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社会意识形态需要跟上国家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这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

做大国是中国的宿命。逐渐复兴的中国这些年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中国大国本位的回归。中国处在国际舞台边缘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很孱弱的时候，那种状态即使不从民族尊严的角度去审视，它的实际内涵也一定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世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缺少起码体面。

中国有着庞大人口，人民富裕起来，自然意味着国家的强大。而强大起来的中国就面临了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也拥有了与我们贫弱时不同的国际责任，我们的利益触角变得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国家更容易卷入各种纠纷。

社会意识形态需要跟上国家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这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不能不说，长期的贫穷和弱势地位在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中留下深刻烙印，部分国人的惯性思维与中国新的国际角色经常形成摩擦。

比如一些人有很强的“阴谋论”思维，习惯性地认为外界对华的各种举动都是出于某种“阴谋”。这会导致将中外正常的利益摩擦从一开始就“上纲上线”，影响对事情真实性质的判断。

还有一些人有深重的受害者心理，一遇冲突，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又被欺负了。即使对方的力量远远低于中国，那种心理上的弱势受害感也会油然而生，对问题的解决也随之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

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尤其是反对对外援助，这是舆论场的另一种流行心态。中国还有不少落后地区和穷人，对外援助的钱应该花给他们，事情的大逻辑被这种小逻辑篡改了。

上述种种心理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尤其是对外摩擦时，社会层面缺少一些关键的弹性。一些偏激的主张很容易在舆论场占上风，比如埋怨政府不够强硬，抱怨政府“谴责太多，行动太少”，“谁都怕”等等。另外怀疑政府一搞对外援助，就是“乱撒钱”、“买面子”。

必须指出，大国外交是高度复杂且非常专业的事务。坚持原则和从长计议是大国外交两个最基本的轮子。没有一个大国会在这个世界上“完胜”，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处理各种不如意、寻求最不坏结果的过程。大国的输赢不是一时的痛快与否，它的最大标准是在一段时间里和更长时期内看谁实现了新的壮大。

对外援助是大国的一项基本国际义务，它是维系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一环。大国、强国总的来说从现有国际体系受益更多，通过对外援助维持该体系运转，对大国决非吃亏赚吆喝的事情。关于对外援助的盈亏利益公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它包含了若干 普通人不太容易弄懂的变量，政府需要民众在这方面的信任。

相信政府，给专业外交及国家安全团队充分理解和授权，这是很多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时实现国家富有成效外交的捷径。公众需要相信，在面临重大、艰难的外交抉择时，中国社会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利益共同体。政府一定会从全国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公众对国家做决定过程的一些信息可能不了解，这方面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透明。公众存在一些抱怨，是正常的。但是这些情绪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最后想说，在社会舆论多元的时代，政府对不同声音也应有包容和承受力。公众的根本利益比舆论场表层的一些抱怨更重要，官员们有时做对了事却挨了几句骂，这算不上是很大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