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关键词：全球化   美国对外政策   特朗普   中国战略机遇

内容提要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如下可能的变化趋势上：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考验；美国基于全球制度网络和多边组织维持霸权的路径遭遇挑战；传统大国地缘政治范式复苏冲击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收缩倾向也将遭遇建制派的顽强阻击,双方因美国往何处去的道路取向斗争进入胶着状态，这将令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相互掣肘，缺乏共识与连贯性。上述可能的变局，使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文明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提升，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作为机会增加，基于实力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应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缓解崛起中的外部困境，实现民族复兴。

2016年至今，所谓“黑天鹅事件”接二连三出现。最令人关注的是,被西方主流媒体视为代表“民粹”的“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选，以及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2017年，在荷兰首相选举中，被西方主流视为“极端右翼”的“自由党”作为“黑马”对执政党连任产生了很大冲击。在随后的法国大选中，被西方主流舆论称为“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国民阵线”党党魁玛丽娜·勒庞支持率名列前茅；意大利大选中，同样被西方主流看作“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党”成为耀眼的竞争者。

这些政治力量几乎都主张国内进行脱欧公投。尽管在主流西方语境中的“极端保守”力量未必能在短期内上台执政，但他们的声音和政策主张在近年的兴起代表着某种思潮的变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迎合了西方社会一部分民众的诉求。一时间，世界似乎出现各种超出主流知识谱系之外的“乱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体现的理念和对未来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应理解这一变化趋势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中国崛起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有清晰预判，进而更多地发现中国在世界大环境中具有怎样的战略机遇，以及思考中国如何抓住这些机遇，从而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内外受挫

特朗普就职和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很多。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表述，都意味着某种稳定的长期趋势。如今特朗普所代表的部分保守派精英及美国民众与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的斗争是美国去往何处的道路取向之争，他们对于世界秩序和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很大分歧。而欧洲建制派也在全力阻击所谓“极右翼”政权,双方处于互有攻守的胶着状态。因此，“逆全球化”趋势是否能够形成，目前难以明确判断，本文更倾向用“全球化进程受挫”的表述。尽管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向前发展或向后逆转趋势当前并不明朗，但全球主义受挫确实体现了全球化趋势被阻碍的一种现实困境。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

特朗普在其饱受争议的就职演讲中，在国际问题部分明确表达了如下意见：“美国保护了其它国家，却没有保护好自己；我们日后会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保护我国边界免受他国破坏，确保贸易、税收、移民和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决策都立足于促进美国人的福利；从今天起，这里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美国优先！”以及，“美国希望能够成为其它国家的榜样，但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国家”，并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特朗普的就职演讲充斥着对外“孤立主义”色彩，可以简单概括为，特朗普的美国只想当最强大、占尽别国最大便宜的超级大国，而不是扮演“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世界警察和美国理想主义精英们自诩的人类“灯塔”角色。特朗普是否能冲破国内外重重阻碍实践这些理念和主张还有待考证，但这确实代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变化方向。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淡出叙利亚，宣布不再在叙利亚支持反对派武装，在北约不愿承担更多安全保护责任，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不拒绝开启对话空间，缩减在全球推行“Color revolution”的经费，这些都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孤立主义”倾向。

