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年，我们不仅打了一场抗疫战，还打了一场舆论战。

这三年，中国人民经历了痛苦和抉择，也感受到了国家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然而在西方的叙述中，中国这场抗疫战，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可以说是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针对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抹黑，常驻巴黎20多年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郑若麟对观察者网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灾难，对这三年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有西方主导，任由西方描绘甚至篡改。中国的抗疫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建立正确的疫情史观，把真相还给全人类。

观察者网：中国放开管控措施后，欧美国家针对中国游客提出了限制性措施，包括强制核酸检测、疫苗记录等等。对于欧美的这些反应，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

郑若麟：实实在在地说，这里需要厘清国家层面和我们个人层面两个不同的视角。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欧美国家针对中国游客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明显是一种“歧视性”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也是无效、多余的。因为中国放开管控、实施乙类乙管政策，中外旅客可以自由往来，这不是欧美一直在要求中国做的吗？现在又以中国感染规模扩大而对中国游客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不是一种“歧视性”做法吗？

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防范疫情从中国传播到欧美？问题是，就连法国医学专家也认为，目前中国正在流行的新冠毒株如BA.2.5或BF.7，在法国本土都已经存在并且也在流传。因此，对中国游客的限制性措施没有任何意义。相反，美国正在盛传的XXB.1.5倒是法国本土没有的。对美国游客不加任何限制，而对中国游客要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实际上对法国并没有什么益处。

按人口比例换算美国、欧盟、新西兰和中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就认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强制进行新冠检测，是一种“冲动”和“无效”的应对措施。当然，从舆论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倒很有可能是法国从公众到官方的一种共同需要：我对来自“危险地区”的游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至少可以放心一点……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肯定会采取对等态度的立场，这是外交惯例。对此，我也非常支持，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前几天我国外交部指示我驻韩使领馆暂停签发韩国公民赴华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作为韩国方面对中国旅客“歧视性”做法的反应，就是非常正确的。

而从个人的角度，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研判。事实上，我们要到西方去旅行总是会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不得不去、非去不可，那只好接受欧美国家强加给我们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有的是可去可不去，只是为了换个环境调节放松一下心情，那我们就可以自问，我到底是要自尊，还是情愿接受羞辱也要出去逛一逛，调节一下压抑的心态？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放松心态、冷静抉择、不卑不亢。经历过这个特殊时期之后，我相信各国也都会看清楚现实，及时调整入境政策。

观察者网：之前国内要求放开的舆论中有一种论调，认为只要中国放开，欧美就会接纳我们。但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判，或者这种论调背后是一种什么心态？

郑若麟：从好的方面来说，人总是将心比心。有些国人以为欧美人“豁达大度”，“文明程度高”，因此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不开放，是中国的“动态清零”导致欧美不接纳中国人。

事实上，是我们太大度、太天真了。欧美舆论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抗疫比他们更成功的。中国的放开，标志着中国抗疫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一方面摆脱了因封控而导致的种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则在遭受了一定的困难和牺牲之后，全社会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逐步恢复正常生活节奏。

这时，中国与西方对抗疫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就开始分出高下了。毕竟由于人口庞大，中国感染人数有可能比例和绝对数值都更高，但中国的死亡率则几乎可以肯定会比欧美低得多。因为在新冠原始毒株和最猖獗的Delta毒株全球肆虐——也就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中国正确地采取了“动态清零”策略，避免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当新冠疫情进入到奥密克戎毒株时期，感染性虽然更厉害了，但致病性却已经大削弱。这时，中国采取了逐步放开的优化政策。

事实证明，尽管我们在放开过程中还有一些地方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序，但从总体上来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中国很有可能是大国中死亡比例最小的国家。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对此，西方是非常不情愿接受的。因此，当中国放开时，他们一定要表现出强烈的戒备姿态，以示他们高中国人一等。说实话，这种心态蛮可怜的。

