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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反腐风暴刮向何处

来源：香港镜报  稼韧

从过去改革的经验看，金融权力主体总是具备不断强化权力、降低透明度的行为倾向，故而必须通过外力强制推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不可低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9月22日被中组部宣布因涉严重违纪而免职。此前，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国家队」主力的中信证券亦被执法机关带走大批高管，引起内地券商业巨震。

两起事件有所不同的是，对中信证券的调查由公安部主导，而张育军被查则由中纪委出手。这意味?在年初进行新一轮反腐宣示后，中纪委对金融领域「打虎」的大幕已经拉开。

金融反腐「攻城计」

公开数据显示，张育军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证券监管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中国金融监管系统「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张育军所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一职，行政级别高于一般局级干部，虽未被明文确定为副部级，但作为中管干部享有类似待遇。在证监会系统内，张的地位实际相当于「准副部长」。

作为曾执掌过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的唯一人物，张育军的仕途颇被看好。在金融圈，其人亦素有口碑，既属能吏，也是专家，理论水平和实务能力都比较优秀。有业内人士评价说，张是市场化路线的改革派官员，若非违纪落马，对资本市场改革应能有一番贡献。

张育军为何被查，截至目前尚未有权威讯息披露。张育军在中国证监会主要分管大资本管理业务，负责机构部、基金部、期货二部等部门。在内地A股市场爆发「股灾」前，张负责的业务领域「创新」最多。但从多种?象看，张的问题恐怕不止是渎职或者失职。

据媒体起底，张育军与同时被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师出同门，有分析认为，事件背后或是一些机构与利益团体利用政府救市等公共政策，通过内幕交易或信息优势牟利，将公帑转化为私人或利益集团的财富。

从定位看，内地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稳定经济与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还承载了产业转型与经济创新的功能。在9月9日至22日的短短14天时间内，中央高层罕见5次对股市发表谈话，显示了支持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和持续深化改革的决策意志。

作为证券业务的监察机关，证监会手握大量权力，成为金融反腐的祭刀对象有其必然性，释放的信号也十分清晰——对金融业进行「清洁运动」，不仅是本系统健康运行所需，更事关改革全局部署和反腐整体工作。

金融领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于国民经济、民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有很大影响。内地反腐学者认为，当前金融腐败「水很深」，背后的势力庞大复杂，没有周全之策，不宜贸然出击。过去一段时期先拿其他领域的腐败开刀，可以视作是出击金融腐败的「周边战」。而近期银行、证券业的反腐提速，无论高官还是大佬，都成为阶下「虎」，说明内地金融反腐已进入「攻城」阶段。

从2014年开始，内地银行业首先感受到反腐之风，从2014年8月至今年8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因为涉嫌贪腐、违法违规操作等进入司法程序的涉案人员达127人。其中，总行副行长以上级别的高管有10人，银行分行行长、副行长、总行部门总经等机构中层共有15人，主要涉及受贿、挪用公款、违法发放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9月下旬公布的数据，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01件877人。换言之，在过去近一年半时间里，金融领域职务案件以每月近40件的数量被查办。这一方面说明查处力度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金融领域案件高发、清污除秽的压力很大。

反腐先锋

有资深金融观察人士指出，金融领域的犯罪，频率最高者有两类，一是寻租，二是内幕交易。就性质而言，金融领域的寻租与其他领域无异，但从行业属性看，金融腐败又更多一些专业特色，隐蔽性强，查办难度高。

众所周知，王岐山是首位金融专家出身的中纪委书记，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建设银行行长等职务。这一背景令外界对其专业反腐本领寄予厚望。

从中纪委近期的机构改革、工作规划、人事布局等动作看，都显示出金融领域反腐被提升到新的重要地位。在纪委的第二轮机构改革之中，负责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增至12个，其中第四纪检监察室专司金融系统单位的反腐工作，系中纪委首度设立金融反腐专门机构。

巡视金融企业，也早已列出时间表。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王岐山提及全年任务时指，「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截至9月底的统计，中央巡视组共对16个中央部门、12个事业单位、1家中管金融企业和2个中管高校进行了巡视。也就是说，在今年最后一季度中，还有大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管金融企业将受到重点巡视和监察。

与此同时，调兵遣将也已基本到位。2013年时，王岐山启用黎晓宏执掌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而黎晓宏曾任华夏证券董事长、中信建投证券董事长、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等职务。今年7月，曾担任过市审计局长、财政局长的原北京市委常委杨晓超调任中纪委秘书长。黎晓宏、杨晓超不仅在经济上「术业有专攻」，与王岐山在北京的政界履历亦有颇多交集，可谓渊源深厚。有分析认为，中纪委构建专职机构、储备专业反腐人才，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意，彰显了中纪委打好金融反腐攻坚战之决心。

