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约翰·穆勒  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美国想把中国带入‘冷战’中，因为这是他唯一成功的经验。”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黄靖教授指出，在美国，试图复苏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用于对抗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对手这种主张，其鼓吹者大有人在。

本文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约翰·穆勒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撰文，结合对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遏制战略并未有效遏制苏联，也不会对中国奏效。不过，穆勒的论述包括大量对中国体制、中国道路与外交政策的误解和偏见。观察者网节选翻译全文，不代表认同作者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在有关美国如何应对一个日益自信的中国的大辩论中，许多评论家都主张一种现成的解决方案：遏制战略。在这个冷战时代的政策指导下，无论苏联（以及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出现在哪个地方，华盛顿都会进行还击，试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基于这一美国人公认的智慧，遏制战略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使美国能在不与苏联直接开战的前提下制衡苏联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成绩，美国应该重新搬出遏制战略的剧本，运用到今天的大国竞争对手上。例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宣称，这一“优雅”且“制胜”的战略将被证明能有效应对北京。他写道：“为了成功对抗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重新学习遏制战略的经验。”在“外交事务”网站，政治学家麦克·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同样认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是一次“成功”，并认为应该通过“修订与更新”，“再度对俄罗斯、中国与伊朗执行遏制战略。”

这种呼吁无疑显得过度自信，很可能也受到了误导。遏制战略在冷战时期并没有特别成功，今天也不太可能对中国奏效。现实中，是苏联自身的错误与弱点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导致了苏联垮台。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问题不在于做的太少，而是做得过多。正如上一个时代的情况那样，今天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寻找能够平衡崛起强国的方法，而是要研究如何让那个国家自己犯错误。

被高估的战略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以“X”的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成为遏制战略的经典理论论述。虽然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但凯南认为这种实力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在于它同一种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匹配。然而，凯南的结论是，苏联的强大力量“极有可能”已经孕育了“自我衰败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早已开始发芽”。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乔治·凯南（1904-2005）

其中的因素包括苏联民众因战争所忍受的疲惫与幻灭，“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很难维持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斯大林死后即将面临的权力转移中隐现的不确定性（凯南预测这可能会“动摇苏联实力的根基”）。因此，凯南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元素”应该是“长期、耐心但坚定且警惕地遏制苏俄的扩张主义倾向”。他希望，从长远来看，苏联在推动意识形态扩张的道路上会逐渐受挫，进而减少对西方的敌意，变得更加包容。

这需要多长时间？谁都无法预测，当然，凯南在文章中认为整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并强烈暗示，随着克里姆林宫出现权力交接，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当时斯大林已经接近70岁。事实证明，苏联政权在斯大林去世（1953年）后依然很好地延续，并在未来数十年间继续维持对国内与中欧国家的控制。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应假设在任何地方抵抗苏联力量的做法都是可行且有效的。自“X”的文章发表数十年后，遏制战略除了导致古巴猪湾入侵与越南战争这样的美国失败之外，几乎未能阻止任何国家拥抱共产主义。在某些情况下，遏制战略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1954年策划的政变分别推翻了伊朗与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府。但很难确定这种被视作成功的案例是否真的能阻止偏左翼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怀抱。

事实上，美国过去在海外秘密执行政权更迭的纪录十分糟糕。正如政治学家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所发现，绝大多数这样的努力都失败了，很少有基于原定计划的成功政变，就算那些成功的政变也大多是昙花一现。

1950年，美国及其盟友击退了朝鲜对韩国的进攻，这场战争耗资巨大，最终以僵局收场。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几乎普遍相信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行动是苏联统治全世界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而非现实中个别国家的机会主义冒险。随着西方国家看似在朝鲜半岛取得成功，遏制战略的军事色彩更加浓厚，这让凯南深感沮丧。遏制战略的核心变成了军事威慑，导致美国决定砸钱向欧洲部署大量武器。

但是，正如凯南已经得出的结论，苏联并不需要威慑：苏联人试图援助和鼓励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兴趣再次发动一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历史学家沃伊捷赫·马斯特尼（Vojtcch Mastny）在查阅了苏联档案后指出，莫斯科所有的国防规划都是防御性的，西方国家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与威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因为敌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发动这样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三次最大挫折，几乎都与遏制政策没有多少关系；每一次挫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自我导致的。1948年，斯大林试图更进一步地控制由忠诚但独立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斯拉夫，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1965年，印尼军方暴力镇压了与中国有联系、试图扩大影响力的共产主义者，这令印尼无法倒向苏东阵营；考虑到印尼被视作“多米诺骨牌”理论中的重要部分，这一事态的发展削弱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首要理由。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之争而陷入分裂。这些挫折都不是美国造成的。