“全球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是美国几百年来外交政策钟摆的两面传统，两种声音和主张长期并存。“孤立主义”外交原则主张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自扫门前雪”，而“全球扩张主义”外交理念则表现为将美国价值推向世界的冲动，强调世界领导作用。“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或担任领导责任，确保美国不要被“世界化”，而“全球扩张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领导世界，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和理想。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全球扩张主义，都是基于相对实力判断、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利益诉求。这一诉求正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大战略制定或调整的主要根源。通常当美国国内对其自身实力的认知处于悲观状态时，尽量少承担国际义务和发挥国际角色的“孤立主义”情绪就会占上风，而当人们对国家实力比较有信心的时候，扩张主义就占据优势，特别是当美国精英阶层认为其国家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的角色时，他们便会积极地把美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向外推广。从社会结构看，精英阶层倾向扩张主义的居多，而普通民众孤立主义倾向更强。现在，美国国家实力步入下降阶段，无论外部世界或其国内社会，均感受到美国相对国力和全球控制力的下滑趋势。美国是一个在对外行为中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当对道德合法性地位的谋求必须付出过度消耗其国力的投入时，美国对外战略决策就会陷入如下困境:一边是就其国力而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扩张负担,另一边则是社会层面对短期、现实利益的追求。美国国内政治由此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一边是坚持继续通过“巧实力”进行全球干涉、推广美国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建制派，另一边是认为美国应休养生息,管好国内事务，少参与国际纷争的保守派。本世纪以来，“扩张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主流之势。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孤立主义”声音逐渐增强。他们之间对于美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理念分歧严重干扰了美国对外决策的一致性。这种困境进一步蚕食着美国国内越来越难以达成的价值和利益认同，对其对外战略形成明显的掣肘。

以上正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理念向“孤立主义”收缩的现实基础。在实力相对走向衰落的时代，美国国内集团在实现外交目标所需承担的代价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这迫使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力量调整和修复美国过度扩张的负担。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倾向正体现了美国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传统收缩的趋势。近年来，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状态下，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情绪在加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希望政府对外过多投入资源，包括反对政府对盟友承担更多国际义务。最新的皮尤民调显示，57%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专注于自己内部事务，只有37%的受调者表示，美国应该帮助其它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49%的美国人对美国参与世界经济持负面态度，因为会导致工资和就业机会下降。这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对外主张受到不少选民认可的社会基础。

（二）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的考验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被视为世界发展的两大潮流。自全球化概念产生以来，尽管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全球化是否可逆的争论一直存在，但冷战后的历史经验让世界一度普遍认为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然而，这一信条正在遭遇现实的挑战。一是作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者”，美国正在失去领导的意愿；二是作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欧盟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全球治理领域美国的态度已更多呈现“口惠而实不至”的特点，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其看待全球治理的态度中体现出某种反全球化的端倪。相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分配，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则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尽管要求其盟国更多缴纳“保护费”，但并未弱化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因为这涉及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权力。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试图把权力和责任分离，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责任，比如对金融体系稳定、贸易自由化和气候问题，明显无意愿承担领导者角色。特朗普政府无视其西方盟友的指责，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议》，是明显的信号之一。

美国之所以逐渐丧失领导全球化和主导全球治理进程的意愿，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维持领导者的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全球化固然蕴藏丰富的经济和文化收益，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国家政府无法掌控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全球问题，放大并激化了各种矛盾。如何解决那些影响人类发展甚至生存的重大矛盾，也成为世界考验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对美国的需求定位已经从昔日的“自由世界领袖”转变为当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如今全球问题的热点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对人类安全的威胁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材料的失控问题，与地区冲突相关的安全问题，难民泛滥问题，由金融体系不稳定造成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气候变化及环境恶化问题，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蔓延问题，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问题，人权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信息技术问题等等。

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使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在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期望变得更为迫切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如果力求在价值层面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领导这个由交互式通讯所造就的不同宗教、文化、政治经验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存的世界。而为证明这一点，美国需要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承担更高昂的成本。由自由主义理念引导的“全球扩张主义”使美国深陷于如下全球性“道义”责任的泥淖中：人道主义干预、通过全球化扩展美国式的“市场民主”、隔离并打击美国定义的“无赖国家”、领导永无休止且愈演愈烈的反恐战争，以及对威胁和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不友好力量的干涉。以上领域均如同无底洞一般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精力，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难现成效。在自身相对实力下滑的过程中，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随之下降。在这些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困境面前，它显得疲于奔命、力不从心。这种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领导全球事务的合法性和美国扮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领导者角色的动力。