本轮巡视将涉及到的金融企业包括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五大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中国人寿保险等四大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等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等。

权力稀缺 助燃腐败

金融反腐虽有升级趋势，但业内人士亦不讳言，目前内地金融业依然「潜规则」横行，灰色地带甚多。各个环节链条上——包括具有监管权力、货币分配权力，或者信贷配置权力的诸多主体，其权力仍未被「关进笼子里」。

早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在「金融腐败指数」课题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金融机构与其监管部门的腐败存在「下游关联」效应，金融机构的超额利润越高、违规动机越强，其相应的监管部门的腐败倾向就越高；而监管部门的腐败程度，又与监管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有关。

要而言之，金融监管腐败利用的是行政权力的稀缺性，而一般金融交易腐败利用的则是资金配置权力的稀缺性。

由既往经验看，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发生既有常态期，也有高发期。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内地金融界曾出现过腐败案件的「小高发期」。于今而观，无论形势还是数据，金融腐败又到了一个高发与蔓延阶段。这与在非常时期下，行政权力和资金配置权力的稀缺性提升有莫大关系。

从某种意义而言，纪委反腐虽有雷霆之威，但毕竟只是「亡羊补牢」的最后一道救济手段。如果能通过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将「防火墙」前置，则能最大程度降低因腐败而付出的国家和社会成本。

在现行制度下，内地金融行业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强大外部控制。这种行政力量若用之不慎，则或加重金融腐败，或削弱金融活力。

当前内地各级政府控制?与之级别相对应的金融机构，例如中央政府控制?国字号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是由中央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各省级政府控制股份制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等，其负责人由省委组织部任命；市县一级照此类推。也有小部份民营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由股东、董事会根据市场化原则聘任，行政干预较弱。

类似行政化现象还存在于保险系统。2012年3月，中组部宣布，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也统一由之前的保监会移至中组部。

早在十年之前，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发之机，中央汇金公司就曾建议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把市场化选择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权利给予董事会。当时也有来自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高管表示，愿意放弃行政级别，做彻底的银行家。这一呼声由盛而竭，个中原因不难揣度，现今是否能重新检视人事政策，是观测内地金融生态的一大风向标。

清污除弊唯有改革

业内有识之士指出，内地金融反腐败必须有宏观战略，即把反腐行动纳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加以实施。既然权力是腐败的前提，首要一点就是，把不必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权力归还到市场中去。习李上任以来，简政放权成绩单颇为亮眼，下一步，还要看人事权力能否适度下放，打破「只唯上，不能下」的人事僵局，真正形成市场化的人才选择机制。

此外，要进一步清理腐败坏账，完成巨量国有资产和金融服务的质效提升，关键是实现各类资本地位平等，做到「资本人格化」过程中的权力公平。

内地银监会政策起草专家杜静近日撰文指出，市场不开放形成的不公平，不公平产生的竞争不充分，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主流方向存在本质性冲突与根本性矛盾。因此，深化改革应当「以过程透明和流程规范来促进经营的不断开放，以权力约束和激励机制对等来保障开放的持续安全，并持续完成市场化力量对于垄断经营领域的击破与改造。」

从过去改革的经验看，金融权力主体总是具备不断强化权力、降低透明度的行为倾向，故而必须通过外力强制推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不可低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金融业的利益集团有其特殊性，与意识形态上的「左」相区别，又被称作「中间利益集团」。有研究人士描述称，「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腐败都无法进行。」这一群体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所谓「中国特色」，喜欢用神秘的国家金融机密阻断存款人与纳税人的知情权，掩盖自己的私人利益。

上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时，也曾期望对内地证券市场的一些基础性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例如重组证监会权力，以此来限制金融腐败，但最后也因触动了部份人的「奶酪」而黯然收场。

金融反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言而喻。但同样有改革经验证明，只要在正确的路径上加速改革，腐败并非不可战胜。如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曾经「官倒」横行，一些官员或官员亲属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谋取利益，引发民怨沸腾，在启动价格改革和物资流通体制改革之后，这一权贵团体烟消云散。又如上世纪90年代初盛行的外汇额度倒卖，也随?外汇体制改革而成为历史。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公民而言，金融权利并非「恩赐」之物，而是应当享用的基本权益之一。当政者也应当有这样的觉悟，遏制腐败是一条不容有失的底线，在此之上，创造普惠全民的金融便利、提升国家的金融竞争力，是衡量执政水平的更高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