营和收益的问题。要让经营和收益落到实处，就必须解决和当地企业以及第三成员国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中国企业和当地政府、当地社区的关系问题。现阶段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能很好地平衡中国企业、当地企业、当地政府利益和社区利益，这也给第三国势力恶意挑拨中国企业和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机会。如果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机制设计，在事前就中国企业、当地企业和第三国企业在利益分割方面达成共识，就可以通过利益将三方捆绑在一起，减少以后中国企业在经营和利润分割时可能遇到的麻烦，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创造良好的效益。

　　归纳以上的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展示，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将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可能使更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

三　分析战略实施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实施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基础设施的落后问题[12]，同时解决中国的资金过剩[13]和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14]，从逻辑上讲，一举两得，不应该产生矛盾和问题，应该皆大欢喜。但从既有多边金融体制倡议的起步艰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来看，事情并不像逻辑推理那样一帆风顺，反而遇到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在“一带一路”项目具体实施时直接冲击到当地的华侨华人，给当地华侨华人带来不利影响。

　　2010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设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倡议，各方之间为此进行了多次磋商，但几年过去了，磋商未获得实质进展，其主要障碍来自各国对所持投票权的比例存在严重分歧[15]。2013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但迄今各方也未就“金砖结算货币”或本币自由兑换等问题达成一致[16]。

　　从目前的情况看，亚投行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一个核心机制。“一带一路”战略的三大战略意图——通过周边建设拉动西部发展、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带动人民币国际化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其具体的机制设计。从目前相关的报道和研究看，亚投行的机制如何设计已经是一个各方争夺的焦点。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各方围绕亚投行的争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出资比例问题。出资比例问题不仅仅意味着出多少钱的问题，它还意味着投票权和利益的分配权问题，因此是各国斗争的一个焦点。依据媒体的报道，亚投行的出资比例依照两个大的原则，先是按地域进行分配，亚洲国家70%（或75%），非亚洲国家30%（或25%），接下来是按照GDP和人口进行分配。按照这两个原则和目前57个创始成员国计算，中国出资比例最低都会超过33%[17]。这和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美国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持平，远远高于美国今天所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76%的份额[18]。目前关于此事的进展是各国的财政官员和专家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按照程序，然后是就谈判达成的章程提请各国的国会批准。如果最后亚投行按照这样的比例出资成立，中国高额的出资难免会让人产生中国操控亚投行的联想，这也将大大增加华侨华人在国外解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时的难度和压力。如果将来亚投行实施的具体项目出了问题，当地民众也更容易将矛头对准中国，将怨气转移到当地华侨华人身上，给华侨华人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是亚投行用哪种货币结算的问题。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将是亚投行筹建过程中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出资比例问题，包括成员构成、出资比例乃至投票权。因为使用何种货币结算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成效。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从国际大战略的角度讲，就是要破除和消解美元的一统天下，破解美国利用对美元的发行权利对中国人民劳动财富的实际剥削。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际目的看，如果能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就意味着通过亚投行的融资和投资的众多项目将众多国家的经济和中国经济捆绑到了一起，因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直接决定了人民币的稳定和升值，而人民币的稳定和升值又直接决定着这些国家很大一部分基础实施投资的实际收益和这些国家相关公司的实际利润，这样就形成了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而这正是“一带一路”战略要达到的目标，如果真的能达成这一目标，华侨华人的生活环境无疑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如果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或使用其他折中的结算工具，那么“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就要打很大的折扣。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解决。

　　2013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但迄今各方也未就“金砖结算货币”或本币自由兑换等问题达成一致，确定使用何种货币的难度可见一斑。现在亚投行有50多个成员国，其协调难度更大。

　　第三是争端解决机制。亚投行本质上也是一家多边的金融机构，成员之间的纠纷在所难免，同贷款国出现纠纷也难以避免。因此，设计一个合理和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不管是从投资本身的角度，还是从华侨华人的角度分析，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亚投行的倡导国和主要出资国，没有很好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很好地化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难以保证投资的收益，还可能招致当地相关方的怨恨，当地的利益方还很可能把怨气发到中国政府身上，并进而把当地的华侨华人当做方便的替罪羊。2012年缅甸莱比塘铜矿事件爆发时当地一些的民众反华情绪和口号证明笔者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杞人忧天。

