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世界又在疫情中迈入了新的一年，也让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多了一些担忧。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全球疫情的第二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启了十四五规划，迈向第二个百年征程。

   新年伊始，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从“疫情新常态”聊到中国发展新模式，回顾刚刚过去的2021年，也对2022年做出新的展望。

进入“后西方时代”是新时代的特征

观察者网：2021年我们又在不断反复的全球疫情中度过了一年，根据您的观察，相比新冠元年，在疫情第二年，我们是否已经适应了这种“疫情新常态”，应对的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张维为：从2020年到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我认为已经形成一个抗疫的中国模式。我在202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时说过，如果中国模式应对不了疫情的话，那么其他模式恐怕都应对不了，现在证明这个判断还是对的。

现在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我们适应中国模式下的疫情防控。相比之下，其他模式确实不如中国模式，特别是最近又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大家更加感觉到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还是比较靠谱的。西方自认为经历过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科学、理性和所谓的“现代性”，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反倒可以看清楚谁更加理性、更加科学、更加具有现代性。

我认为整个外部世界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模式的好处，很多地方是值得他们借鉴的。

中国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新冠肺炎信息通报会分享防控经验。来源：中国政府网

观察者网：随着疫情影响的深入，经济上的冲击越来越大，包括这个冬天以来，欧美纷纷陷入通胀和供应链危机。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避免疫情将世界经济拖入漩涡之中？

张维为：如果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我们的订单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条条大路通中国，如果世界经济要恢复的话，那就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危机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他选择几乎没有，中国在经济方面更加深入地嵌入全球经济链中。

如果新的一年疫情还是那么严重，各国经济还是起不来，那么中国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内循环的经济体，而且国际上对中国的需求还会继续增加，我们可以淡定一点，其他国家不知比我们担心多少倍。

中国2020年GDP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观察者网：但令人失望的是，和上一年一样，疫情似乎并没有促进全球合作，而是继续走向对抗和撕裂，甚至政治操弄疫情。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强调国际合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从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中西政治文化有哪些不同？

张维为：当初疫情爆发之后，我们《这就中国》连着做了8期节目，后来我把主要内容进一步整合，专门出了一本书就叫《中国战疫》，目的就是要对全世界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国际传播不能还是局限于个别中国元素，如绿茶、旗袍、功夫、熊猫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价值观。

我们价值观的第一条就是“人的生命至上”，而在美国特朗普执政期间，很明显，他们的价值观是商业利益（至上）。但最终，他们既没有保护商业利益，又损失这么多的生命，其结果是愚蠢的。而中国是生命至上，留得青山在，既保住了生命，又保住了商业利益。中国人的价值观是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而西方只讲权利，很少讲义务，这种价值观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了。

另外，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包括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的应用，西方媒体一开始认为这些是违反人权的，现在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开始使用。中国几乎每一步都走在西方前面，这背后就是是否能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自信地做自己的事情。现代新技术的使用，最终要服务于绝大多数人，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这些价值观的背后是我们的文化及其现代性，这将对外部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观察者网：西方掀起针对中国的制裁和抹黑并没有减少，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在不断提升。但去年底的奥密克戎，也让一些欧美媒体开始扭扭捏捏承认中国做得对。西方媒体的这种转变，可以看做是他们对自身抗疫和政治政策的反思吗？为什么会松口承认中国？

张维为：我相信西方还是有很多明白人的，但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他们不敢大声地说出来。我有很多西方的朋友（私下）都承认，在疫情防控方面，以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西方连中国的1%都做不到。

现如今，西方对中国进行话语围剿和诬陷，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开始害怕中国的实力。硬实力上，他们知道中国迟早有一天会超过西方的，但西方有软实力红利，如果软实力也开始崩塌，那他们真的是非常害怕的。

观察者网：西方糟糕的抗疫表现和经济衰退，也让其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开始反思美式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的弊端。我们目前也还看不到美国重新振作的迹象，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终结”开始显现？随着欧美实力和影响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发展中国家会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吗？