苏联的自我毁灭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苏联的扩张主义有所收敛。但这与其说是遏制战略所取得的成功，更应该归于其失败。如果苏联体制如同凯南所描述的那样从最核心开始腐朽，那么按照逻辑，美国不应该采取遏制战略，而应该放任苏联的扩张，这样它将更容易陷入自我毁灭。

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攻占西贡的南越总统府，次年越南统一

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情况确实发生了。1975年，柬埔寨、南越和老挝迅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随后，部分是出于对重蹈越南覆辙的恐惧，美国陷入了一种遏制战略的迷茫状态，而苏联则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心不在焉状态，投机地拉拢了一批心甘情愿投入其怀抱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哥拉于1976年加入，莫桑比克与埃塞俄比亚于1977年加入，南也门和阿富汗于1978年加入，格林纳达与尼加拉瓜于1979年加入。

一开始，苏联欣喜地看待这些国家的加入——他们称之为“力量的相互关系”终于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然而很快，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成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包袱”。他们的内部充满分裂、财政状况恶劣并且陷入内战，于是满怀期待地向莫斯科寻求帮助。对苏联来说，在阿富汗的经历是最具灾难性的。1979年12月，苏联向阿富汗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旨在建立秩序并镇压反共产主义叛乱，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面对这一批狼狈且试图“抱大腿”的小国，苏联很快意识到，他们还不如选择被美西方遏制。苏联在1991年底的解体很难被归功于遏制战略。到那时，华盛顿早已认定冷战结束，并正式放弃了这一政策。莫斯科也选择就此罢休。

自凯南写下那篇文章41年后，饱受经济、社会与军事领域灾难困扰的苏联终于如他所愿，抛弃了对西方极具威胁的意识形态。1988年底，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呼吁“去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关系”。次年，当苏联仍然控制着东欧大部分地区时，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做出了回应。在一系列关于“超越遏制政策”的演讲中，他宣布当前的目标是“帮助苏联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欢迎苏联“重返世界秩序”。1989年和1990年，东欧各国纷纷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试图推行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体制。美国欢迎这一变化，但也付出巨大努力阻止苏联的自我崩溃。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老布什总统在乌克兰发表的一次演讲，他基本上在敦促苏联的各个加盟国团结一致，不要脱离苏联。如果说那个时候存在一场“冷战”，美国和苏联可谓是站在了同一边。

然而，就在老布什发表演讲后不久，莫斯科的苏共强硬派为了挽留苏联而发动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这次政变失败了，也让民众的情绪转向支持（苏联）解体，尤其是在乌克兰。这导致了那些政变策划者极力想要避免的最终结果。如果没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改革，包括降低国防开支，苏联本有可能相对完好地幸存下来。

1991年8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基辅呼吁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留在苏联，但乌克兰依然在23天后宣布独立

正如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分析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所说，苏联体制的崩溃“是因为其内部核心存在不足或缺陷，而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或者威胁要做什么”。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也表示认同：他认为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体制内部存在的弱点与矛盾”。

耐心是一种美德

在判断是否应对中国采取类似遏制政策的措施时，首先应思考中国是否像苏联那样咄咄逼人。目前，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尽管其人均GDP排在全球第78位），中国确实正寻求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加强军事建设，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加强国际影响力，同时还曾开展“战狼外交”，通过经济和军事实力获取影响力。

但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对西方构成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已尝试帮助一些威权主义国家，但这跟传播某种意识形态完全不是一回事。此外，除了决心在某一时刻收回台湾，解决部分边境与周边海域的争端之外，中国看上去确实没有太多领土野心。

与苏联一样，对中国来说最头疼的问题在国内。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许多挑战，对华遏制政策几乎没有必要。事实上，这样做可能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中国政府高层中的一种普遍想法，即华盛顿正试图全力打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可能会导致许多人担心的回应。正如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所说：“对于一种建立在非暴力的商业与通航扩张之上的大战略，没有任何军事手段能够应对。”

另一种路线是等待（可能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发生变化。美国可以奉行一种基于耐心的政策，同时谨慎、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经济规模与问题中获益。美国还应该就台湾问题继续维持数十年的“战略模糊”政策，让这个岛屿在嘴上不说的同时，保持事实的分离状态。美国也可以幽默地欢迎中国加入全球领导力的俱乐部，仿佛这样的称谓具有什么实质含义。如果美国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暗示其他国家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一个机会，沉浸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但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宣言中呢？

冷战的教训不在于通过持续的遏制战略摧毁对手的意志、削弱其力量方面所体现的价值，而在于后退一步、保持头脑冷静，让对手体制中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智慧。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均为拜登政府现任官员，两人2018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总是对自己决定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有高出实际的估计。”与其重复这种错误的做法，决策者不妨牢记拿破仑·波拿巴的一句格言：“永远不要在你的敌人犯错误时打断他。”

（原文于9月21日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反对遏制战略的理由” The Case Against Contai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