2020年3月，欧洲正处于疫情高峰，图为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一家医院里，医务人员在临时病房里护理病人。图片来源：FRANCESCA VOLPI/BLOOMBERG NEWS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这三年，中国对全球抗疫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疫苗走向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年抗疫，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若麟：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场全球抗疫中确确实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从2020年武汉战疫开始，中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袭击时，能够做出有效反应，而且中国建立方舱医院、采取严格封控措施等等做法，都给世界树立了非常好的样板。

如果世界各国都采取同样的“动态清零”策略的话，一是传染的人数肯定不会那么多，相应的死亡率也就会使病故数量减少而降低；二是也许病毒就有可能在整个地球上被“清零”。大家还记得2020年9月7日这个日子吗？这一天，中国本土原发病例彻底清零。也就是说，后来再流传开来的均为境外输入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欧美并不是不想学中国的封控对策——比如法国就曾在2020年3月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行封城，当然是学中国的做法。但法国却无法像中国那样有效做到真正意义上对病毒的封控，最终原始毒株在法国以及欧美大流行；后来还在印度产生了变异的Delta等新毒株，，致死率更高。

我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多位专家。他们中很多人都承认，如果全球都采取“动态清零”政策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为专家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风险太大。今天我们回顾，“动态清零”与任其传播（并导致很高的死亡率之后）进而实现“群体免疫”，两者相比，孰优孰劣，从死亡率上即可得出结论。

我们都知道，如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所说的那样，世界新闻是“从发达国家而来、朝着发达国家而去”。就是说，世界接受的新闻往往是从发达国家也就是西方传出的；而反过来，也只有西方感兴趣的新闻才会流向发达国家而成为世界性新闻。

其结果就是，三年来在抗疫这场人类共同进行的重大战役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美并没有多少回响，甚至很多人都根本不了解。因为欧美感兴趣的恰恰是中国在抗疫战役中的任何一点点失误、挫折、失败；他们会一哄而上，死死抓住不放。而对中国的抗疫战绩，则是尽一切可能回避、忽略、“忘却”。所以，在三年抗疫之后，中国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显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却一直在下降。

观察者网：这三年，中国可以说是打了两场战役：一场是抗击病毒的医疗战役，一场是和西方的认知战和舆论战。您全程观察和参与了这场舆论战，能否总结下西方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抗疫舆论战，有哪些特点？

郑若麟：就在几天前，我的一位法国记者朋友，非常著名的前法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打电话给我，问我的近况如何。我们交换了各自对有关中国和欧洲抗疫的看法。从他的叙述看，欧洲对中国抗疫的认知，与我亲身体验和实地观察，存在着太大的距离。

这令我们对历史究竟将如何记录2020至2023年这三年疫情，打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西方利用新冠疫情，向我们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舆论战。

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就是西方广大民众对中国这三年的认识——总结下来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的着墨点在于“中国官方隐瞒了疫情的爆发，导致全世界都耽误了建立起防疫新冠防线的最佳时机”。这个期间推出的“英雄”是不幸被新冠夺走生命的眼科大夫李文亮。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李文亮是第一位“发现疫情的人”（而不是我们都知道的张继先大夫，西方媒体基本上不知道张继先大夫是何许人也）。李文亮被法国媒体誉为“吹哨人”，并一再强调他曾被警方警告过。至于后来中国官方坦言派出所警察所为是错误的、李文亮被评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烈士等事实，在西方媒体上则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阶段的重点则在于中国感染和病故人数。这时的西方还处于新冠疫情的初级阶段，他们还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黄种人的病”呢。因此，他们的着重点在于“分析”中国官方提供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如此之少是如何如何不可能。这时，被西方媒体推崇的中国“英雄”则是作家方方和她的疫情日记。

到了第三阶段，西方自己的疫情开始达到高潮，就在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全面封城之际（2020年3月16日），中国则宣布武汉战疫已经胜利结束而解封（2020年4月8日）。这时，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战呈现出一种颓势，因为他们自顾不暇，而中国抗疫、甚至包括中国经济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因而这个阶段西方媒体“忘了”中国。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阶段，来向全世界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我们实在是错失了一个大反攻甚至是“攻克柏林”的重大战机。