与美国主导权衰落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一同陷入困境的还有地区一体化的受挫，首先体现在欧盟内部的危机上。欧洲原本是为了政治上抱团取暖、经济上共同繁荣和价值观的趋同走到一起的，以实现自身作为世界格局独立一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金融危机后欧洲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一蹶不振，欧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畸形消费模式问题、难民流动性问题等，导致欧盟内部利益分歧越来越大。而欧盟集体决策的体制，重大问题需要一致同意，不但导致了运转效率的低下，而且各国利益的相互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使得成员国不得不共担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风险和危机。不愿意为国际影响力继续贴现欧盟的英国率先公投脱欧，为欧盟的未来投下了阴影。从英国公投脱欧、希腊债务危机、东欧国家抵制欧盟的难民政策,到如今法国、意大利、荷兰、东欧等右翼保守政治力量话语权的提升，质疑欧盟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难民潮泛滥、宗教极端和种族与文化冲突的加剧，欧盟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的范本，其衰落趋势将对其它区域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

（三）美国基于全球制度网络和多边组织维持霸权的路径遭遇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维持霸权的主要路径是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在多边领域建立全球制度网络，并把握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是围绕这一制度网络而构建，借此实现全球治理目标。以往帝国维系霸权的方式通常是分别直接针对各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世界霸权以霸主与诸多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集合方式体现。美国则更多通过多边渠道建立相互交织的规则网络，对体系内国家进行间接控制。这套运用国际规则战略的基本思路是：鼓励尽量多的国家融入美国主导的规则网络平台，使其国际关系和交易行为产生依赖性，进而通过主导国家间交往和交易的途径，从中获取霸权的经济收益和政治合法性。通过以上机制管控世界的思路，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国家，而是通过规则网络垄断国与国之间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因此，美国在战后更多依靠开放、多边的形式管理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网络的权威性和获利空间。

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方式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前提是与其它博弈者相比，美国相对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单边控制能力。然而，随着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如今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已不复当年。对于其一手塑造的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已经不再具有足以支配它的财富和权威。相对实力的衰落使美国希望继续通过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行使霸权难度加大，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同时面临困境和阻碍。从国际层面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体系内崛起的现实正在逐渐改变现有开放、多边规则网络平台的功效。中国有效借助国际多边网络崛起的事实，让美国开始重新定位国际规则体系的功能。特别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之后，中国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超出美国预期。尽管现有的多边交换渠道和规则并未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在WTO等多边经济机制框架下，中国仍迅速发展壮大。现有的国际规则框架无法阻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借此获得较高收益，并且可能继续帮助这些国家将自身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转化为影响力。这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等新兴国家力量壮大之后，战后美国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运转的效率越来越低,美国控制国际交易网络和交换渠道的成本不断上升。新兴国家要求增加自己在体系内的利益和话语权重，推动调整现有规则体系中不平等的收益和权力分配。相对实力下降的美国控制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和交往、交易渠道的难度在加大。就近年的情况看，现有的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国集团（G20）等，执行美国意志的动力低下，甚至有时会拖美国的后腿。

鉴于以上原因,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在运转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方面的效率。奥巴马时期,在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能源和战略资源等核心领域，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半封闭的“俱乐部模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有条件准入。WTO等多边框架没能阻止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奥巴马政府由此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TPP和TTIP带有明显的俱乐部色彩，即把一些对手或者通过高门槛排除出体系，或者通过这些高门槛和经贸规则的重新制定让这些国家即便进入也不能再重复WTO框架下的获益模式。美国意图通过主导TP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