张维为：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公开使用“后西方时代”的概念，这是有争议的，一些非常认同中国道路的学者也认为这个概念恐怕还为时过早。

有人认为，有些方面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而有些方面还没有进入“后西方时代”，这是两种情况并存的时代等等。

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有精准的判断。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前，我们的判断是“战争与和平”，后来明确是“和平与发展”，这并不是说没有战争了，而是一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被抓住了，抓住之后才敢进行改革开放。

进入“后西方时代”是新时代的特征。我们过去三年中做了不少正确的判断，比如中美贸易战，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必输，世界不再是由美国主导的。还有孟晚舟事件、疫情爆发等等，我们多做了比较正确的判断，这离不开我们对“后西方时代”的定性。

孟晚舟回国。来源：新华网

在某些方面，来自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中国已经有底气和定力来面对这些事情，西方的虚张声势没有任何用处。

随着欧美实力和影响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必然不同于以往。如果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的表态非常明确，我们予以支持和合作，但如果是以西方世界特别以美国为主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将会产生很多问题，说的轻一点需要改革，说的重一点，很多方面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才行，因为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比方说，阿富汗战争花费2.3万亿美元，最后的结果是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不可计量。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政府对扶贫的投入大约等于2500亿美元，就让中国消除了最后的极端贫困，而这笔钱只有美国阿富汗战争军费的十分之一。

12月初，我和BBC、CNN的记者说，如果采用中国模式的扶贫方法，理论上2.3万亿美能够消除全世界的贫困，而美国只给阿富汗带来了灾难，阿富汗比20年前还要穷、还要乱，这说明背后的美国制度和国际秩序出现了大问题，而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敢承认，这场战争是个巨大的错误，这种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

西方要调整心态，承认错误

观察者网：今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们迎来了建党百年，发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份决议，这份决议对于推动全党建设和发展有哪些指导作用？

张维为：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自信。

通过总结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历史经验将指导未来。这三份决议都很重要，第一个决议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党内的正确性，这非常之重要，因为当时主要是清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破坏。

第二个决议是1981年邓小平主政时期发布的，主要涉及如何评估文革以及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估。邓小平同志认为，尽管文革有很多问题，但是坚决不能否定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确定了邓小平后来对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导，所以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7月1日，建党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全文。来源：人民日报

如果说第一个决议上是我们决定建立新中国，第二个决议决定了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虽然我们要摒弃过去一些激进的、不成熟的做法，但同时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

而最新的第三决议，是涉及到中国崛起之后面对整个外部、内部世界怎么树立新旗帜的问题。有点像是两个世界之命运，因为中国已经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都看着我们。

现如今，中国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全球的意义，在很多方面，我们是领先全球的，即使有些地方还不如西方，但中国有很多做法也是创新的。我们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历史实践的角度，在总书记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向前迈进。

观察者网：从去年开始的，西方就开始刻意抹黑中国，把中共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第三份决议又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该如何理解这个“党的领导”？

张维为：西方真的感到害怕了，因为他们原来就觉得中国模式不可能成功，十八大是个转折点。因为那段时间是公知、带路党横行的时期，西方很多政客和媒体真的认为公知就代表真正的中国，他们觉得颜色革命就要成功了。

在十八大开会前一个星期，BBC采访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会有十九大吗？但他们没想到，十八大之后我们强势出击，使得中国全面地更上了一层楼，我想西方有很多明白人都清楚。

以这次疫情防控为例，我们所提出的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在西方模式下都不可能做到的，像共产党宣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是一个中国模式幽灵在西方徘徊。

互联网时代，让更多西方民众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西方一开始都不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后来发现中国的防疫做得很好啊，我们怎么连中国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他们是真的害怕。所以西方心比较乱，中国心很定，核心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