　　2012年11月19日，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以北约180公里的蒙育瓦镇莱比塘铜矿外发生了群众抗议事件，约两百名僧人和500名民众堵住公司营地大门，他们要求停止开采铜矿，增加对搬迁民众的补偿，甚至有人提出了要参与铜矿开采的中国企业撤出缅甸，有些人甚至高呼“这是我们的土地，不是中国人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奴隶”等反华口号[19]。莱比塘铜矿是由中国公司和缅甸公司合作开发的一个项目，按照“一带一路”的标准，在性质上可以归入丝路基金的经营范围。该项目在利益的分割方面涉及的因素并不是太复杂，但由于没有事先规定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能通过谈判重新进行利益分割。重新分割利益，难免一些人以各种借口趁机漫天要价，这也是直到2015年1月，还有人在利用此事制造事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是笔者结合既有的文章、观点和自己的分析，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三种可能的逻辑连接。从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观察的视角不同，思考的切入点不同，“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也有所不同。从战略的需求出发，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华侨华人如何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从“一带一路”的精神和本质出发，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机会，对华人移民（华侨）的积极影响；从其实施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分析，我们应该想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可能给当地华侨华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想要提出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大战略，无论是从战略需要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该战略的本质和实施机制的角度分析，华侨华人都是该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仔细谋划。

【注释】

[1][2][3][5][6][7]《“一带一路”连接海外华侨华人》，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d/gd_rwhn/201503/t20150310_1539079.shtml，2015年5月10。

[4]李伟：《筹建亚投行：中国从此不做冤大头》，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opinion/bigstory/special/aiibchina2015/，2015年5月12日。

[8]张蕴岭：《聚焦“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407/t20140731_1274694.shtml，2015年5月13日。

[9]根据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的倡议创设，目的在于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4月15日，共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参见环球网国际新闻：《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总计57个权威专家回应热点话题》，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198610.html，2015年5月13日。目前亚投行还处于有关章程的谈判过程中。

[10]根据2104年11月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的研究创设，建立丝路基金的目的是要利用我国强大的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会议上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分别来自中国的外汇储备（占65%）、中国进出口银行（占15%）、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占15%）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占5%）。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正式开始运行。参见中国新华网新闻：《丝路基金公司开始运行》，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2/17/c_127503932.htm，2015年5月13日。

[11]目前丝路基金还是由中国一国出资和经营的金融机构，但依据其设想，该基金是开放式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参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国独立运营的金融机构，该基金在巴基斯坦运营具体的项目时，也没有让中国的企业独家经营，而是和当地公司联合经营。

[12]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需求约为8.22万亿美元，其中新增能力占68%，维护和更新现有基础设施占32%，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超过8000亿美元。按国别和地区来看，90%以上需求来自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引自邹磊：《中国“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1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4年金融统计数据，到2014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参见《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84万亿美元》，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money/n/2015/0115/c218900-26390889.html，2015年5月13日。

[14]根据中国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2013年7月提供的数据，我国的一些工业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或者说利用率不足问题：“粗钢我们的产能是10亿吨，产量去年是7.2亿吨，一算就出来，利用率是72%，占了全球产能的46%，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占了全世界粗钢产品的49%；电解铝我们的产能是2765万吨，好记的话，大数就是3000万吨，产量是1988万吨，2000万吨，一除的话，利用率也是72%，占了全世界产量的42%；水泥产能是29.9亿吨，产量是21.8亿吨，好记的话就是30亿吨的产能，20亿吨的产量，利用率是73%，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平板玻璃产能是10.4亿标箱，产量是7.1亿标箱，利用率是68%，占全球产量的一半；造船这里有两组数据，一组数据是统计年能力在5万吨规模以上的，全国的能力是8010万载重吨，去年的产量是6010万载重吨，一除就是75%，好象还可以，但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小造船，加上小造船，全国的能力是1.2亿吨，产量是6000万吨，这个设备利用率只有50%。”参见《李毅中：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是经济下行主因》，21CN财经网，http://finance.21cn.com/webfocus/a/2013/0731/13/23146570.shtml，2015年5月23日。

[15]参见邹磊《中国“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

[16]《亚投行首发阵容确定57国一起“立规矩”》，中国国家发改委网站，http://xbkfs.ndrc.gov.cn/ydyl/201504/t20150415_688213.html，2015年5月13日。

[17]《中国将是亚投行最大股东结算货币或包括人民币》，环球时报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4/6200162.html,2015年5月13日。

[18]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1945—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19]《民主转型伤及中资生存》，中国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1/3323438.html，2015年5月13日。

来源：《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