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报告

（根据2017年6月13日录音整理）

厉以宁

第一个问题，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我们曾经常讲，GDP重要。GDP当然重要，但结构更重要。举个例子，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远远排在英国的前面，但是英国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因为1770年左右，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的路子和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在1840年的时候，英国的主要产品是什么呢？是钢铁、机器、机车、铁轨，是这样的东西，他的产品销往西欧大陆。英国的工业发展走在了前面，其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走在了后面，他们要工业化，就进口了英国的商品。中国呢？虽然GDP总量大，但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中国当时还没有现代机器工业。中国的出口呢？中国的出口主要是棉花、土布，中国还出口了桐油、茶叶、瓷器等等，这样一个结构跟英国是没法比的，所以中国处于落后的状态，从结构上来分析，可以很明显的得出来。还有人力资源的结构完全不一样，18世纪70、8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大力发展教育，小学普及了，中学加强了、增多了，大学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学院，所以英国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口非常多，农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只有少数的读书人，读的还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远远不如英国。总量虽然重要但结构更重要，从这里我们就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同样是结构更重要，这是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多年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注重速度，只注重怎么样能够增加GDP的数量，这种旧的生产模式、发展模式是不能够适应现代要求的。所以我们当前任务，结构要改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改变发展方式。现在我们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何在，重点就是调结构，重点就是改变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旧的发展方式下仍然会走老路，走老路就是继续追求数量、追求速度、不顾质量、不顾效率。我们现在采取措施都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比如我们现在提出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所有这些都是在改变发展方式，这样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进展的，但这个进展离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还有距离，所以现在仍然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目的就是用新的发展方式来代替旧的发展方式。那么我们最大的阻力在哪里？用经济学的话说叫路径依赖，就是按照过去的办法做事情，走老路是最保险的，走新路会遇到很大的风险，因此宁肯走老路，这就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反映的是一种制度惯性，我们过去在这个制度上有很多做法都成为了习惯，前任走过了，顶多慢一点嘛，我加快就行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在今天，我们结构性的改革不仅要补短板、降成本，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抓住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关键点。发展方式不转变，仍然是数量为主，仍然是追求速度，这样不解决问题。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加快创新，因为只有加快创新才能够使经济早日转到新的发展方式中来，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创意、创新和创业。现在都在谈创新，创新这个词可以说是20世纪内最流行的词，到现在还那么多人在用。创新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奥地利原籍，后来入了美国籍，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所提出来的，提出来的时间大概也就100多年的时间，并且从提出以后一直在流行。所以创新在今天还在用，但观念应该改变。什么叫创新？熊彼特是100多年前，工业化开始不久，还没有现代新的技术，所以他提出来的观点不能被我们照搬，我们应该在原有的创新概念基础上有新的思路。这是我们结构性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什么叫创新呢，他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学经济的人很多都知道，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做创新。这在工业化时期是对的，但是现在不是工业化时期，现在是后工业化时期、是信息化时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问题。那么创新究竟是什么？