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

去年秋天以来，特朗普及其团队反复提及“印太”概念，特别是去年12月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在“区域战略”下单列一节专述“印太”构想。一时间，缘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印太”概念终于在美国接棒后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印太战略”的两大核心内容

特朗普“印太战略”目前仍处于构想阶段，碎片化明显。“战略”一词仍主要是学界归拢特朗普在印太地区的诸多政策时所用。特朗普在去年11月于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虽然12次提及“印太”，但并未与“战略”一词挂钩，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印太”相挂钩的词汇是“地区”。对于“逢奥（巴马）必反”的特朗普而言，他只是顺势借用了日本首相安倍二任以来一直鼓吹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用来包装其现行的相关亚太及南亚政策，以替代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这一构想有着浓厚的制华色彩，旨在更广大的印太地区网络更多力量共同规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力量平衡”。它的出台更多是美建制派尤其是军方——而非特朗普本人——意志的体现，以及为了安抚与美一样不太适应中国崛起的美国盟友及战略伙伴。其构想主要有两大核心内容。

一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印太战略”的价值取向、粘合剂、动力源、战略诉求。这里的所谓“规则”和“秩序”说到底就是指美西方的“规则”和“秩序”，其对冲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味道太过明显，毫不掩饰。而且暗含这样的霸权逻辑，即当前美国制订的规则是“善的”，而中国所要推动确立的新规则是“恶的”；美国主导下的秩序是“善的”，而中国所要构建的新秩序就是“恶的”。

二是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在特朗普“印太战略”构想里，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是骨架。特朗普强调盟友和伙伴要主动担当，“勇挑重担”。他在去年APEC峰会上称，美将寻找“强大伙伴”，而非“软弱伙伴”。为此，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希望日澳印三国从东、南、西三面发挥战略三“锚”的作用。去年11月，美日澳印四国利用东亚峰会之际召开了司局级安全对话会，此举标志着四国合作机制时隔十年后的再度复活（十年前的2007年，四国曾搞过一个司局级对话。但在中国抗议下，陆克文领导的澳大利亚主动退出；印度当年半心半意，只有日本非常积极，但安倍政权很快垮台了。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由日本推动的四国合作构想最终被奥巴马后来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所消解）。在今年1月初新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瑞辛纳对话”（有点类似“香格里拉对话”）上，美日澳印四国高级将领更是同台亮相，大谈“印太战略”构想与中国的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印、美日澳、日印、美印等多个部长级安全与防务对话已为四国机制奠定了基础；“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也已由美印扩展为美日印三方参与，澳在不远的将来或将应邀入伙。

复活四国合作的两大动因

一是中国变量。美日澳印四国对中国的崛起均感不适，牵制中国遂成为这四个国家的超强战略共识。“印太战略”构想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现有规则与秩序的冲击。特朗普团队指责中国打破“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即将卸任的太总司令哈里斯在印度第三届“瑞希纳对话”上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是“秩序的破坏者”；美国新出炉的《国安安全战略报告》中则将中国（以及俄罗斯）称为“修正主义强国”，指责中国对美国搞“经济侵略”；特朗普的首份国情咨文更是进一步将中国定性为“对手”，显现美方对华敌意明显上升。连美国都有这样的体感，遑论日澳印三国了。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第三届“瑞希纳对话”上，不但四国高级将领同台公开渲染“中国威胁”，参会的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更是放言，“可以通过营造孤立中国的环境，迫使其改变行动”。特朗普及其团队上台前后还一度不断对普京“放电”，大谈改善对俄关系意愿，其意图昭然若揭。

二是印度变量。很大程度上，“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印度+亚太”战略。事实上，美日澳都是“印太战略”的相对不变量，要想让“印太战略”真正超越“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度的“加盟”至关重要。令美日澳颇感兴奋的是，莫迪政府对“印太战略”构想尤其是对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有着一定的期待。相比之下，十年前尼赫鲁家族主政的印度国大党政府对四国合作机制的态度却是极其谨慎甚至并无兴趣的。如今，莫迪执掌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更愿借重“印太战略”尤其是美日澳印四国合作，加速印度自身的大国崛起速度，抗衡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上不断增强的显性存在。

印度对华认知的两大变化及缘由

一大变化是莫迪政府更加重视与美日澳等国推动“亚洲的多极化”，而不是与中国一起泛泛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实际上，防范“亚洲中国化”已成为莫迪政府借重“印太政策”的核心追求之一，因其感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为之，所以希望与拥有类似战略诉求的美日澳“抱团”。

另一大变化是莫迪政府对华安全防范心态日趋严重，这种防华意愿甚至超过了与中国合作谋发展的意愿与需求。由于莫迪政府不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自然也就不太认同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中印互为发展机遇”的主张。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振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阶层而言，维持印度在印度文化圈（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区域）的统领地位甚至比谋求经济发展利益更加重要。

