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到底在发生什么？

    2015年5月6日，美国知名的“中国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蓝普顿（David Lampton）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中美关系“自2010年以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打破平衡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S）越来越迫近”；“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

    蓝普顿眼中的“临界点”，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对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评估：越来越多的政策精英不再认为中国的改革正朝积极方向发展，对美中“价值趋同”的期许“明显退化”。二是实力变化：中国强大后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影响力的期许没有得到美方正面回应，反要面对“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这“让北京更加相信，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试图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变成其代理人，联合起来围堵中国”。三是技术互动：中美在军事、外空、网络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一方取得技术突破和新的军事能力，会促使另一方采取自认为是防卫性的技术手段来保存实力”。四是各自国内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将对方视为本国国内问题根源的认识“催生某些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呼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蓝普顿严肃提问。变化是双向的。随着中国加速崛起，美国国内一些声音开始重新打量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认为中国近几年所展现的外交进取一方面是要在经济上“去美元化”，另一方面在军事安全上把美国“挤出亚洲”。同时，美国的对华思维越来越被遍布政、商、学界的失望情绪笼罩，没有谁比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得更露骨，“人们预测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但2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理论完全错误”，“我们当时听了那么多承诺都没有实现”。

    已贯穿八个总统任期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开始受到质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前驻印度大使）和泰利斯（Ashley Tellis，前国务院官员）发表报告称，“由于美国让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如今已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产生威胁，最终可能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构成重大挑战，华盛顿需要针对中国出台新的宏大战略，核心是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而不是继续助其崛起。”前北约盟军总司令、美国退役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撰文罗列了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保持全球领导力所需“长远战略构想”的应有内容：基于能源自立的稳健增长的经济、生机勃勃的有效民主、受盟国支持的坚定而耐心的外交，以及“一支能在危机中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军队”。

    而在中国这一边，美国政府为亚投行倡议设障、在南海问题上搅浑水、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中国排除在外等作法，深深触动了中方的战略灵魂，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坐实了中国一些人关于美国企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判断，使得长期以来坚持劝说中国公众不要以阴谋论、妖魔化的偏狭视野审读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一时哑口。中国崛起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强与自豪心理，这种心理一旦受到外界拒绝和怠慢，很容易唤醒历史上的受害心理，转化为一种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和中国更深融入世界的氛围，很难说不会对官方决策机制产生影响。

    蓝普顿最担心的，还是中美在消极乃至错误的互动中，产生各自对对方政策内核的改变。他其实是在含蓄地提醒我们，要能从总体氛围和议事重点的事实改变中，察觉到两国关系主要矛盾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主要矛盾之变必然导致关系性质之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主要矛盾的变迁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二战期间，是携手抗击法西斯势力过程中的责任分歧。二战后到新中国成立，是美国支持中国国内反革命、反民主的力量与革命、民主的力量进行对决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年，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阵营国家间的围堵与反围堵、封锁与反封锁斗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在联手防范、遏制前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目标下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上世纪90年代起，则演变成美国接纳中国融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过程中的国家利益之争。

    中美之间主要矛盾的变迁从来没有脱离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中国作为逐步融入世界体系的弱势一方、美国作为领导世界体系的强势一方，彼此之间的利益和观念落差。那么现在，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是否正在转化为相对平等的矛盾形式，也就是说，中国已能大体对等地与美国交往，甚至开始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和国际体系领导权，从而形成“秩序之争”？而“相对平等”的转化又是否将像已有历史教训一样，必然意味着战略摩擦的尖锐化、直接化、常态化？这是两国决策精英必须直面的问题，照本宣科的“麦克风外交”已不足以延缓人们心中疑窦的丛生，甚至讲得越多越加剧猜忌与隔膜。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需解决悖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高层和战略学界试图通过阐发“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来避免战略矛盾加剧的趋势。但人们已能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接过“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后不久，立场即行倒退。美方明显在淡化有关提法，避免给外界特别是亚太盟友留下美中平起平坐的印象，拒绝任何可能给外界带来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重划势力范围的联想。尽管美方多次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中心环节”，但事实上其在本地区的头号目标是维护其主导地位，而这又以确保亚太同盟体系的完整与坚固不受挑战为前提。

