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世儿 世界说

大厦里的祈福法事

2017年1月，仰光崭新的商办大楼"Myanmar Plaza"里举行过一场"安居"祈福仪式。活动舞台背板隐隐浮现三座砖红色的缅式佛教尖塔，安坐在九张木制主人椅、台上一字排开的"主角"，不是公司领袖或政府官员，而是在缅甸本地颇受尊崇的佛教高僧。他们身披暗红色与土黄色的上座部佛教袈裟，手持绘有缅甸文字与图腾的深棕色天鹅绒圆扇，每人跟前摆放一份活动主办方所献上的"僧侣用品"。

这样的仪式在缅甸十分常见，但这一次的活动主办方并不是虔诚的本地佛教徒企业家，而是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入缅经营的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缅甸子公司。

缅甸中文报社《金凤凰报》就此仪式报道称，缅甸高僧散迪玛·壁文达在仪式上为华为祝辞道，“祝福华为公司和在座的各位都能如佛祖所谆谆教诲的一样，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以及得到各方贵人的相助，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缅甸华为CEO李章满则致辞称：“华为公司是一家国际公司，也是一家负责任的缅甸本地企业，我们尊重缅甸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

缅甸佛教徒在僧侣面前不穿鞋，不让自己的身躯高过僧侣，以表恭敬。合照环节中，身穿西式衬衫与西装裤的华为缅甸高管，按照礼俗脱下皮鞋，光着脚，盘坐地面，与椅上的高僧合影留念。

● 华为缅甸新办公室的”安居”祈福仪式上，公司高管与本地高僧合影／华为缅甸CSR报告书

除了这九位高僧举行的祈福法事，华为还在现场向这些高僧所资助的学校与孤儿院捐赠了物资。

众所周知，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北京工商大学企业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郭毅指出，比起中国，缅甸人和缅甸企业对于赚钱这件事的诉求和欲望没有那么强烈。“如果中国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大量地跟他们讲，我们能够改善、发展你的经济之类的，这个话语体系上可能还是不匹配的。”

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博士候选人姚颖对世界说表示，缅甸人是一个习惯捐赠也习惯接受捐赠的群体，缅甸也是全球最热衷于捐赠的国家，华为知道要请大和尚为新办公室开开光，是熟稔缅甸本土文化的一种表现。

● 缅甸街头常见上街化缘的和尚／东方IC

在经历了数年入缅经营的探索以后，华为的“落地”尝试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高僧护法”的新举措也收到了不错成效。根据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院国际业务主管刘能事后在当地进行的调查，缅甸民间对于华为延请高僧为自己的项目进行祈福仪式颇为惊讶，对其“有的放矢”式的大手笔捐赠也持积极态度，甚至有对企业形象耳目一新之感。

采铜与养鸡

佛教只是影响缅甸经营环境的其中一个因素，面对着诸多挑战的外来在缅企业，也远远不止华为一家。

位处中印之间"十字路口"的缅甸，独立建国后历经多年内战、高压统治与经济制裁，如今仍属全球48个”最不发达经济体”之一，与此同时，其本地环境也空前复杂。一方面，缅甸人对于佛教的笃信深刻影响着民众对于经济利益、企业经营与“成功”标准的定义，“离苦得乐”教义使得最小化总损失成为第一要务。另一方面，缅甸5300多万人口之中有八大民族，说着超过100种口头语言，边疆各民族邦内，散布一些由民族武装团体控制、联邦政府则鞭长莫及的土地。在近年政治转型之中，在军事统治下被压制、甚至是一些可追溯至殖民统治的"遗留问题"都逐渐浮上水面。

三者叠加，意味着在许多中企固有经营模式中“不可见”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企业在缅经营的绊脚石。

这一现象在”莱比塘铜矿”的风波中体现得极为明显。2010年6月，中国北方工业旗下的万宝矿产与缅甸军政府签约，合资开发包含莱比塘在内的蒙育瓦铜矿。这一铜矿项目此前的合作经营方是是加拿大矿业公司艾芬豪，但事前尽调着眼于潜在经济效益的万宝没预料到的是，这个合作还部分继承了过去政府与企业不当处理导致的社会与环境问题。

● 2013年3月14日，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昂山素季现场调研莱比塘铜矿／东方IC

