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达

困扰执政当局数年的「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与「保增长」不能相容的矛盾，其症结所在，是没有发生转变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依赖的体制机制，不能与代表市场新兴生产力兼容。进一步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上下真功夫。

中共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是2017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执政层面的许多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重大事项来进行。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2017年工作的总基调」。提出这项执政「总要求」，除去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眼于为顺利召开中共十九大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高层人士深切感到，在一个波动起伏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执政党很难从容有序地按照自己意愿来完成新的执政安排，特别是要对高层政治领导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和改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当下中国，又的确存在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稳定经济，稳定政局，稳定社会秩序，都要应对大量挑战和「不确定性」。

从为中共十九大召开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的角度看，在中美关系、经济增长、党内关系和执政党以及国家与社会大众关系等四个领域，能否采取正确策略和政策，成功应对其广泛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对于成功召开中共十九大可谓至关重要。

中美关系当今世界无可替代

接近高层的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新任总统正式任职前的诸多言行，特别在涉及两岸关系、中美贸易及投资等事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一些言行，引起中共高层的高度警觉和担忧，认为这位乖张兀戾、令人捉摸不透的美国新任总统，很可能会打破和改变中美关系业已形成的那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以合作和维护、发展共同利益为主的格局形态，将其带入以更多经贸压制和设限、封锁高科技、兼带政治和军事磨擦及冲突、挑动周边国家挑战中国等等那样一种「大国对立、对抗」的境地；最坏的情况，则是美国撬动奠定中美正常关系的基石，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逼迫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使用武力实现两岸统一。

但是也不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新任总统在执政一段时间后，幡然醒悟，认识到中美对抗、遏制中国决非明智选择，即使仅仅出于经济目的也是对美国极为不利的，更不要说在那些迫切需要中美两国合作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些国际性领域（例如流行性疾病、气候控制、环境污染、防核扩散、反恐等等），从而重新回到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合作管控分歧、扩大和加强合作追求实现共赢的正确立场。

中美关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国际环境的好坏优劣，也对中国内政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中美关系可能发生重大变故的当口，中共执政高层将会作出何种姿态和选择、采取哪些对策，就格外受人关注。

智囊机构人士指出，面对中美关系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故，最需要的，是对中国外交置于最顶端位置的、对最重要国家关系作出正确的战略评估，并据此进行政策应对和调适。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的战略判断，从而提出改革开放和与积极接近美国和「主要向美国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国力最弱、国际地位最低、国家和人民生存状态最差的那种情况下，邓小平大胆跨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藩篱和障碍，作出靠近美国、主要是向美国开放并与其建立合作共赢战略伙伴关系的正确战略选择，是有大智慧大眼光的。这决非权宜一时之计，而是顺应潮流放眼未来的长远大计。

可以说，中美间的这种关系，在当今世界无可替代，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与其他国家结成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全球利益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中美两国还是对世界来说，其意义和价值都远远胜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谁弱谁强」、「是中国替代美国还是美国压过中国」等等这类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和人类社会历史变迁、文明进步的总走向证明，中美两国在对抗乃至战争状态中，上述问题的争锋角逐不会让任何一方得到实际利益，而且终是无解；而这两大国家的关系如果能按邓小平所构想的那样长期稳定发展，它给两国和世界人民所创造和带来的巨大福祉，会远远超过人们执?于上述那些问题的解决所能带来的一切一切。这种认识，当下中美两国的政治家都是不该缺少的。尽管新任美国总统的上台有「逆全球化」倾向，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化存在的超级大国，不可能全盘退出全球化进程，中美两国在全球化愈益广泛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只有合作应对才能解决的诸多挑战及课题。

在改革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2017年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第7个年头。从1992年到2007年，中共从十四大到十七大共顺利召开了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四次大会全都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蒸蒸日上条件及环境下召开的。很明显，经济增长、社全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相对）为执政党提供的执政合法性，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重要保障。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减速下行的势头逐渐显现，改革停滞，「国进民退」，腐败加剧，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剧增，党内矛盾深化，结果两年之后的中共十八大，既定的高层「换届」规矩和秩序被打乱，「交接班」形势云诡波谲，一波三折，其中竟多有「野心家」、「阴谋家」上下其手的空间，多名腐败官员混入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至少证明了一个可视为「铁律」的逻辑：经济增长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经济下行必有非稳压力。所以，今年能否在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上有所作为，在非稳「源头」上消除隐患，对于执政党顺利召开十九大至关重要。

中共高层将今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定为「稳中求进」，即在经济增长上与去年保持相当水平的基础上力求通过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再多有一些增长。人们看到，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以来，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和保增长这对矛盾中间已纠结徘徊了4年，很辛苦，却也很无奈——要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上有所作为，就不能兼顾保增长；反之亦然。结果则是中国经济既未走出下行泥淖，经济增长方式也未发生实质性转变。在本轮执政周期的最后一年能否克服这个矛盾，看来依然难度不小。

中国经济增长陷入下行道，从根本上说就是以「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国企垄断」为其体制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发机能衰竭所致。这种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相悖反，与民众共享共富追求相对立，「政府主导」错配资源要素，「投资拉动」压制消费破坏资源环境，国企垄断取消竞争扼制创新——这样一种体制的经济增长方式，怎么会让中国经济具有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呢？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上升和加快的空间仍然很大，只是它不能存在于上述那种体制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中，不能与这种方式兼容。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在国内大幅度下降，但却在境外大量增加；民间资本、企业家和人才大量流失，「产业升级」的形态却在国外出现。这些情况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不为「独霸天下」的传统增长体制所见容。所以，上述那个困扰执政当局数年的「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与「保增长」不能相容的矛盾，其症结所在，是没有发生转变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依赖的体制机制，不能与代表市场新兴生产力相兼容。进一步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上下真功夫。与之相联系，就是改变国企垄断地位的改革迟滞不前，就是减少和限制政府行政干预经济及企业活动的改革「只做面子不做里子」，就是「供给侧改革」只重视用行政手段「三去（去产能、库存、杠杆）一降（成本）一补（短板）」，而忽略、回避和搁置改革体制机制、为市场化操作腾出空间的要求。