    “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理想状态：开展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改革国际体系，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然而这并非一个必须、必然达到的目标。如果中美能在两国实力对比相对缩小的过程中守住不对抗、不冲突的底线，避免滑向美国在二战时期与德国、日本关系和冷战时期与前苏联关系的那种状态，“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算成功。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需要破解的悖论在于，它将变化中的中美关系简单化地定性为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走出“两强相争”的理论框架和叙事结构，也就有意无意地迎合了美国内心的危机意识、竞争心理，美国一些人把它看作一个注定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为顺利实现崛起而抛出的预防性政策和迷惑性理念。也难怪，中国学界开始有人质疑“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实存在，指出“中美要避免走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有一种危险是并无充分根据却被夸大了的臆测，在大洋彼岸主要表现为“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大洋这边则是“美国遏制论”、“美国阴谋论”。如何避免“敌手假设”主导两国政策思维？蓝普顿强调中美要“相互适应”——“抵制新兴机构与拒绝承认影响力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只会不断将美国推向孤立和疲于应对的境地。”他建议中美开启一个长期进程，与其他国家一道调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机制，建立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以适应“新的权力分布”。也就是说，中美要继续开展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同时通过循序渐进的谈判，协商出如何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全球体系之中，为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腾挪出与他们不断增长的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空间来。不过，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陆伯彬（Robert S. Ross）不认为美中能轻易达成“大妥协”：“只要中国的相对能力继续增长，美国和中国就必须围绕彼此战略关系和地区秩序反复进行新的谈判。这将是一个充满竞争、艰难延宕的过程。”

    还有一种危险在于参与决策、操作中美关系的人对两国国内政治和改革调整方略缺乏了解，这既包括对对方国家国内事务缺乏了解，也包括对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缺乏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还没有哪个阶段像现在这样，对他们必须懂得国内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趋势的要求这般高涨。

    蓝普顿的演讲触及了中国的国内事务：“中国需要再一次向外界保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改革的决心。”他没有详述中国该如何再次“保证改革决心”，但在2013年9月完成的专着《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预测了中国面前道路的四种可能：第一种是重振集权，“这与社会大势相悖”；第二种是面对动乱和衰退，强人上台，进行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或实施专制统治；第三种最危险，是社会继续多元化，却不能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天下大乱；第四种最理想，是建立真正的法治，虽未必是全面民主，但必须具备基本的民主特征。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实施改写着中美相互依存的版图，也改写着双方对对方的目标期待。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在美方眼里仍是一个中国发展方向不确定、美国的应对也就不确定的过程。美国不可能放弃与中国深厚的共同利益和互利合作基础，在一场自己并不注定赢得胜利的战略对抗中消耗自身实力，其对华政策的前景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走向。因此，说美国即将进行的对华政策调整就是要抛弃接触转向遏制，至少在现阶段缺乏事实根据，仍然属于主观臆测。但中美对对方政策的基本内涵必将发生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又一次重要调整，对经贸、人权、军事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也不能再完全依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逻辑去进行，网络、外空等新问题则需要双方倾注更多精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需要根据新的利益格局重新调适、配置彼此关系，正确调适的前提则是双方都能正确认识对方的政策意图、发展前景和两国最大多数人民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要求。

    “只有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7月中旬在《金融时报》发文宣称。他的观点随即遭到总部设在纽约的著名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的批评，“理智者不会相信美国政府有办法破坏中国的稳定。即便美国真有这种能力，也没人会愚蠢到认为破坏中国的稳定是个好主意”；“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潜在威胁不是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压力，而是领导层改善中国百姓生活的努力遭遇失败”。

    其实，两国决策精英们内心都很清楚，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变的是心态。中美谁都不可能吃掉谁，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大可能。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孔子所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如果美方过分夸大中国对美国的“竞争”与“挑战”——即便出于激发美国国内忧患意识与创新能力的考虑，将会极大地误导中方的判断，在中美关系路径中放置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中方过早、过急、过于武断地认定美国已步入衰落轨道，同时自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曾经遭受挫折的强大国家那样过度迷信实力，那将是严重的失误，必然导致对美、对外政策的轻浮化，触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恶果。

