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历史系

    本文评述前近代华人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组织的相关研究，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学术史上华人和组织的几部经典研究。第二部分在这种学术这种脉络下评述新近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一书的优劣得失，揭示其在组织研究以外的意义。基于前述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和评估环南海地区研究与基础训练的意义。第四部分列举研究该区值得进一步注意的一些新旧材料。最后一部分展望未来研究可行的若干主题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对时间和空间重新理解的可能。很大程度上，环南海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是由东南亚史和海洋史的研究牵引的，在华文世界则主要是由华人华侨史和台湾史所引导，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关注主题的侧重和历史解释方向的差异。在历史解释上，学者既受自身身份影响，一定程度也受制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语境。在环南海区域研究中，华人的适应性和在客居社会的嵌入机制、去国家中心历史叙述或以海洋史为中心视角下商贸组织的演化与各口岸网络化的联结、边界的非实体化与流动性等议题均有很大拓展空间。

    商贸组织和商贸网络一直是学术作品中的高频词汇，然而近二十年以来的进展对于组织性和网络性本身的探讨很薄弱，理论建构也没有根本性的提升。就华人而言，作为该区商贸组织和网络主要载体之一，一直是备受前辈学者关注的对象，研究成果较为值得肯定。华人在该区的存在状态，最早系统研究的揭示当属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是书对于华人社区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论述，开启了对于华人分层的研究。其后，巴素（Victor Purcell）叙述和分析了华人的族群分类、聚居地分布差异、职业垄断和选择以及大致的商业关系，对华人数据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陈达和巴素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系统性论述的基础，其后研究的拓展自然开始进入组织性要素的考察。王赓武从对南海贸易和朝贡的研究开始，慢慢发展出对于华人兴衰制约性因素的体认。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专家，王氏着意于“没有帝国的商人”面临的局限和无奈，因此华人在确立有利环境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相比受到国家高度支持而有优良组织的西方殖民者，华人没有受到一个强有力的母国的支持。然而如果华人缺乏有效的支撑，又是何种因素促成其成功？基于这种追问，探讨华人自身形成的组织结构便顺理成章了。包乐史（Leonard Blussé）修正认为，华人绝非仅仅是“没有帝国的商人”，更是“非正式帝国的商人”。换言之，他们拥有自己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联结起来的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包氏以此概念来解释华人如何得以与充分组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持久地竞争并在继续存在，指出华人与荷人在特殊的环境中互相依存而发展的特点。

    在这种背景下，孔飞力（Philip Kuhn）的工作重心是研究华人如何用包乐史所说的“非正式帝国”或组织去适应和完成移居过程。《他者中的华人》不讨论离散华人与西方殖民者的接触，也不着意于两者孰成孰败之类的外部比较，而更关心基于华人方言群差异的条件下，不同的华人组织如何展开以完成经由一定“通道”（corridor）而“栖身”（niche）的移居原理。虽然陈达、巴素等人对方言群早已有所揭示，孔氏进一步叙述了其来源以及方言群、组织（会馆）和职业以外的差异。此外，孔氏作品的意义在西文世界是描述了离散华人在原居地所处的环境，增进了“另一边”的故事；在华文世界则是提供了一个华人不同移民形态的全球史视野。孔氏还区分了欧洲殖民主义大范围介入前在欧洲殖民势力占据的港市和东南亚本土王国控制下的据点这两种不同场所下华人聚居点的类型差异：前者由商人和各种商业中介组成，后者由武装的、领有土地的自治社会政治组织运作，由各种亡命之徒和政治难民建立。而在殖民主义政权扩张后，第一种类型继续存在并且持续繁荣，第二种类型则消失了。孔氏认为一般的殖民代理模式符合双边的利益，而华人寄居者也并非简单地处于这种地区域殖民或王朝势力的保护下，华人移民的强大恰恰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显示出他对构成网络联动的组织及其资金流动的敏感。

    与前述几位海外学者一样，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对组织颇为重视。他在近作《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中认为地中海贸易竞争模式的优势正是其超越国家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和法律组织，海洋法也才逐渐发展为高于各种宪法、法令和习惯法的依据。另一项他着意的指标是自治城市，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到亚洲地区则仍可商榷。此书重在口岸和网络的观察，与以往对于华人宗族、庙宇、会馆、秘密会社等组织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有相得益彰之处，其对于人员和交易跨边界流动的思考在一定程度超越了对狭义组织的重视。不过通观全书，布罗代尔式的精髓并未显现。吉氏所描述多为“浪花”的事件，偶有一点局势（中时段）的论述，但几乎没看到任何关于长时段的讨论，中长时段的许多问题都被某些基于据点的经济联系所掩盖。

    东南亚的离散华人大多来自华南相同区域，其命运却往往随其所往之处而迥异。何种因素导致这些聚居社区不同的命运、离散华人如何与统治力量以财政或军事支持、反叛、社区自治式的代理合作等不同方式打交道、是否只在特定的区域表现不同、如何表现这种不同、何者占主体地位、何者为常态与变态均值得深究。未来对该区人群流动与区域史整合的研究，从区域化的历史、人群跨域流动、以海洋为中心等视角看，至少有三个核心议题亟待梳理：第一项议题必须涵盖环南海的中心城市或据点，难点在于把握多元族群的分布及各异的活动与表现；第二项“客居社会的适应性与嵌入机制”是对已经基本走进死胡同的“涵化”理论的拯救；最后是商业与贸易网络研究，难点在于我们经常止步于描述大量船只和贸易的存在、统计船只数量和一些主要商品的的交易量，以及醉心于用这些有限而破碎的数据或欧洲殖民者的只言片语谈论譬如华商势力之盛的主题，缺乏深度。未来应该考虑跨区域联结如何受限于客居社会本地生态结构、着力改变本地史研究薄弱的现状；要探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多层级的制度，以及其如何运作；不能忽视离散族群和口岸本身的异质性及背景的差异，变量和常量的设定也不应该仅仅是两地。这些议题也能促进我们重新理解时间和空间。在漫长的地理时间中，环南海由季风联结起近距水域的活跃和远距水域的分隔，从而创造出多样的组织和富有层次的网络。这种作为中层结构的组织和运作籍由富余人群的流动和支撑最终创造出环水域多中心的边界，这就是前近代社会留给今天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