但无论TPP还是TTIP，仍然是对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依赖多边制度维持霸权模式的一种修正。尽管它们和WTO的开放多边属性相比具有俱乐部排他色彩,但仍然是基于规则编织并不断扩张的多边网络。而如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倾向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不同，特朗普对于多边制度框架不感兴趣，甚至认为是累赘，更倾向于无视多边组织和规则框架，通过双边的方式解决问题。上台伊始，特朗普便签署了美国退出TPP的文件，并宣布要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之后给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就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要求和欧洲、日本盟友重新谈“保护费”问题，此后又直接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法定程序，用导弹袭击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基地，并且多次威胁中国要打双边“贸易保护战”，对中国启动301贸易调查，以及表示要和TPP成员国进行双边经贸谈判。在和大国进行竞争博弈时，特朗普更喜欢选择双边“单挑”以及“赢者通吃”方式，尽量避免小国或盟友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从中搭美国便车。这种放弃多边渠道，更多倚重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单边模式，是对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颠覆

（四）传统大国地缘政治范式复苏及其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冲击

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主要基于19世纪欧洲的大国均势理论，强调大国以实力原则拥有由其主导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这一国际关系范式在冷战后一度被认为已经从此过时。冷战结束后，伴随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在解体后前十几年的极度虚弱，在美国作为单级霸主塑造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规范中，除了美国可以在全球拥有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其它国家都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和国际合法性。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恢复，美国的单边霸权需要面对中俄国际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地缘政治范式出现回归的态势。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正是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长期地缘矛盾的引爆点。美国不能容忍俄罗斯将其势力范围辐射至周边独联体国家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步步蚕食原苏联的空间和势力范围，并通过政治渗透和Color revolution的方式控制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政权，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先后被纳入欧盟和北约。正处于实力恢复期的俄罗斯对美国上述进攻性战略,更多采取了忍耐态度或温和而富有节制的抗议与反制。但在普京政府和多数俄罗斯人看来，美国的行为完全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和作为地区大国对周边势力范围的政治诉求，不断挤压和削弱俄罗斯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空间。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街头的政变，使俄罗斯对美国在周边的攻势由温和抵制变为强硬反击，俄罗斯不能接受美国和西方在其周边的战略缓冲地带控制政局，使北约东扩到独联体国家威胁其边境安全成为可能，尤其不能给美国任何机会将乌克兰打造为遏制俄罗斯的周边军事桥头堡。

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承认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冲突背后地缘政治逻辑的合理性，但地缘政治范式的回归却不以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的意志为转移。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观和国际规范强调以美国样本的“民主阵营”，都不承认基于大国实力的地缘政治逻辑。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与中俄两个具有军事自助能力的大国之间的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隐患。而特朗普所代表的“孤立主义”保守力量承认实力原则，不纠结于大国势力范围的“政治正确性”问题，在中俄两国周边地区不介意与中俄进行利益交换。特朗普曾专程请教基辛格如何处理与中俄的关系，基辛格建议其弱化传统美国外交中的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而主要以西奥多·罗斯福的实力地缘政治及俾斯麦的大国均势理论为依托处理大国关系。特朗普在介绍自己任命的国务卿——埃克森美孚石油企业前CEO蒂勒森——时说：“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对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

特朗普对中俄两国的态度和互动逻辑与传统美国建制派精英思维方式不同。冷战后，美国挤压俄罗斯地缘空间的逻辑是：其一，美国对俄罗斯是在惩罚冷战中的对手，原则是赢者通吃，俄罗斯作为冷战的失败方必须放弃所有传统势力范围。其二，俄罗斯是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的质疑者，不肯放弃外交独立和军事自助，并要求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关系，突破除了美国之外的大国不得有势力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冷战后，美国对待中国的思路则是，把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进行制度和价值观的改造。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在看待大国问题上更为务实，通过价值观同质化对手不是其看重的手段，同时他们不回避大国基于实力和博弈结果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将亚太和欧洲看作美国巩固全球霸权扩张的一部分，而对外“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则更多将其理解为是美国在承担保护欧洲、日本和韩国的义务。特朗普希望美国以世界最强者而非世界警察的角色参与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从中最大化自身利益，当具有军事自助能力的大国在其周边缓冲战略地带展示足够的战略意志和控制能力时,特朗普政府会极力避免被他国的安全和利益所绑架，在自己边缘利益地带与中俄两国形成对抗。