创新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是信息的重新组合，必须是信息的重新组合，因为这样才能抓住经济前进的风向，懂得经济运行的脉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信息的重组比生产要素的重组更重要，如果单纯说两个企业一合并，效益就增加了，就创新了，这在100年前是可行的，但现在不能只重效益，必须是信息的重组。第二个例子，在熊彼特的时代，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创新必须把发明家或者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沟通起来，让他们相互联系、相互合作，这样就行了。所以当时主要是认为在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之间没联系，才耽误了创新，影响了整个创新的步伐，熊彼特就一再讲一定要打开这个门路。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发明家固然是发明家，企业家固然是企业家，但沟通的渠道已经形成了，平台已经不断涌现出来了，今天发明家拿着发明成果要通过中间人自动就带到企业家队伍中去，供你选择创新成果。这个中间人是100年前没有的，今天在科技进程当中一定要重视有新的中间人，有新的平台。重在什么地方？重在创意，必须先有创意，然后才有创新，然后才有创业。创意来自何处？也和100年前不一样了，100年前的年轻人大多数人出来找工作，只当简单劳动力用。但今天不一样了，北京有一个中关村，中关村有很多咖啡馆，其中也包括北京大学学生会办的1898咖啡馆，因为北京大学成立是1898年。这里面座上客都是些年轻人，大学生、博士生、年轻教员或者自己在从事研究的人，他们不断地讨论创意，一旦他们和企业家之间沟通了，通过平台就能被企业家所用了。企业家他是带领着整个创新团队的，但依靠的不是团队现成的情况，而是年轻人在这当中通过创意而把成果输送到企业家那边去，这就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中关村的情况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尽管我没有在长沙做过调查，长沙肯定也是有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员正在做，要帮助这些年轻人，一旦有了创意，企业家就有活干了，会把他们的创意拿过去，向社会推广出去。所以今天的创新和过去不一样，因为有大量的年轻人不断地在这里投入。第三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一定要求助于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一旦帮助你了，你的企业创新才能成功、才能扩大。那是100年前的事情，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企业找资金，而更多的是创新者把创意变为资本投入，也就是有钱难找新发明，有钱难找市场的新变革。这个靠谁来做，靠大量年轻人做，所以今天是要大力扶植年轻人，他们是创新队伍的有生力量。长沙有这么多质量好的大学，要学会利用这些资源，可以跟外面交流啊，今天是资本找出路的年代，而不是向企业去求。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但也要先有平台，没有平台怎么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今天并不如100年前所说的，新的创新首先在军工部门，100年前是这样。如果一艘新的航空母舰，一定是把最新的科学技术都放在航空母舰上，如果有最新的战斗机，一定是科研方面有所突破被他们所用。今天不一定是这样，民用部门，民间同样有大量创新，而且他们往往是先有民用，再有军用。所以民用的工业部门给军工部门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单独靠军工来带动，这个在全世界越来越明显。最后一个，现在和当时不同，当时产业链的形成是缓慢的，你发明创造得要有产业链，产业链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产业链要通过很多年的建立。而现在，因为有平台的存在，有大量创意的存在，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快的，比如快递这个行业，谁能想到快递行业发展这么快，没有人料到在今天的创新形势之下，产业链形成如此的快捷。一个新产品重营销，因为营销能够带来更大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更新，以上所说的第几个问题，实际想告诉大家一点，观念必须改变，旧的创新观念过时了，新的创新观念正在探讨、正在摸索，但他的成就会来得很快。还有很多我们预想不到的，再过20年以后我们的就业还是现在这个模式吗？再过30年以后人们还这么想买汽车吗？同时还有好多新的变化，货币是不是都要随身带？不需要了，一个手机就行了，所以很多变化是我们想不到的，要跟上这个形势，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创意、创新和创业的问题。

下面我们谈第四个问题，构建能源互联网。这对深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意义，当前世界上出现一个情况，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面临着资源枯竭了怎么办、资源开发减少了怎么办的问题。所以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气候变化成了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最近中央批了文件，中国要建立能源互联网，并且全球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中国现实情况是这样的，西北有大量的发电用的石化资源、煤矿、天然气等输不出来。国内一定要加快把西北资源用到工业化，向东南沿海输送，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打到国外去。所以要建立全球的能源互联网，这是在最近中国电机界、发电、用电部门正在全力以赴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南亚自己资源有限，是缺电的，南亚就找中国要电。