2020年疫情初期，法国诺奖得主蒙坦耶声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法总统府驳斥称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第四阶段，双方开始拼抗疫战略：是继续“动态清零”，还是“群体免疫”。应该承认，西方媒体很会抓战机，利用“动态清零”逐渐导致国民出现某种“疲惫心态”时，开始对中国发动舆论进攻。这一次西方的舆论攻击点有三个：

一是疫苗：西方疫苗还是中国疫苗更有效？西方不顾美欧此时死亡人数已经分别超过五十万、而中国依然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均很低——不到一万——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报道中国疫苗“无效”或“低效”。他们成功地说服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国内民众，特别是一批高龄人群拒绝打中国疫苗。

二是“动态清零”是“限制人的行动自由”、是“违反人权”。他们似乎忘记了，西方在封城时，也是采取强迫民众居家不出、外出必须戴口罩否则就处罚等一系列同样居有强制性质的措施。与中国一样，当时法国也推出“健康码”，到处都要验码通行，难道在法国验码通行就是“自由”的，而在中国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三是“动态清零”是无效的，惟有西方的做法是可行的。西方的做法就是放开任由老、弱、病等弱势人群在新冠疫情面前束手无策，静待这批弱势人群逐渐消亡后，再加上疫苗逐渐普及，最终形成“群体免疫”。问题是，这个做法的代价，是在原始毒株、Deltat等毒性很强的毒株尚在流行时就放开，必然会造成大量老、弱、病以及部分年轻人群的死亡。截至2023年1月，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是111万，欧洲超过200万。但是，西方媒体不提代价，只提结果。

中国死亡人数到2022年12月之前一直是非常低的。但这在西方舆论和媒体上是看不到、听不到、读不到的。西方民众惟一了解的，就是“中国专制体制利用新冠疫情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自由”，多么荒唐的一幕啊，但却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第五阶段，进入2022年后，奥密克戎变异株虽然传播速度更快了，但其毒性却也相对温和。这时，西方已经度过了疫情死亡的高峰期，疫苗也开始普及，“群体免疫”逐渐开始在社会领域成为一个现实。这时，西方对华舆论战更趋激烈，特别是将“动态清零”政策进行“政治化”，将其与“独裁”“专制”等混为一谈。这个阶段西方可谓高唱凯歌。很多事实被抛诸脑后，如北京冬奥的成功举办、上海疫情的成功控制等正面的信息都被西方媒体“忽略”了，而中国民意的反弹则被紧紧抓住。

今天已经进入这场中西方舆论战的第六阶段，西方开始大肆攻击中国，可以说是发动了一场全面进攻。利用我们放开后导致奥密克戎毒株急速传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通过大量播发中国医院、殡仪馆、大街、商业中心等处的某些特殊画面，将中国的“负面信息”传遍整个西方。

这几天，西方又开始炒作中国新冠疫情死亡总人数。在中国与西方抗疫战役中，西方无法在舆论上战胜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死亡人数。现在之所以西方媒体竭尽全力来炒作这一点，就是想在这个关键的要素上一举打败中国，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我现在大致可以预测，下一轮中、西方舆论战的焦点，将是新冠毒株的变异。新冠毒病的变异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西方媒体就在引导他们的舆论，朝着“中国发生大规模感染的结果，就是导致新冠毒株变异”的方向引导，将未来任何可能发现的新毒株的责任，先推到中国身上。

这次疫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到底是自然界天然发生的，还是生物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生物战武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科学界还在争论之中。而西方抢先一步把下一轮疫情的罪名安到中国头上，这场舆论战的未来趋势真是非常令人担忧。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舆论场上，新冠疫情引发的这场舆论战真的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毫无妥协、停火的可能；而我们由于准备不足，思想上也不够重视，应该说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中国始终坚持与世界共享疫情信息