二、全球化受挫的社会根源、限度和特朗普对外收缩政策的约束

尽管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保守力量及其对外战略收缩倾向正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形成冲击，体现为“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某些特点,但这种对外政策倾向也正在并将长期遭遇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的顽强阻击，双方进入胶着状态将令美国和西方对外政策进一步左右为难。

这一轮西方保守思潮的回调，其特点是针对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性”和基于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价值观。近10年来，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建制派精英掌握着政治和社会话语权，热衷于利用价值观在国际和国内排除异己，把温和民族主义保守社会力量扣上“极右”的标签；回避社会主流人群的真实诉求和利益关切的同时，把女权、动物权等炒作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性”和社会核心价值议题，让社会中大量普通民众对于自己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主张和正常的利益诉求不敢公开表达和辩论。他们对外传播和扩张“主流价值观”的狂热给别国造成巨大灾难，同时间接导致或助推的宗教极端主义和难民潮，反噬了整个国际社会和美国自身。特朗普的当选和欧洲被称为“极右翼”保守政党支持率的上升正体现了相当多西方选民对于所谓“政治正确性”主导社会舆论和影响人们的感到反感和厌倦。特朗普上台正是美国社会分裂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而美国社会之所以呈现如今的分裂之势，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以及整个西方思潮左倾过度所致。许多美国选民厌烦了奥巴马、希拉里这类左翼政客的虚伪，认可和支持特朗普一些暗合自己心意、却又碍于“政治正确性”不敢公开表达的主张。

随着由“政治正确性”主导的西方主流价值观遭遇质疑，右翼和所谓“极右翼”保守力量的复苏，西方社会的分裂加剧。首先体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保守力量与自由主义建制派的政策分歧。在社会现实和自由主义所谓“政治正确性”价值观的双重压力下，西方精英阶层的分歧和对外政策摇摆性也随之增强。当决策者在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流露出漠视“政治正确性”和主流价值观念的端倪时，便会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反对党、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阻挠，被其所绑架。一部分精英阶层转化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掣肘，通常以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政治形式体现。在国力相对衰落的过程中，西方主流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不同政党和利益团体就对外行为中两种相互冲突的目标的理解和排序不同，其间产生的分化和冲突对国家决策的干扰性越来越强。近年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集团政治的分化首先体现在其党派分歧的日趋尖锐、激化上。其次，精英阶层与公众之间的认同分歧和矛盾也在加深。西方对外行为体现的多是精英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当他们之间的斗争已无法通过内部解决时，便会各自求助社会层面对决策产生干扰。利益集团和公众参与决策时，由于各自需求与国家利益的方向未必趋同，因此西方对外政策的倾向和资源分配难以避免在它们的干扰下偏离国家利益本身，对国家与全球范围相关的政策给予必要的战略性指导，这阻碍了国家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这种社会分化趋势对西方对外战略的统一性构成掣肘。

美国政治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由来已久，但这一次的不同在于，之前他们在美国基本国家利益、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要去往何处等原则性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分歧仅在于实现利益的手段和对一些非根本问题和技术环节上的争论，而这一次他们的相互掣肘是以不惜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是一场美国的国家构成和选择哪条路径的道路取向斗争，而且两边力量，特别是社会力量与建制派精英的实力旗鼓相当，使美国对外政策陷入一种胶着和拉锯的状态。美国政治目前的分化，导致建制派精英对待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一些时候超越国家理性范畴，为反对而反对。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外保守收缩政策的推进是有限度的，受到很大约束，建制派精英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和全球化世界观至少短期内仍是主流主张。