中国的电从哪去？新疆去，从新疆给孟加拉送电。东欧、中欧一样缺电，向西欧送。中国的能源在这点上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我们掌握了最高的技术，特高压输电。另外我们的电输出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对“一带一路”的形成和发展会有极大好处。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能源结构的变化，打通能源的国际市场，这是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讲课稍微提一下，我的学生也是光华的，被上海请去了，他讲的内容就是能源怎么样应付当前的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如果需要联系的话，可以找我们联系。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能源结构和新能源输送问题，我们可以专门办班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湖南有这么强的科技力量，应该把能源的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样你的发展会加速，整个希望会更大。

第五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我们在光华学院经常讲一个故事，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故事。一个生产木梳子的公司招了4个推销员，要求他们和尚庙里推销梳子。下午，第一个回来了却一把也没卖掉。他说，和尚都没头发，要梳子有什么用，没人买。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好几十把。“你能在和尚庙销了好几十把，不错，怎么销售的？”我对和尚说，“梳子的功能不仅仅是梳头，梳头是第一功能，还有其他功能。经常用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明目、清脑、美容、养颜，可以有这么多好处啊。和尚一听就心动了，就买了好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带去了样品全销完了，卖了好几百把。“那你告诉我怎么在和尚庙里卖了好几百把？”这个推销员就说了，“我到庙里去考察一番，看到香客很多很虔诚，磕了几个头起来头发有点乱，头上上面又掉了香灰有点脏。马上去找方丈去，跟方丈说你庙里香客都很虔诚啊，香火这么旺，你得关心这些香客。方丈问，我怎么关心他们呢？我就说你每个佛堂前面早上起来放几把木梳，香客头发乱了梳一下头，他看到头发有香灰了他掸掉，尽管这是小事，他会感到庙里很关心他们，他会来的更勤快了，这对香火旺也有好处啊。方丈觉得有道理，所以卖了好几百把。”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好几千！“你怎么销了那么多？”“我之所以销了那么多，我直接找方丈，和他聊天，你这里香火很旺，给你捐钱的很多，你庙里油啊米啊什么都有送的，你路子挺广啊。你庙里有很多公共关系办事，你去打通公共关系的时候，也要有礼品啊，这个木头梳子就是最好的礼品。方丈说谁要你的木头梳子啊。因为是木头梳子，两边可以刻上字，这一面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上面，反面你方丈书法不错，你再写几个字啊，佛在心中、日行一善、积善为本，你方丈写了，别人当成纪念品留下，庙里去办事不就更方面。所以方丈定制了好几千把。”同样是一个庙，他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看准了，新产品不仅是新的产品，而且包括新功能，新功能才是新的。梳子没变啊，还是梳子，但第一个推销员他不知道怎么打通市场，结果到了这种情况，一把都没卖掉。但第二个推销员就变了，他发掘了第二功能，我木头梳头能够销开，因为我开发了第二功能。第二功能在哪？止痒、活血、明目、美容、养颜。第三个推销员把梳子的用途改变了，怎么样通过木头梳子怎么样让香客感觉庙里在关心他们，帮他们梳头，让他们掸掉香灰。到了第四个完全颠覆性改变了，把梳子变成庙里的名片、自我宣传的广告、别人的纪念品，让别人记住这个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商品推销出去，制造新产品是对的，发现新功能也是对的。大家用的手机，10来年前手机就一个有通话的功能，又笨又大，今天的手机功能在不断更新，这就是市场推销的技术。市场是可以扩大的，有了新产品可以扩大，有了新功能可以扩大，而且我估计，手机功能还会增加，世界上各国都在注意这个问题，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说明在今天，即使是供给侧改革，也应该把创造新产品、提供新功能作为重要的方面。

第六个问题，企业家精神。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靠企业应当有的自主经营权，企业家没有自主经营权的话，发挥不出他的力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国有企业当他成为市场主体以后，就应该有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当产权得到保护的时候，他的积极性就来了，他会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即使是小微企业，很小，但未来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因为他的企业家精神是发挥出来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的来说，产权要清晰；对民营企业来说，产权要保护；国有企业产权同样也要保护，清晰产权才能保护，如果产权糊糊涂涂的，这个就难以受到保护，所以保护是最紧要的。那么培养企业家精神靠什么？靠法律，法律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企业产权都要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得到保护，非公有经济产权同样要得到保护，小微企业也要得到保护，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形成。保护产权不仅仅是物权，在中央文件讲的非常清楚，保护产权保护什么内容啊？