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老是用套话或者是官话，要用学术研究的语言。中国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是一个历史上由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辛亥革命时我们尝试美国模式，国家就解体了，变成军阀混战。

厦门大学的比尔·布朗教授谈论西方必须看到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来源：China Matters

古人都知道治理这样超大型的国家，一定要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我们可以有“民主”，但是一定要注意“集中”，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进一步延伸，现在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又有一整套新理念，包括建党百年奋斗史的经验总结，我把中国共产党表述为“使命担当党”。

一般国家没有这样的政党，能够规划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文明的延续和繁荣负责的政党。一般西方政党都是部分利益党，他们只管三四年后，其他就不管了。法文有个词说：“Après moi，le déluge”，意思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不负责任的体现，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所以中国是为数不多能够进行改革的国家。

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Après nous, le déluge)。来源：Livre-Fnac

21世纪所有国家都要进行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不改革就没法应对挑战，但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种各样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但如果政党代表人民整体力量的话，那就可以改革，可以逐步把阻碍给消灭掉。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沿？中国的手机支付已经遍布全国，而西方国家却做不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要克服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比方说，信用卡集团和银行不愿意接受手机支付，而中国是协商民主，政府能够和方方面面的利益有关方以及互联网企业坐下来一起商量。

人民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有技术手段，那就可以试一试，各方利益不要赚的太多，大家各退一步，所以我们的互联网支付的费用非常低。像美国PayPal的在线支付和信用卡的利率都很高，双边都收钱，所以费用高昂。

在此过程当中，互联网公司有自身的问题，我们需要逐步去完善，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名列前茅，但这只能够由一个整体利益党来做，部分利益党不可能做得到。

观察者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这些带有鲜明中国智慧的发展理念，将对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维为：中国模式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每到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要对大趋势做出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光是一面旗帜、一个口号，也是对整个时代发展大势的一个判断。在人类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疫情防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不愿意合作，结果导致四分五裂，疫情传播越来越广，如果大家能够合作，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当初和美国人解释，如果特朗普总统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需要全部接受，接受10%、20%、30%都可以，那么美国防疫情防控会比现在好很多，也不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会甩锅中国。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借鉴防疫经验，同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资源等等。

阿拉伯之春。来源：BBC

所以这些发展理念，不仅仅是对宏观趋势的判断，同时也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很多人会觉得“和平与发展”是套话，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智慧，既是对时代的判断，同时也是对众多问题的真知灼见。美欧为何当时支持阿拉伯之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化的时代，结果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带来了欧洲最大的难民问题，把欧洲政坛整个给颠覆了。

现在，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来移民，移民中大多数来自于非洲，为什么？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再加上非洲还尚未发展起来。而“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是帮助非洲发展起来，所以中欧之间应该一起帮助非洲发展。

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如果发展问题解决不了，以后涌到欧洲的非洲移民还会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要靠“和平与发展”来解决。

观察者网：在话语权方面，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主动，比如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和西方的民主相区别，在人权、环保这些西方传统上占据优势的话语上都提出了挑战。但也有外界将此解读为是“新的中国威胁”。在您看来，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形势，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理解中国发展模式？

张维为：很多西方的软实力是不利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西方要调整心态，承认错误。比方说，西方只把人权仅仅局限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但是还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这些为什么不能多讲讲？

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侵犯了成千上万阿富汗人的人权，死了这么多人，现在的阿富汗比20年前还要穷，有更多人死亡、无家可归，还有更多的疾病，一半的儿童营养不足，这会极大影响阿富汗民族未来的发展。

美国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来源：纽约时报

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军工集团的股票在这20年大涨，军火商发了横财，所以说，这个制度和国际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2.3万亿美元的军费，都用到扶贫上，能够消除全美国的贫困，甚至是全世界的贫困。现在的美国还有将近五六十万的无家可归者，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些大城市都还有将近千万人，生活水平低于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要一直把这个道理和西方讲清楚，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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