首先，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实施正在遭遇美国国内建制派的强烈抵制和围攻，为了稳固其总统位置，特朗普团队不得不与之适度妥协。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矛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两党之争，而是源自美国社会层面的“孤立主义”倾向与两党精英建制派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性共和党人，就其主张而言，共和党主流并不认可之，其内部一些政治权威人士甚至宁愿民主党执政，都不肯接受特朗普。如今特朗普面临的处境首先不是推行新政，而是能否稳住自己的总统位置和权威，防止国会对其启动弹劾程序。特朗普就任以来，从移民政策到医改法案,其试图推动的新政多次被国会否掉；从缓和美俄关系到撤出中东，也均遭到建制派精英抵制；其“左膀”弗林和“右臂”班农在建制派压力下不得不被“弃车保帅”；由于其团队内部的矛盾难以平衡，许多内阁和班子成员离职；特朗普本人和身边人被“通俄门”所困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强力部门有助力总统政敌之嫌，甚至连总统本人在白宫的言行都多次被泄密，并作为武器透露给CNN等自由派媒体。在这种状况下，新政的推行举步维艰。特朗普的内外政策思路都具有一定战略格局，但其个人缺少执政经验和有效落实想法的执行手段。目前特朗普的反对者非常希望而且正在推动“通俄门”调查启动对其的弹劾程序，特朗普为了稳住其总统位置，或不得不向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团妥协，调整政策以靠近他们的诉求。

其次，尽管特朗普的上台显示了美国社会层面对美国既有对外政策的不满，相当数量的美国平民对建制派及其追随者施加给社会的所谓“道德正确性”紧箍咒感到厌倦，但建制派和那些约束美国对外政策和社会的“政治正确性”过于强大，因此特朗普虽然冲破了社会层次入主白宫,却难以在决策层面让美国社会自我调节的“钟摆”机制得以有效修复和调整。特别是在外交领域，特朗普认为美国应该“休养生息”避免过度扩张，这种“孤立主义”保守主张代表了美国很多普通民众的想法，但美国金融、军工资本、强势部门、军方和主流战略界并不支持美国对外的“孤立主义”立场，他们希望美国继续对外充当“世界警察”，进行军事和政治扩张，继续作为“世界领导者”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规则的普世化，而这些群体更多代表着美国精英决策阶层的主流看法，这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行为形成了明显的掣肘。特朗普拒绝继续在中东付出代价支持“代理人”，宣布美国政府放弃支持叙利亚叛军武装，抽出陷入中东的一条腿,避免了和地缘大国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危险，但作为平衡，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在阿富汗问题上与军工集团妥协，增兵阿富汗支持现政府代理人。特朗普希望遵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修复美俄关系，却在国会两院的“逼宫”下签署了对俄制裁协议，而且还被国会强行捆绑了实质违背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条款，极大束缚了特朗普政府改善美俄关系的空间。以往美俄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是国际关系层次上的，本质是两国之间的双边或地区性问题所引发的矛盾。但特朗普上台后，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歧,其主要矛头不再是针对俄罗斯，而更多体现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建制派炒作“通俄门”事件、咬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要求发起新的对俄经济制裁，俄罗斯只是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抓手，其矛头更多是对准特朗普政府，体现的是美国精英阶层内部在国家道路取向上的激烈斗争。

再次，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将对特朗普政府对外“孤立主义”的保守倾向形成约束。特朗普政府拒绝在经济治理领域为欧盟站台，充当负有责任的领导者角色，与此同时，却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对美国缴纳更多“保护费”以及承担更多军事防务开支，经济上对欧洲国家剪羊毛，特别在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与德国默克尔政府多次产生摩擦。尽管如此,北约和欧洲盟国对美国而言并非简单的经济账，而是美国在欧洲主导权和世界霸权利益的基础，放弃北约和欧洲意味着美国在世界核心区域主导权的丧失。特朗普政府希望美国逃避在经济治理层面对欧洲的责任，却不会放弃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对欧洲的控制力。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具有“孤立主义”保守倾向，但美欧之间的分歧不是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同盟体系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而是其义务和费用如何分摊的争议。特朗普政府需要维持北约和与欧洲国家的基本关系框架，就必然受到这一同盟关系框架的约束。

