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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所长

内容提要

随着马来西亚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国家发展中诸多困难与挑战的呈现，马来西亚的选举型威权体制色彩将渐趋淡化，其政治转型则将呈现出更浓厚的多元竞争色彩。

5月10日21时30分，曾长期执政马来西亚、如今已经年逾九旬的马哈迪，在国家元首见证下举行的首相宣誓就职仪式，正式成为该国独立以来的第七任首相。

以此，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尘埃落定，马来西亚人民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政党轮替，希望联盟（简称希盟）就此取代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成为新的执政联盟。诚然，马哈迪曾长期以巫统主席的身份执掌首相之位；但此番却不是，他是希盟名誉主席，而巫统则在本届大选中收获了61年以来的最大惨败，也被马来西亚的“全民海啸”所击倒，被马来西亚人民所抛弃。

从主流民调、观察家判断的情形来看，这一结果的出现着实“意外”，毕竟主流的民调与判断均告无效。然而，在实际上，这一结果并不意外，这在根本上是巫统基因缺陷及其在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中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结果。

针对巫统的基因缺陷，笔者2015年在《联早》言论版的一篇分析中就曾作出阐述，这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族群构成与自我构建狭隘性。巫统的成立起源于马来人为抵制英国的新殖民政策，和维护马来人的利益的一场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柔佛的“半岛马来人运动”（Peninsular Malay Movement）与雪兰莪的“马来人协会”（Persatuan Melayu Selangor）是两支重要的主导力量。在它们的组织下，“泛马马来民族大会”1946年3月在吉隆坡召开，而在5月1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巫统得以成立。可见，巫统的建立以捍卫马来人的利益为宗旨，其构成也是马来人。虽然巫统首任主席翁惹化（Datuk Onn Jaafar）曾提议，将其他族群纳入到巫统中来，但并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巫统作为马来人的单一族群政党，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基础。

第二，巫统崇尚“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巫统在联合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马来西亚（当时还是马来亚）最早的政党联盟，但这一联盟组成的基础是1955年“社会契约”。根据这一契约，华人、印度人等其他非马来人，承认和尊重马来人的特殊权益地位。这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运行的最重要规则。

第三，天然的封建属性。巫统在族群上是马来人政党，在本质上来看，它则是马来人封建王公在新独立后，为继续确保自身显赫统治地位，而建立了带有深刻封建色彩的政党。长期执政以来，巫统内部主仆、裙带关系严重、内斗不已，丑闻频出。直到现今，巫统的封建性仍十分严重。

纵然如此，在选举型威权制度下，巫统长期保持着“一家独大”的地位，并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巫统已经下野，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制度走向终结。

不过，随着马来西亚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国家发展中诸多困难与挑战的呈现，马来西亚的选举型威权体制色彩将渐趋淡化，其政治转型则将呈现出更浓厚的多元竞争色彩。

随着第14届大选后巫统政权的垮台，马来西亚的多元竞争政治更趋明显。首先，国阵与希盟为主要体现的“两线制”，呈现出更显著的竞争性。为了实现政党轮替及表达对国阵的不满，马来西亚人民“选党不选人”的投票，或“为了改变而投票”的规模与决心史无前例；其次，巫统不再为马来人所唯一心属对象，跨民族的投票也在本届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同观察家认为，乡村马来人是巫统的铁票，乡村则是选战的关键战场。如今看来，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即便是乡村马来人也不再唯一钟情于巫统。与此同时，在诸多族群混合的选区，华裔的选票支持与马来人的大海啸，成为希盟公正党在本届大选中取得如此佳绩的关键。

在本届大选中，“反巫统”已然成风，而这在本质上正是巫统落伍于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结果。对于巫统的这些缺陷，曾是巫统署理主席的慕尤丁实际上也有清醒认识，他在数年前就认为，巫统面对着“信任赤字”、封建主义、随波逐流、派系林立及金权政治等五大问题的困扰。

然而，在政治转型的大潮下，巫统及其领衔的国阵在近些年并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其中尤其以腐败最为显著。本届大选过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无疑将会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中出现的问题而“滚滚向前”，巫统及国阵的宿命则提醒着马哈迪及希盟，时代在向前进，马来西亚以往一成不变的政治运作规律，也须做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