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四个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毫无疑问，这段历史给所有中国人带来了深重而苦难的记忆，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当下，珍爱和平。因此，在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去思考，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需要一段怎样的记忆？

前天，侠客岛邀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李红涛，听他为我们解读上述问题。

以下是本次沙龙的文字实录，有压缩编辑。

记忆关联

我留意到，网上有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问我，我可能会这样去讲，对于任何一段真正有力量的历史记忆或者民族创伤，我们都应该能够找到与它相关联的地方。

比如，2016年11月，美国一个商场设计了一款文化衫，背后印的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图片，其情景就是日军挥刀在屠杀跪地的中国平民。尽管商场和设计师说他们的意图不是辱华，而是反战与反冷漠，但还是招致很多网友的批评。最后商场方将这个文化衫下架。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我们神圣民族记忆的一个部分，其神圣性就表现在它不可以被商业化。在这一事件中，你会发现，记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而且占有非常大的分量。

对记忆问题的研究，促成了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

2010年左右，我开始对集体记忆感兴趣。然而在翻阅了海量文献后，我发现，无论是什么学科，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都非常多，而且诞生了很多精彩的学术作品，但是对南京大屠杀却关注甚少。带着这样一种发现， 2011年我正式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课题，主题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一晃五六年过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从未终止。

当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必然会涉及比较残忍的层面。换句话说，记忆里面往往会有我们在情感上难以承受的部分。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讲求一种理性与价值中立。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选题，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事实上，我承认，在通过各类渠道接触到早期的报道和图片时，我的确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冲击。但我想强调的是，除去这种情感的波动，在更对历史、人性这样一些更加宏观的事物时，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比如，我曾在图书馆里翻阅1937年12月13日后的中外报纸，它们大概很久没有被人翻开过，因此，在打开之后，我能够清楚地闻到一种岁月的味道。我清楚地记得翻到1937年12月28日的《大公报》，张季鸾发表社评《要为匹夫复仇》：“敌军在南京屠杀奸淫穷凶极恶已是铁般的事实，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劫不复之罪状”。时隔80年，那种怒发冲冠之气，依然清晰可感。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我发现记忆也是有它自身的韧劲的。大家都知道，在那段苦难的历史中，有很多国际友人为我们在南京成立了安全区，而这一安全区的负责人就是德国人约翰·拉贝。

1945年之后，南京的媒体还曾登过一些消息，希望能够找到这位救助了很多中国人的善人。但其实1937年之后不久他就回到德国，随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以及他不愿意跟纳粹政府合作的态度，余生过得十分悲惨。

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他的故事的呢？这要得益于已经自杀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者张纯如。她在写《南京大屠杀》时，重新发现了拉贝日记。于是，我们得以知道拉贝的许多故事。

这就是记忆的韧性。

文化创伤

其实，大家会发现，无论是张纯如，还是我上面所提到的各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纸和文字，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讲故事，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在这一过程中，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就慢慢被转变成一种文化创伤了。

何为文化创伤？我在《记忆的纹理》中对其做过定义。打个比方，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创伤事件，比如看到南京大屠杀当中的一些暴行。但这些暴行需要经历一个被讲述、被传递的过程，否则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知道这段历史的。而讲述的这个过程，把一个历史事件的讨论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群中，让更多人了解它的过程，就是建构文化创伤的过程。

那么，南京大屠杀是怎么慢慢被转变成一种文化创伤的呢？我们可以顺着时间轴，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去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刚刚发生的时候，海外媒体跟中国媒体对它的关注都非常多。但两者的关注点却相差甚远。海外媒体的主要诉求表现在，向世界传递中国战场上的状况，这更多的是一种新闻层面的思考。

但中国媒体不同。最基本的，它需要让处在日本占领区之外的中国民众了解整个抗战形势，了解这一惨状。但这还不够，它还要起到一个鼓舞士气的作用，激发中国民众跟日本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它还有一个动员民众的考虑在内。

抗战胜利之后到1948年，构建文化创伤的过程依然没有停止。大家知道，当时著名的军事审判法庭，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而这两者都有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寻找日本侵华的证据。所以，当时大量的中国媒体，包括《大公报》、《申报》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挖掘七八年前南京大屠杀的细节。

到了1980年代之后，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它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还要去讨论日本当代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最典型的事件，是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在审查中小学教科书时，对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多有篡改。于是，中国媒体也对其进行了各种讨伐。

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实际形成了两条记忆线，一是要更好地记住过去，二是把握南京大屠杀的当代意义。这样两条线，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此前所说的文化创伤。

记忆责任

回到最初始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创伤，南京大屠杀与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但是，它跟我们当代之间到底有何种关联呢？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创伤？

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的责任。现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经不到百人了，曾经亲身经历过惨案、用他们的身体和记忆来承载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也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后记忆的阶段。那么，后记忆阶段靠谁来传承这段历史？自然是靠新一代人，去构筑属于我们的记忆空间与记忆方式。

这里我想提到一位著名的记忆研究学者，他叫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他写到：“我们人类到底应该记住什么？简单来说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根本之恶和反人类罪行，包括奴役驱逐平民和大规模的灭绝，而所谓根本之恶就是那些足以动摇我们整个社会跟人类的道德根基的行径。”南京大屠杀无疑属于这样一个类别。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去完成这样一个记忆的责任。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而言，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

我想，首先是面向未来的记忆。记忆是面向过去的，但也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著名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要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

如何去“记”这个前嫌？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理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第一步，是要获得从日本政府到民间对于对南京大屠杀的基本认可，获得其对所犯罪行的承认。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去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记忆。

第二方面是一种更丰富多元的个人化的记忆。

拉贝等人在南京建立的安全区里面，最多时候收容了20多万人。当时人满为患，疾病流行，粮食不足，安全区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这时一位国际友人捐赠了一百吨的蚕豆，成了难民们的救命口粮。所以安全区里传唱起一首歌，开头是这样唱的：“我们用蚕豆做早饭，我们用蚕豆做午饭，红豆蚕豆绿豆蚕豆，顿顿都是蚕豆。”

我看到这段故事时，特别感动。因为透过这样一首歌，我们知道，即便是在那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下，孩子们依然怀有对生活的希望。

最后一点，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要努力让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记忆。

目前，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进入联合国的世界记忆档案。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也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但这还不够，我们要让更多的西方人意识到，二战中不仅有太平洋战争，不仅有欧洲人的战争，还有东亚的、中国人的战争，并且在其间，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了非常多的渠道，理应做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