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宣称为企业减税五千亿元，许多到海外投资建厂的民营企业家则认为，国内投资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高税是最大成本之一，五千亿减税根本没有多大实际作用，而且这五千亿减税也未完全做到。经济界观察人士称，企业税收重，在民营经济那里有「死亡税率」之称。向企业减税能不能真正减到位，减到能让企业活下来转起来，关键要看政府舍不舍得「自己割自己的肉」。现在政府机构、人员和职能没减少，政府自身用费的削减相当之少，在有些地方的用度还相当之大，根本不可能做到向企业大幅度减税。这是一个改革未到位、没在改变体制机制上下功夫的实际例证。

对上述情况，执政当局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们明确提出「加大改革力度」、「切实保障改革举措落实到位」的诸多要求。不过，自上而下推动改革举措「落实到位」的力量毕竟有限，而来自其他方面的推动力量似乎尚未形成，「落实到位」不是徒托空言？这里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除去执政党之外，哪里还有改革举措「落实到位」的强大力量？这确是一道难解的执政课题，但执政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冲破这道屏障！

将反腐斗争纳入制度轨道

据高层内部人士透露，中共核心领导层近段时间以来特别关注党内关系、执政党与社会和民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加强党内团结保持高度统一、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对于维护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全局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不久前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的提法，引来社会广泛关注和网民一片赞叹，说明执政高层触及到了一个政治热点。消息人士指出，在执政党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形态、党内关系形态方面，当前都存在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甚至警惕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共十九大的顺利召开。限于篇幅等方面原因，在此暂不述及执政党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及矛盾，只就党内关系的形态变动提供一些情况。

据高层内的工作人员观察，在这一届执政周期，对执政党内关系形态变化影响最大的有两大政治动作，一是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中央领导核心」，二是开展反腐斗争。前者解决的是中央权威不足、政令不行、组织纪律涣散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执政党相当多的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中共执政合法性大量丧失的问题。应该说，这两大政治动作对于提升执政党生存质量、巩固执政地位、强化执政能力等都起了相当积极而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在党内关系形态上，中央领导层内核心与非核心的间隔拉开，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突出，避免了以往「核心」缺失从而引致领导层人员之间不相统属无人负责难下决断的状况，中央权威得到提高和加强，政令不通状况有所改善，「妄议」之声不敢大作，淡化多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那样一种党内关系形态，又重新登上政坛；反腐斗争的大力开展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施，令党内政治生态大为改观，官场污秽为之一扫，营利人脉、谋权团伙作鸟兽散，服纪律约束按规矩办事走监督程序的行为秩序趋向形成，权力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官场风气作派稍见收敛。  

从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党内关系形态上的这一切变化，都是非常积极有利的「正能量」因素。然而情况也有其复杂的一面。例如权威和权力毕竟不能等同。加强中央权威是巩固执政党地位、推动国家全面改革发展事业的必然要求，这固然可以通过向中央集中权力、增加权力掌握数量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如果权力过分集中，集中数量过多，权力就会失去其可靠依托，脱离其产生基础，权威和权力势必「分家」，无制衡的过高权力运行难免走偏，无依托支撑的虚高权力肯定失控旁落，后果必然是权威落地天下分崩乱局难收，稳定和秩序无处可寻。这当然并非是现实危险，中央权力的集中度也未超过建立中央权威所需要的限度。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任何权力都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中国悠久历史中积存?大量「权大胜天」、「专制强国」的文化毒素，现实政治生活又的确需要强力权力排除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而执政党在掌权、用权、治权上又的确缺乏科学、理性和民主、法治的智慧及制度。

这一切都足以提醒在权力的设计、安排、运作等诸项操作上要极为谨慎小心，对可能发生的失误及其风险要早作防范和准备，否则一旦被权力的牙齿咬住就会致命，造成的灾难无法收拾。中共十九大在执政党领导体制上要有改革举措，要作诸项重大调整和变动，这必然会引发党内关系形态、特别是权力关系作出进一步改变。对此，党内诸方面会有什么看法，会作什么反应，会有哪些行为等等，都需要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进行了解调查，沟通交流和对话磋商，力求达成共识和理解。

勿庸讳言，现在党内关系形态存在「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自上而下易行，自下而上难达」、「诺诺之声嚣嚣，谔谔之士沉沉」等等现象，这会让执政高层难以了解到党内关系变动的真实情况，无法把握其中变动的走向。在党内权力关系即将发生调整变动之际，这里是隐藏极大风险的。因此，十九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执政高层需要投入一些精力来调适党内关系，在广大党员中开展广泛对话磋商，谋求对十九大所涉及重大议题的广泛共识。这很有必要。

另外，执政党的反腐斗争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党内关系形态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现在执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纪律及监督条例等带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都已颁布实施，它们是针对党内所有成员的，在防范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违法违纪方面是严格严密的，但在如何充分保障党员享有平等政治权利和尊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充分发展主体作用等方面则是不够而多有疏漏的。执政党内政治生活中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极为稀缺，思想的僵化和创见的匮乏颇为严重，执政能力的供给与执政的需求极不适应，以及党政干部的懒政怠政不作为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部份原因。

所以，尽快将反腐斗争纳入法治轨道，让执政党内的关系形态摆脱「敌对状态」的纠缠，让广大党员在党内真正享有平等政治权利和主体地位，也是需要执政高层将其提上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筹备工作议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