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认知趋于消极的主要原因也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莫迪政府认定，“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的发展倡议，而是一个地缘政治扩张的战略，它不但从陆上而且从海上对印度形成强大的地缘空间挤压。印度自尼赫鲁时代起就自诩为“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并誓言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然而，令新德里越发焦虑的是，搞了七十年的区域经营后，南亚邻国反而纷纷对华怀有美好期待，对印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不仅巴基斯坦积极投身如火如荼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其他南亚小国也不顾新德里“印度优先”的警告而拉近与华关系，如尼泊尔左派政权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斯里兰卡把战略港口的建设与运营交付中国公司，马尔代夫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孟加拉国热烈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其互联互通建设。新德里认定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把印度周边的人心扰乱了，把印度主持的南亚秩序打乱了。特朗普此时抛出“印太战略”构想，恰好符合莫迪政府的期待。

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日对印加大了战略拉拢力度，予印“大国礼遇”，尤其是表示尊重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领导地位，而莫迪政府也越来越满意于美国在其全球与区域战略里给予印度的角色与地位安排。奥巴马时期，美国曾将印度定性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点国家，但当时的国大党政府并未对此积极回应。再往前溯，小布什政府曾表示要“支持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然而美国当年不但未讨到好彩，反遭印度国大党政府“打脸”称，印度本来就是世界大国。但莫迪政府近几年来却对美国政府的战略拉拢表现出积极迎合之势。美国对印度的抬爱更是表现在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该报告欢迎印度作为“世界领导力量出现，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鉴此，至少在莫迪政权看来，中国成为了印度大国崛起的“最大拦路者”，因为中国不愿公开支持印度出任常任理事国，也不愿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甚至不愿在反恐问题上对巴施压。新德里对华产生了严重不适甚至战略恐慌。

寻求开启中印战略共处的新路径、新思维

对中国而言，“印太战略”的一大破局之道就在于稳住对印关系，鼓励新德里坚守战略自主文化（另一个重要的破解路径就是，抓住日本安倍政权有意与华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心思，改善对日关系）。当前，新德里仍在审慎地探索与美日澳共同牵制中国的新路径，迄今仍未对“印太”战略公开表态支持或参与。可以说，莫迪政府尚处在一个重塑其战略选择的关键期。而且，中印关系也互有需求的空间。

一是，对接大国诉求，实现合作共赢。在一个定制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大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发展的今天，市场资源就是战略资源。能在中印两大市场成功的产品、技术、标准往往都能成为世界的产品、技术、标准。尽管中印政治、安全关系过去两年里波折不断甚至险酿冲突，但两国经贸关系一直维持稳定，双边贸易并未因为印度民粹主义势力的“抵制中国货”运动以及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而大起大落；2015年成立的“中印邦/省级领导人论坛”也在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两国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印度诸多大邦一把手纷纷访华取经，且积极推出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中国企业前往投资。

另外，两国可通过磋商推进各自大国诉求的相互对接甚至置换来部分化解战略龃龉。在印度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大国战略，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则是印度的大国战略。对于印领导人而言，NSG就是“发达国家”、“世界大国”的标配之一。关键是，在印度看来，这一诉求的实现远比在发展领域具备“发达国家条件”来得容易，可以算作印度政治家兑现其对国民承诺的“早期收获”。如果中印两国最终能在上述两大诉求上达成某种妥协，中印两国未来在双边、多边、地区及国际舞台上的互怼现象也会相应减少。更重要的是，它将开启中印寻求战略共处的新路径、新思维。

二是，构建共享秩序，弱化地缘博弈。中印同为大国，同时崛起，且相互毗邻。如果没有共建“共享秩序”的思想准备，两国在同时推进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然会在共同毗邻地区形成强烈对撞。当然，建立“共享秩序”的前提是，印度必须摒弃殖民遗产与冷战思维，最主要的就是要摒弃“缓冲区”“天然屏障”“传统势力范围”等零和思维，这需要时间。

中印可以从两方面来推进共享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中印有必要在两国利益交汇处建立并加强战略沟通机制。中国既要适应印度在西太一带的存在，欢迎并对接其东进行动计划，同时也要通过反复沟通，鼓励印度适应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区域的显性存在，南亚不只是印度的。另一方面，加强两国在共同周边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规划的对接。中国可更加主动地支持印度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进次区域合作项目。实际上，中印在共同毗邻地区各自推进的次区域合作终会难以避免地实现对接。例如，中国政府正在尝试推进中缅“人字形”走廊建设，而印度正在推进印孟缅互联互通，假以时日，两大区域联通规划必在缅甸实现对接。

为减少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的“秩序之争”，营造中印合作共赢局面，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可以灵活处理，不必强求印度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在去年12月结束的第20轮中印特别代表会谈后，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库马尔在回答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记者提问时重申，“印度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清晰和持续的，我们认为，这项倡议必须基于国际公理与准则，实施方式应该开放透明，并且互相之间尊重彼此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因此，为最大限度地稳住中印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中国有必要进行灵活处理，大可不必将中印两国间的合作发展项目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在坚持与印度协商共建原则的同时，尊重其追求发展的愿望，我们可以继续推进与印度邻国的联通步伐，印度加入次区域发展大合唱，中国欢迎；印度不加入，中国也不强求。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