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6-06-15 12:55

    当地时间2016年2月8日，雅加达，印尼华侨迎农历新年，街头、寺庙挂灯焚香祈福。 东方IC 资料

中国人观研印尼经济，很难从一张白纸开始。因为就在不到20年前的1998年，印尼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排华辱华事件，这在当时是令全球瞩目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回顾历史，印尼华侨的各种作为和处境，与印尼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紧密关系。

    其中有三大因素十分关键，一是华侨的经济地位，二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三是印尼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体上，每当印尼政局动荡时，或者出现经济危机，华人华商的命运就要经历一次血腥的考验。相关简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问题的形成阶段。自郑和下西洋（1405至1433年）的船队带去了最早赴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之后不久，16世纪殖民者的先驱荷兰人就来到了印尼。像其他殖民地一样，芬兰人急需大批劳工参与他们的事业。由此在中国东南沿海触发了移民潮，其中赴印尼的华人，十有八九是一去不回的。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也就从那个时代开始了。

    毫无疑问，只有明确无误的利益诱惑，才会推动中国明代盛世下的子民们背井离乡。他们离开了“打鱼这个倒霉的行当”，与印尼的原住民一起成为荷兰殖民者手的劳工，经济收入是不低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上孕育的吃苦耐劳的美德，自然也深深地印刻在了中国劳工对待劳动的态度上。

    没过多久，荷兰殖民者就发现，来自中国的劳工不但更吃苦耐劳，更遵守纪律和有文化，而且更聪慧进取。于是，部分优秀的中国劳工被挑选出来，成为荷兰人手下的管理者，一瞬间站到了当地人利益的对立面。要知道，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狗腿子”的角色都是令人厌恶的，似乎都有那个时代的“道德原罪”。

    不难理解，以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慧，在发现和利用经济机会方面毫不逊色于荷兰人。至少学起来很快。而这就意味着，成功抓住了经济机会的中国劳工也成了引人注目和潜在风险颇大的富人。加之许多中国富人从来不乏炫富动机，这些都为未来的严重冲突埋下了种子。

    第二阶段是事态迅速发展的高潮期，大体上可以分为在中国和印尼平行发展的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指建国初期回国，并且不幸经历了可怕政治运动的华侨。另一条主线是指仍然留在印尼国内、遭遇1965年军事政变和血腥屠杀的华侨。我敢说，在华侨这个总概念之下，印尼华侨是最悲惨和不幸的，也是随后在生存状态、精神面貌等方面变化最多的族群。

    构成前一条主线的原因具有国际性。新中国建立之初，包括印尼华侨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部分华侨在新中国政府的号召下，满怀爱国情怀，携带着尽可能多的个人财产回国，投身新国家建设。这股归国华侨的潮流当然能有力地证明新中国的政治和道德优势，因而在当时被广泛宣传。

    普遍而言，归国华侨大多见多识广，有一技之长，正是国家建设事业极需的专业人才。例如著名的印尼归国华侨汤仙虎等，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羽毛球队带入到世界顶尖水平。可惜好景不长，蜜月太短。有许多华侨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因言获罪。虽然给华侨带“右派”分子的帽子时还是手下留情的，然而华侨被迫自我检查的过程却意味着自证自己有严重的错误。这让许多归国华侨感到被猛然打了一记政治闷棍。

    接下来归国华侨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道，亲眼目睹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真实胡闹，然后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饿坏了。等到经济刚恢复过来，无法无天的“文革”运动又接踵而至。归国华侨的身份成了“里通外国罪”的最大嫌疑，他们与国外亲属的通信似乎都能跟罪证沾边……

    总之，华侨群体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一个人纵然有再赤诚的爱国之心，也经不起这般频繁的心理打击和肉体伤害。到了“文革”后期，华侨们又想尽一切办法离开中国。需要强调的是，印尼华侨再次离开中国以后，返回印尼者是为数极少的。