物权当然是重要的一个，还有股权、债券、知识产权还有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在保护之内。法律就一个标准，写明都要保护，法律上还没有确定的要加确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收到很多信，他们都是来问我，我说我可以在两会期间反映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最终还靠法律来解决。他们关心什么问题啊，70年以后，城市里房子还要不要我们再交钱。产权到70年就没了，不交钱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国务院对群众来信作了回复，70年以后我们在这之前就会出台很多有关法律，对产权进行保护，所以到那个时候，对产权保护就会做的比现在更严格、更标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答。老百姓还不放心，我就这个方面再次向国务院反映，现在国务院正在研究法律的一些细节，那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相信这个问题解决后，积极性会大大调动起来，企业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还有什么积极性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现在谈信贷主要有两个限制。一个限制叫所有制限制，国有企业我可以大胆贷给你，民营企业向后排，除非大的民营企业，小的不在我的信贷范围之内。第二个叫规模歧视，叫重大不重小，民营企业大的可以贷款，小的不行，小微企业更不值一提。这样情况对调动企业家精神不利，对民营企业发展同样是不利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问题，我们注意到，例来大的银行对大型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的银行对小型企业。问题是我们中小银行太少，所以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是很少的，其中还包括对农民的贷款，农民贷款的问题在政协经济委员会一次开会中有争论，争论焦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农民把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子都抵押以后，好多人就反对，说这是农民保命的地，如果到期不还，抵押归了银行，再到政府来闹，要求再分，那行吗，那不就乱了吗？这遭到另外一些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些委员说，你做过调查没有，我们是经过调查的，调查的结果，农民抵押贷款的坏账率不到1%。为什么会不到1%？其中有一个原因，家族共同帮助欠款人还债，所以这是个新情况。农民自己知道，地和房子如果不好生经营的话，万一被没收抵债了以后，自己不好办，所以一定要还，全家族来给你做担保，大家帮忙还。我们就问那个家属，“你干嘛也要帮助他？”“自己同一家族的人，而且房子被没收太可惜了，将来要升值。”所以说，我们调查了几个人，农民抵押贷款没路子，但只要你贷给他，他会还的，因为他不但自己重视自己的地和房子，是很难得的一笔财产，而且他们会升值。家族也会为此帮助他还贷。

第七个问题，民营企业。我们在家族企业做了调查，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什么问题呢？有两本账，这个两本账很有意思，一本是经济账，一本是社会账。这两本账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它是全家族的企业，所以一定要在经济上赚钱。这样的话大家才信得过你，大家才齐心，如果亏本，那大家说就别干了，趁早把自己的股本拿回去了，所以这个账每一个家族企业都有。但在家族企业中我们还发现了第二本账——社会账。我家族里有些穷人，他们孤儿寡母，我就给点钱给他们，每年过年分红都给一点钱给他们，家族企业不能只讲经济，还有社会责任，家族中穷的就是我的社会责任。这个情况是对的，但是久而久之就变了。我们在广东就碰到这个问题，闹得要分家，调查时候才发现。家族企业有人讲，“接受帮助的人不是真正的孤儿寡母，如果是老弱病残、孤儿寡母没问题，但受助人是懒惰，是吃喝嫖赌，是吸毒把家里搞穷了，我们还每年去帮助他，我们不干。”最后有几家就分家了，不然就乱了，他们说，“我们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任务，这样的人变穷了我们干嘛帮助他。”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家族企业中有许多，有的地方每隔十来年就要分一次家，但刚分完家企业就变小了，过了十来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又要分家，所以为了保证企业规模最好的办法就是股份制。民营企业分家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很有意义的问题，催生了股份制的发展，催生了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首先出现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因为它路子还不通畅，到国有企业来当职业经理人，很多人条件还不够，有一些退了休或者刚退休的人被国有企业选上当职业经理人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是招聘或者自己培养起来的，他们当执行人。但怎么拢住他们呢？给他们分红权或者有股权，分红权就是奖励每年可以分，有股权以后可以按股分红。这个事情家族企业正在做，中国真正要发展，职业经理人还有很长的距离。不像国外，国外的职业经理都是有头面的人物，他们不会投简历、递条子、找公司，他是通过中间企业。中国的中间企业不如他们，中间企业是什么：猎头公司、企业管理人员咨询公司等等，他们帮助这些人送材料，做谈判中间人、报酬怎么定、几年为期等等，这需要有个过程，但方向可能就是这样。