    治疗中美关系良方何在？

    蓝普顿呼吁美国重新思考对“主导权”的定位，同时建议中国“重新自量其力”，“两国务必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自身的实力”。蓝普顿还重提中美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的建议，希望两国利用这个公报“规划一种远见”，“阐明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第二，两国将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简言之，就是要建立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长远看，这确是解决中美结构性矛盾最为可取的基本态度，但却未必能够解决两国关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就撰文质疑“蓝普顿药方”的现实有效性：“在中国正以填海造岛计划造成新的‘水上事实’之际，这种论断对短期事态并无助益。”

    “太平洋共同体”概念是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如果将来真有这样一个“共同体”出现，将不会是一个多边实体，而只能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在其中影响力最大。而能否形成这样的“共同体”，也要看美国如何判断中国对其“领导地位”的态度。过去六年，越来越多的跨党派言论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外过于软弱、对华过于迁就。奥巴马在执政后期将会特别注意设法修正外界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给人以移交、分享美国全球领导权印象的话语和行动在华盛顿都是“政治不正确”的。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的论调更显悲观。他在6月下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直言不讳：在9月习近平主席赴美与奥巴马总统见面前，中美之间应该说即使发生冲突和摩擦，规模也不会太大，程度不会很严重，但是不排除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也就是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发生新的比较大的摩擦和冲突。阎学通是坦率的，他似乎在提醒大家合理期待一次国事访问的历史意义。这样的访问可以起到把正方向、管控危机的作用，但不可能一次性解决国家间的根本矛盾。

    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必定会继中美元首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会晤之后，进一步健全、完善中美战略对话、政策协调和分歧管控框架，丰富、拓展共同利益和互利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塑造更便捷有效的关系互动模式。深化气候变化、经贸等领域合作，管控双方在军事领域的相互行为，加强在联合国改革、能源和中东、东北亚局势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将是此访最值得期待的成果。但访问不会终结美国正在进行中的对华政策辩论，相反，美国各界将会根据访问的气氛和结果推进、深化这一辩论。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次有空前之多的美国地方州区、智库机构、民间团体向习主席发出到访邀请，急切期待聆听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口阐释中国内外战略意图和对美政策主张的原因。从此意义上讲，如果两国元首只谈合作不谈竞争，包括外界议论比较集中的世界格局变化和中美“秩序之争”，以及双方斗争尤其突出、竞争尤其激烈的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那么访问的作用将会比较有限，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再现下滑的机率将会增大。

    乐观也好、悲观也好，唱荣也好、唱衰也好，人们为中美关系开列的几乎所有“短期药方”都指向一点：“把中美关系管起来”，而不是继续官僚式地开列指责对方、保护自己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适用于正加紧进行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却不能由其主导宏观战略与政策。“管起来”，狭义讲是加强沟通、控制分歧，防止风险升级、扩大成直接冲突，广义讲是用互利合作、协调共赢的上升螺旋对冲恶性竞争、深刻分歧所导致的双边关系下降螺旋。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借元首会晤之东风得到新的推进，但仍不足以理顺调整变化中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关口，美国经济的复苏、货币政策的收紧、制造业的回归等将对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金融政策的调整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反之亦然。如果这种相互调整最终演变成市场上的恶性竞争，中美总体关系的对抗属性也将大为增强。不久前，有美国财政部中层官员释放了美方愿从外围帮助亚投行开展国际融资的信号，中国官方也不止一次重申对加入TPP谈判的开放态度。两国如能利用中美元首会晤就亚投行建设与TPP筹组问题相互释放善意、显示包容，将极具建设性。

    中美关系目前的状态十分复杂：合作领域和规模可能比美国与其盟友国家之间的还要广泛、宏大；竞争亦非相互隔绝的两个体系领导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同一国际体系之内不同秩序观持有者之间的竞争。中美互为对对方国运最重要的国家，这一点应予重新确认。人们应当重树对中美关系前景的谨慎乐观态度，同时必须明白，中美关系现在尤其需要一种客观、理性、坦诚、平实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