    与印尼归国华侨坎坷的命运大致平行形成的另一条主线，是仍留在印尼国内的华侨群体的悲惨命运。印尼1945年独立以后，冷战的国际背景随之迅速进入了这个人口众多、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最初的政治派别主要分为亲共和反共两大阵营。作为在印尼经济中比较有影响的人权，华侨华商们很快就做出了支持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选择，而且一时间顺风顺水。但在十多年后，这份未经现代政治实践考验过的政治热情被证明为相当致命。

    事实上，印尼的华侨华人大多并非真正信仰马列，他们只是单纯的爱国，并且表现为在政治态度上与祖国趋同。他们忽略了自身曾具有殖民者“帮凶”的嫌疑所潜含的巨大风险，以及在当地人眼里富贵人群形象示人所产生的社会心理问题。自近代以来，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政治问题都显得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并间歇性地表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结果在1965年由苏哈托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华人华侨族群竟然被轻易扣上试图发动政变的帽子，惨遭被屠杀30-50万人的厄运。那些未遇杀身之祸者大多流离失所，几乎陷入被饿死的绝境。

    苏哈托政权屠杀迫害华人的举动，与当年纳粹残害犹太人高度相似。尽管至今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参与了所谓政变，但直到现在，这个巨大的人权污点一直未得到任何洗刷。换言之，印尼现政府是有人权原罪的。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上台后，再次以所谓经济事务优先为由，逃避了这个在印尼很敏感的政治责任。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25日，据当地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称，佐科总统提出“要是真有大屠杀惨案的万人塚，政府部门就要找出来”。这是一个在承认事实到怀疑事实之间的一个微小的政治进步。

    在整个20世纪后半程，印尼的反华排华情绪和行为有间歇性发作的特点。简而言之，一旦印尼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华人华侨族群就有被视为替罪羊的风险。这令人想到“狼饿的时候，就是羊有罪的时候”的那种逻辑。1998年，印尼经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濒临“休克”状态之际，排华暴行再行恶浪，居然又有好几千华人遭到屠杀，华人财产又遭重创。国际社会立即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中国没有对如此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做出明确谴责的表态，也没有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经济制裁决议，更没有试图向印尼派遣维和部队。人们不妨设想，如果这种暴行发生在今天，中国日趋活跃和初步成熟的公共舆论，一定会推动和配合政府采取得体的对策。

    要知道，国际上对中国强大起来的印象，主要形成于进入新世纪以后。明显转折点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之后，“中国崩溃论”变成了“中国威胁论”。如今，中国已是包括印尼在内的124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是52个国家。按当年汇率计算，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才踏上一千美元大关，如今已超过8千美元。因此，如果再发生类似印尼1998年的暴力排华事件，那么中国将不仅拥有伸张正义的政治意志，中国还拥有能让印尼经济发出尖叫声的手段。由于被惩罚的威胁十足可信，我不相信印尼会重蹈大规模暴力排华的覆辙。可问题是，印尼华侨华人华商的心已经很凉了。

    因此，印尼华侨简史的第三个阶段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印尼的华人族群全面转入政治消极状态，基本上不过问不参与政治。不仅如此，华商们在公开场合也变得极为低调，有很大成就的华商和他们的后代亦毫无炫富动机。另一方面，印尼的华人族群又以专注公益事业的形象示人。成为有钱华人的第二大特征。近十年来，中国和印尼双边友好关系的发展，以极大的分量给印尼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前景。

    可以肯定，关于华人资本控制印尼经济的传说，是不准确的。印尼著名华人企业家李文正曾在其所著的《在危机中觅生机》一书中指出，印尼经济的实际情况是，高度威权的政治决定了国营企业控制着印尼经济的命脉，产值占到印尼经济的50%以上，比重高于中国。而私人资本只占23%，华人资本占印尼私人资本的70%。由此可以形成一个假设性结论，即如果印尼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那么华资企业在印尼经济中的重要性将大幅度上升。

    将上述这些信息加总考量，印尼华侨的曲折经历对现代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不能以为，取得经济成就的族群就能自动地取得相应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技能，进而收获政治成果。政治与经济紧密相关，但政治和经济毕竟属于不同领域的实践范畴，需要按照各自的逻辑在实践中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