第八个问题，经济学观念的改变。经济学在英国是古典派开始的，古典派的代表人物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李嘉图。后来古典派又因为劳动价值论被多种解释，就演变成新古典派了。新古典派就是十九世界末到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古典派还是新古典派，他们就是一个原理，什么原理呢？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这样的，人作为交易者都是经济人，是经济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考虑，他们都是理性人，为什么是理性的，他经过分析的，他要用最低成本实现最大收益。人都是按经济人的角度来处理自己的问题的，经济人这么多年，也就被当成斯密信条。他以最优为标准，什么都要最低成本，最大收益。如果发现企业之间或职员之间有矛盾有竞争，那就谁也不让步，因为它最高原则就是经济人、理性人角度考虑的，就是我要硬顶下去，结果往往搞成两败俱伤，这样的话经济人理论就被怀疑了，就出现了经济界的新理念，代表人物是五十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他的理论是次优选择，因为最优是做不到，你能掌握那么多信息吗？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有那么多精力吗？没有人是按照最优原则来考虑，都退为次优选择。比如说，一个人，女同志买时装，我要买到最好的，我必须查北京有多少个大商场，商场买一个时装要多少钱，登记起来，一家家找，等你还没走了几家，时装卖完了。所以说，消费上人们着重的是次优选择，次优选择是过得去就行了。次优选择举个例子，你到商店去买针，我要买个最尖的针，售货员一听，把一盒针都拿来，你挑吧。没有人那么傻，自己带个放大镜、笔记本把针都分号，时间都不会允许你都怎么样的。一般是拿了第一根针看，不行，他有点弯，放一边；拿第二根针，他不那么尖锐；第三根一看行了，第四根也不看了，他没有必要看了，可以就行了。女同志买时装也一样，到一家商店买并不太合适，第二家一看也不行，算了不买了，以后有空再来买，我要把北京全走光才买，老早都卖完了。次优选择以后，人们回来别人问了，买的怎么样，凑合，凑合就是还过得去，但是以后碰到还要再买。所以现在人都是遵从次优原则。根据次优原则人就渐渐变了，人不是经济人了，人是社会人了。人也不是像过去讲的那样了，最优人他是理性人，现在不是，他是现实人，现实的人，事实情况就是这样。企业中、商场中有竞争有矛盾，原则不是死拼到底，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过不去，怎么办，和解和协商，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真正的原则是社会人原则，是现实人原则，目标是共赢，共赢里就有帮助，这个是经济学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看社会人嘛，今后都是这样，为什么扶贫？这是个信念，但这个信念是不符合经济人原则的，但是符合社会人原则。假如有两个地方都在招商引资，甲城市成本低效率高、乙城市成本高效益低，作为经济人他一定选择第一个城市，偏偏有人看中乙城市，根据社会人理论，因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故乡到现在还那么穷，我有钱了就在这里办个工厂，让大家经济改善点，解决家乡的就业问题。还有可能有另外一种人，从小在这里上学工作，人都瞧不起我，说这小子无能，今天我成功了就在这里办个工厂给你看看，你们不实还用从前的眼光看我吗，这又是一种社会人啊。还有一种社会人，我当年在这里欠过人家钱，没有还，我就走了，人也找不到了，有内疚，这个城市对我不错，可是我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这里的事情，我在这里愿意捐一个学校、捐一个医院，解开自己的多年的一个心结，很多很多都是社会人，所以说，我们也应该考虑社会人、现实人，他们重的是和解，重的是和解中得到的好处——共赢。

第九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哪来的呢，这是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来的，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主要是因为它感觉到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还不错，后来大概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就停步不前了，属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停步不前了，但是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名字也出来了。实际上陷阱不一定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最常见的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一两千美元的时候，上不去了，到3000美元就打止了，摆脱不了贫困的地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也存在，但不是唯一的。12000美元的人均GDP，就表明越过中等收入，达到高收入阶段。希腊长期在12000以下，前几年，希腊突破了12000，进入了高水平。世界银行就发贺信，没过几年他又下来了，所以陷阱不要奇怪，低收入有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有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同样也会下滑到之前的位置上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会有？我们分解为三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叫制度陷阱，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是大地主所有，土地是种植园所有，他们都在独立战争中胜利了，最后建立了独立国家，而这些大地主和种植园是赞成当时的革命的，正因为他们赞成革命，所以他们的土地就没有动它，因为他们站在革命这一边，他没有那个决心在当时就把土地一块给改了。结果改革特别是土地关系改革，拖得时间越久就越难改，阻力就越大，成本就越高。这些国家都保持了大地主、大种植园的制度，这就形成一个大问题。接着第二个陷阱就出来了，就是社会危机陷阱，下面的人就不服了，他明明是大地主，他土地应该拿来分啊。因为他们祖父一代，甚至父辈参加了革命，成为了功臣，就不动了，还是要求改，这个力量就称为激进派，就跟当权派冲突就发生了。