观察者网：其实我们看整个三年抗疫，中国始终被描述成一个“异类”，中国做与不做、做多做少都是错。西方将自己对疫情的应对不力、造成的经济损失怪罪到中国头上，却很少反思自身的问题。这是应对疫情时该有的科学态度吗？为什么在西方的逻辑中，始终是科学让位于意识形态，事实让位于反华立场？

郑若麟：确实如此。因为“反华”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正确”的范畴。说中国抗疫失败是“政治正确”的，这使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在批评中国。

确确实实，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你进行封城，播出的画面就是大街上空无一人，人民没有了行动自由；采访的中国人似乎个个都是“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你说死亡人数很少，播出的画面就是殡仪馆里的骨灰盒（大家请注意，西方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同等画面的播出的，比如西方医院的急诊室是不会让我们的记者进去随意拍摄的，更遑论病故者的尸体了），来证明死亡人数很多，你们在隐瞒真实数字；等你放开了，又开始播出医院里挤满了正在吊水的病人，来说明中国医疗资源如何如何匮乏……

我们当然也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放开时间是否放在去年八、九月份为好，当时奥密克戎毒株在国内的传播还有限，而且夏季新冠病毒传播相对比较弱。又比如在放开之前是否应该大规模地接种第四针疫苗加强针，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感染者。事实上，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因为或是第三针疫苗的保护、或是第四针疫苗起了作用而没有被感染。再比如一些有效的中西药是否应该在放开之前就广泛发放给公众，使公众能够事先就有所准备。

当然，这些“事后诸葛亮”的妙招有可能有用，也可能是无用的。至少我们应该尽快总结出经验，以防下一轮病毒或新的毒株来袭时能够应对得更为从容一些。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也要警惕另一个倾向，就是西方开始篡改抗疫历史。其实早在2020年4月时，您就曾疾呼“再不重建抗疫历史真相，西方会更‘理直气壮’指着我们骂”。我们该如何反击西方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建立正确的“疫情史观”，把真相还给人类历史？

郑若麟：我过去一直是乐观派，认为事实永远会胜于雄辨，但今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这种盲目乐观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

我上面总结出来的舆论战六阶段，都是目前西方所撰写的疫情史。西方已经在媒体上将这些都写成了“事实”。比如李文亮，在中国李文亮也是一位抗疫英雄，但在西方媒体上，李文亮则成为反抗中国政府的英雄。

下一步，有关新冠疫情的书刊肯定也会一一出版。意大利一位儿童作家不就早已经将李文亮作为“吹哨人”的故事绘制成了一本儿童读物，专门介绍李文亮是如何“吹哨”的，而真正的“吹哨人”、于2019年12月26日发现异常肺炎病变并上报的张继先大夫呢？在西方的疫情史中则被抹得一干二净。

再下一步，我们将会看到有关新冠疫情的电影等其他文艺作品。这样，西方媒体今天所描述的“疫情史”，就会成为这一切的“事实基础”，历史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我们如何应对和反击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将正确的“疫情史观”真相还给人类历史？在今天的国际话语舞台上，我们处于劣势、弱势，处于被动的处境。但我们必须要做，要反击。

首先我们应该广泛撰写出版真正的疫情史书，将所有的事实都一一滤清、撰写出来。要启用所有的能力、运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包括书籍、纪录片、建立疫情历史纪念馆等等。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应该全力表彰那些在疫情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单位，使他们的事迹永垂史册。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将疫情史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从音乐到绘画、从戏剧到电影、等等等等一一表达出来，传递给民众，特别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在过去三年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新冠疫情，让他们了解中国是如何在这场疫情中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国民的性命的，让他们牢记在这场英勇斗争中做出伟大奉献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英雄事迹，包括我们的党和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发生在西方的疫情史，从我们的角度来回顾西方的疫情史，并将它记录下来。目的也是让未来的人们能够了解今天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这场新冠疫情的来龙去脉。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所以，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书写真实的疫情史，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听到、读到，并且相信、接受……这又是一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