据社会资源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铜矿项目征地约6964英亩，原有社区中的四个村落、共441户家庭需要搬迁到两个由企业新建的村庄。由于对征地搬迁方案不满，当地村民接连发动抗议，又时值缅甸政治气候转型期间，集结起来的村民受到半年前新总统登盛以“尊重民意”为由搁置密松大坝之举的鼓舞，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使得原属于本地的纷争，数度蔓延成缅甸全国乃至于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铜矿也因此无奈停工。

缅甸合作伙伴则警告万宝不要与利益严重受损的村民互动，因为他们”怀有敌意”、”会有安全问题”，以致于万宝只与受影响程度较为轻微的村民建立了关系。

● 2013年3月14日，对莱比塘铜矿调查委员会不满的抗议村民／东方IC

然而，正是缅甸合作方的”建议”让万宝错失了化解矛盾的先机。缅甸负责任企业中心总监维琪・鲍曼（Vicky Bowman）对世界说表示，这种建议无疑加深了中资企业获得”社会许可”、顺利开展项目的难度。

在停工危机之中，万宝母公司终于打破陈规，授权熟稔本地民情的中籍主管担任”发言人”，直接代表缅甸子公司对外界释疑。2012年缅甸万宝组建了公关团队，两年后增设企业社会责任团队，开始大规模进村与居民对话，通过社区代表组成的团队来收集村民反馈，聘请外部公司制订"社会许可"获得策略，为地方政府提供能力建设培训。

项目股东也通过修约来保证铜矿获利给予本地社区的回馈。2013年7月，缅甸政府与万宝修改合同，规定项目净利润的2%须投入社会企业责任与本地社区发展，项目持股比例改为缅政府占51%、万宝占30%、缅甸联邦经济控股占19%。

作为维护社区关系工作的一部份，万宝在矿区附近开设大型养鸡场、化肥厂和农场，养鸡场生产的鸡蛋可以贩卖，鸡粪通过化肥厂变成农场肥料，农场产出玉米作为鸡饲料，在形成资源循环的同时，也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部分生计问题，尽力确保没有人因为项目而受到严重伤害。

● 缅甸万宝为失地村民新建的双层木板楼／北方工业

即使维护社区关系并不是缅甸万宝原本的合同职责，这些努力有效地缓和了本地利益相关方的反弹。2016年3月，缅甸万宝生产了第一批阴极铜产品。缅甸联邦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长昂温称，莱比塘铜矿项目从2016年3月11日至2017年1月31日间，开采了超过2.45万公吨的阴极铜，缅政府将从特许金、产量分成、商业税和所得税中，获得以实物支付的超过2000万美元收入。

莱比塘铜矿”政治化”的案例说明，在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的高冲突国家，”合法性”（legality）并不自然意味”正当性”（legitimacy），企业要满足政府法规要求或许不难，但本地社会经常存在隐性矛盾，个别村民与团体的诉求常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随意性等特征，提高了外来企业应对的难度。

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反覆出现的模式：即使”东道国”的政府与伙伴企业在合同与实操上负有更多责任，东道国舆论往往更容易把外国企业当作”众矢之的”。

● 2014年12月25日，缅甸蒙育瓦村民纪念在警民冲突之中丧生的女子／东方IC

“谁才是地主”

中国中信集团在缅甸西部若开邦皎漂经济特区遭遇的民间社会生态，则更多了”族群关系”的维度。

2015年底，登盛政府赶在任期结束前宣布了中信领头的联合体中标缅甸西部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和工业区开发项目。昂山素季政府上台后，中缅双方重新展开协商。2018年11月，在缩减项目规模与增加缅方持股比例后，中信与缅甸政府签署了13亿美元深水港口的框架协议。

但框架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项目真正获得了“许可证”。皎漂港所处的若开邦深受族群冲突与慢性贫困之苦，历史上曾经拥有自己王国的若开族（即阿拉坎族）不信任缅甸建国以后由缅族主导的联邦政府，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根深蒂固。昂山素季在大选中的获胜，又刺激了许多若开族人的失望情绪，导致当地武装”阿拉坎军”迅速茁壮，与缅甸军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一再升级。

● 2018年11月8日，缅甸首都内比都，中缅双方签订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的框架协议／东方IC