哥伦比亚就是这个例子，好几十年前就是这一派到山上去了，打游击去了，最近才和解了，出现这种社会危机就不好办了。还有第三个陷阱，技术陷阱，他们都以土地为主，不重视人才，派到国外留学的人才回国很少，多半在国外就业了，国内人才奇缺。另外在国内，也没有愿意从事企业的人，什么是财富的标准，财富的标准就是怎么把土地变成自己的财产。没技术没人才怎么发展财富，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讲中国就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下。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言论，因为中国第一种制度陷阱已经没有了，一解放我们就把土地改了，尽管走的有点过头，走了人民公社制，但改革开放以后，又走到了承包制。另外更重要的，中国没有社会陷阱，而且中国一直重视技术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中国已经到8000多美元的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中是中等偏上收入了，很快再过几年我们会达到高收入阶段，但即使破了12000美元也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跟世界距离还存在。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发生一次人力资本革命。从农村开始，农村搞了承包制，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承包制并不彻底，比如我土地能不能转包给别人？我出去做生意，如果是生意亏了回来这土地还是我的吗？这些都没有解决。所以从浙江开始，就定成了一个土地确权。我带了政协的一支队伍浙江嘉兴市下面的平湖市考察，平湖市好几个村子我们想进去走不进去，地下都堆了红炮仗，比土改多多了。是因为土地确权验收了，所以农民放炮仗。土地验收以后3个权证出来，承包土地你有证，经营土地你有证，上面的房子有房产证，农民高兴的不得了。以前农民是没有财产权的，我们在那边看到家家户户都说收入提高了，当地还有一些人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发生的情况，不但是收入增加了，而且土地面积也增加了。我就奇怪了，收入怎么会增加呢，宅基地房子都拆了，我们看的住宅都是四层楼高的，农民自己留两层，第1层给他们开店收房租，出去打工土地还有租金，入合作社还有股权。地为什么会增加、增加多少？农民告诉我，至少20%，实际上还不止。第一个原因，当初开始承包的时候，地有好地，有坏地，大家开会都同意，好地一亩顶一亩，坏地两亩顶一亩，农民手上有好地有坏地，经过30年的承包制经营，土地质量都改善了，土地质量改善以后，所以这一次土地确权的时候，重新丈量，一律都是一等地，没二等地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当初承包的时候有田埂，用牛耕地，田埂不计算在田的范围内，边子上那些地也不算，所以土地就是这样给登记的。今天，农民说这么多年了，土地田埂都没了，今天都用拖拉机耕地了，田埂都不要了，就记住第几颗树到第几颗树是你们家的，拖拉机来回，土地就多了。还有一点，当初还有农业税，农业税的情况下家家都少报，明明是一亩三分地，我就报一亩，别人也报一亩，谁也不拦，今天土地要再这样没人信你，因为丈量土地全公开了，只有傻瓜才瞒报土地。这里都有表，填在墙上，没人做傻事，土地少了有什么好处，所以这种情况整个农村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的新气象出来了。我们在浙江考察，现在又到福建考察，现在农民那里是家庭农场热，以前中国没有家庭农场，加拿大、美国、西欧、荷兰才有。家庭农场要通过规模经营，你们家到外面做生意了，土地由我来包，这样你可以拿个转包费。农民在土地确权以后还有一个学习热，真的进学习班，真的做新农民，学新的农业技术，我是家庭农场了，有规模经营了，我忙不过来，我要让儿子接班啊。所以在农村办学习班，办技术学校成为常态。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人力资本正在发生革命。农村现在是用的拖拉机，拖拉机可以租，可以有专门拖拉机户，就管拖拉机，你跟我定好约，哪一天我帮你来翻地，还有播种机，都是服务业，都是技术人才。农村管账，也需要会计啊，所有这些农民自己发展学习热。还有到外面来打工的农民，打工的农民往往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带了政协的调研组又去陕南调研，汉中地区，靠汉江边上，汉江水流入丹江水库向北京、天津调，所以水质一定要保持干净。汉江两岸都是种水稻的，那就不能打农药、不能使化肥。但我没那么多农家肥啊，那我种树，一种茶树，叫富硒茶。种这个需要劳动力，西江县种树以后孩子在外面打工叫回来，回来就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和两地分居问题。根据2015年的调查，出去打工的有2亿6000万，另外还有4000万左右的妇女和4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还有4000万左右的留守老人。没人照顾啊，夫妻又长期分居，家庭又不和，在外面还有其他问题。所以农村这样就合并了，全解决了，回家就创业了。在汉江北岸有一个县叫洋县，洋县也不能种水稻，洋县有一种鸟叫朱鹮，朱鹮快绝种了，在前几年全国的朱鹮就在洋县，洋县才20多只，建了个保护区。现在大概达到了2000多只，朱鹮有一个特点，他一辈子就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中途去世，终身不再有配偶，朱鹮有这么个习惯。结果洋县就成为陕西和外地人去结婚的地方，学习朱鹮忠贞不二，洋县成为了旅游的地方，水稻种的就少了，用的有机肥料，现在洋县的大米成为了全国名牌。所有的情况都表明，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变化，外国人到中国人草草考察一番就说中国廉价人力资源，中国改革红利也没有了，实际上不了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人力资本革命，代表着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新的改革措施在不断实施，我们的改革红利也照样在生成出来，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