三、全球化进程调整背景下中国发展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战略机遇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阻与西方保守力量的回调，将在各个领域影响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局部调整。世界形势、大国关系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必然因此出现诸多变数和风险。作为现有国际秩序中重要的大国，全球化进程如果逆转，中国也将受到一定冲击和挑战，有许多学者都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中国需要对可能的国际变局予以警惕和做好应对之策。但从另一方面看，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在体系内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具有主动作为和影响国际变局发展进程的空间。如果抓住机遇、处理得当，中国也将可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战略机遇大于挑战。

（一）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文明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提升

在全球政治生态向右转环境下，西方作为“自由世界灯塔”的地位正在下降，美国作为领导者的道义制高点和软实力不复当年。特朗普政府相对民主党和建制派，没有对价值观及“政治正确性”的偏执，更具有商人的务实思维。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领域的对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者，但不是意识形态敌人，或是被争取改造和同化的对象。而对中国而言，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和精神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构成。中国与特朗普政府看重的目标相互对立面少于中国和自由主义建制派，这有利于中美建立相互尊重，而非道德劝诫的沟通与互动方式，甚至不排除就各自关注的诉求进行利益交换。但中国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需要充分展示自身实力和运用实力的能力，以实力和各自国家利益为本，与之进行博弈和实现合作。

（二）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机会增加

在多边和全球治理层次，美国现在试图将权责分离，不愿承担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领导责任。这为中国占据全球治理和自由贸易的道义制高点提供了机会。中国可以借此在国际组织中多提倡议，特别是在多边合作层次，提出代表中国和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议题主张和治理理念，积极推广新兴国家合作机制，提高该群体声音。其中包括：以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均衡、普惠和共赢为目标；强调参与全球事务过程中身份的平等，和对代表性、发言权、决策权的分享；兼顾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其共识基础上制定国际规则等。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目前中国还不具备美国的军事霸权、同盟体系和美元主导地位，在此条件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因此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应首先定位于争夺和提高国际话语权和道义制高点。

（三）有军事自助能力的传统大国基于实力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上升

大国关系向地缘政治的现实回归趋势，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其它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位：看重并认可实力原则，不回避大国主导其周边势力范围的现实，在谈判桌上争取利益最大化，必要时可以务实接受有违“政治正确性”的利益交换，为自身利益抛弃盟友是可能的，关键看对方客观实力、展示出运用实力的能力以及愿意支付的博弈价码。中国要切实重点经营好自身地缘政治和文化所辐射的东亚周边地区，除了运用传统经济战略手段，还要加强在安全、外交和政治领域的战略资源投入，将已有实力转化为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为他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安全保护，通过深度大国战略协作关系提高国际地位，在地区和全球关切的事务上通过联合国等渠道明确中国态度和立场以扩大自身影响力。

（四）利用西方内部矛盾，缓解中国崛起外部困境

在全球化将去往何处的胶着年代，西方世界的内部矛盾和文明之间的冲突频发，作为霸主的美国内部斗争愈演愈烈。现有国际秩序的松动和变革本身就是战略机遇,关键看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主动发挥的作用。作为对外独立自主且对世界具有大国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战略机遇不能寄托在他国关系或其它自身不可把握的机会上，而是需要主动利用他国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为自己制造战略机遇。美国内部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力量与建制派之间的矛盾所折射的美国社会内部问题，美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压榨盟友导致其联盟体系内部的矛盾，美国与其它大国、特别是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和利益矛盾，处于虚弱和衰落状态下的欧盟国家内部分歧等，中国都可以充分研究和有效利用。全球化进程受挫和西方对外政策的内部掣肘，如果中国对此应对得当，可降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对中国的群体压制力，同时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