在这样民族纷扰的背景之下，尽管缅甸联邦政府的初衷是通过经济特区来提振若开经济，但在若开邦内部，项目遭遇的却是信息透明度不足与忽视本地社区主体性的大量指责。

中缅签订皎漂深水港框架协议前夕，若开邦皎漂选区的国会议员巴兴（Ba Shein）对世界说表示，作为皎漂本地的国会议员，他从未从昂山素季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得到项目信息，也从未被咨询过意见，对缅中之间即将签订的框架协议毫无了解。”透明度不是写在纸上就够，本地社区应该要能够理解项目内容，公司应该要与本地人和平相处。”

乐施会2017年1月发表的调研报告则指出，大部分皎漂本地村民与利益相关者几乎没有获得信息与发表意见的渠道。

● 缅甸西部若开邦皎漂／东方IC

前述缅甸负责任企业中心总监维琪・鲍曼对世界说表示，如果大众不了解这些缅中合作的项目内容，这种情况本身就带有政治风险，因为信息透明度的缺失会增加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怀疑猜测，导致更多的疑惑、误解，甚至会错失及早化解问题的机会。

有研究指出，由于缅甸的军事与半文职政权在处理自己国家建构与民族关系框架上，远不如中国政府国内的民族政策来得有效，加上中国对外援助”不干预他国内政”、”非政治”（apolitical）的传统，以致于中资公司人员容易在理解与应对东道国境内民族纷争时出现盲点，例如即使在缅甸联邦政府积极推动的皎漂港项目中，一些本地人仍认为本地社区主体性应该更受重视。

为了处理围绕皎漂港项目发生的种种争议，中信缅甸设立了"专人专岗"，由公共事务部来部署社区沟通等工作，与十多个来自缅甸、英国、瑞典等地的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也与村民建立了定期走访、交流、沟通的机制，并设立了一个乡村公益基金。

直至目前，皎漂港项目并未开工，仍处于签订框架协议后的相关评估与谈判阶段，而中信缅甸与当地社区的沟通正在过程中发挥其角色。

● 缅甸西部若开邦皎漂的中缅油气管道设施，该项目由中石油与缅甸、韩国、印度等公司投资运营／东方IC

变化仍在继续……

近日一场北京的研讨会中，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秘书长张湘说，在东南亚国家之中，缅甸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可说最为复杂，即使是已有诸多出海经验的中信，来到缅甸后仍感到本地社会的复杂超乎想象。

关注东南亚公民社会发展的昆明绿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玲指出，对于同一个项目，企业可能看到十个人受益、只有一个人受到负面影响，便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对一些缅甸本地居民与非政府组织而言，即使是只有一个人受影响也不该忽视，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对于项目影响评估的意见落差经常是由此而来。

而这些利益相关群体又往往身在历史因素造成的族群及地域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使得事态发展更加难以预料。

● 佛教信仰深刻地影响了缅甸人的商业运作逻辑／东方IC

谈及如此现实处境，维琪・鲍曼建议，中国公司与缅甸合作大型项目时，中企应该主动为”尽职调查”投入更多资源，了解本地人对项目的观感、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等，因为缅甸政府的计划与监管能力弱，以环境相关立法为例，可能就落后中国20年，很多时候缅甸政府无法提前侦别风险，直到抗议爆发或环境被破坏之后才开始处理问题，为时已晚。

早期的业务模式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民间社会的接触较为有限，当冲突发生时，反应也较为”被动”。如同张湘指出，最早走出去的几家中国工程承包企业主要是作为政府部门的对外窗口，从一些援外的小项目做起，只需做好承包的工程然后交接即可，后来才开始参与到”工程总承包”与投资性的项目。

随着中企在海外“东道国”的角色扩大与多元化，如何扎根当地与长期运营成为中企需要直面的挑战，更多企业开始改变思路，主动出击。历来与中国资本、技术、人员互动密切，夹处大国之间，民族与宗教多元，处于政治转型之中的缅甸，正是其中重要的观察点。

经由一次次的”危机事件”，过去几年，在缅甸逐渐“生根落地”的中企已经获得了一些初步经验与教训，应对各自的挑战做出了不同的调整。至于更加具有预防性与制度化的应对，以及更为贴近当地社会的行事思维，还有更多发展空间。（责编/张希蓓）

（本文部分采访源自于社会资源研究所8月22日在京举办的"东道国民间社会与企业负责任投资"分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