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麒元 中国将军政要网

    中国不需要刺激经济计划。拉动内需的唯一方法，就是理性地均贫富。

    国际金融风暴凸现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有求于中国。中国赢得了170年来最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拥有着170年来最为和谐的内部环境。毫无疑问，现在才是中国改革的最佳窗口期。

    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带伤突围。为了突出重围，中国选择了效率优先的原则。过去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衍生出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言，公平正义从来就应该是硬道理。同时，对于抱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执政党来说，公平正义本应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所以,虽然成功突围，却远远没有到达目的地。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失衡问题得到充分表达。所谓内部需求严重不足，意味着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没有“人口红利”。国民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像奴隶般的长期“无私奉献”，这算是怎样的“红利”？所谓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就是有选择地遏制部分国民的正当需求。这已经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要想真正拉动需求，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理性地均贫富。中国根本不需要刺激经济的计划。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能依靠深化改革。

    改革是需要勇气的。这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勇气。这是高贵者的勇气。改革不是投机。改革不应该是一部分人改变命运的机遇。

    德国人是有勇气的。德国的思想家们是独立的、勇敢的、高贵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批判。他们走出了迷信。他们得出的结论值得中国人深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学者没有因军事战败而在学术上投降，他们坚持走德国人自己的道路。德国佛莱堡学派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将这一理念落实到战后德国的重建当中。短短几十年时间，联邦德国崛起了，东西德统一了，欧盟和欧元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强大的、富裕的政治经济体系重新矗立在欧洲。

    德国人既不认同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认同传统的社会主义。他们敢于另辟蹊径。他们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延续了资本主义。同时，他们在社会分配中坚持了社会主义。他们认同产权私有制，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寡头垄断；他们认同资本收益，但是他们坚决进行全民社会保障；他们接受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趋势，但是他们顽强保持着德国人的自主性。成熟的德国人，没有走极端，他们聪明的选择了新中间道路。这让隔壁的俄国人惊羡不已。于是，一位机智的俄国人成为艾哈德的忠实粉丝。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深化改革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

    中国不需要史诗式的改革。同时，中国必须放弃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

    中国的思想家们要有勇气重建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总是跳过伦理问题，沉浸在主义的扯淡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任何主义脱离了基本伦理规范，脱离了国民根本利益，都只能是投机者的工具。主义无法构成共和国的法理基础。一个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错乱的国家，根本无法建立法治社会。中国需要高贵的思考者，中国不需要卑贱的理论家。

    中国的政治家们要有勇气处理棘手的现实问题。可以不争论，但不能不作为。建立市场经济，不能不保护私有产权。制定一部宪法，不能没有宪法法院。国民拥有巨额财富，极其需要安全感。盛世中国，移民潮如难民潮，不能不令人深思！建立市场经济，不能不制约政府权力。看得见的手，不能紧紧掐着看不见的手。广义财政收入不能无限度扩张。国有企业不能非理性膨胀。金融机构不能异化为财富转移的工具。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不能总是待宰的羔羊。崛起的中国，金融纳贡如同战争赔款，不能不令人唏嘘！

    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简单的。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朴素的。中国的改革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悲悯的践行者。我们的人民应该厌弃精明的投机者。

    中国的改革再也不是孤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再也不仅仅是向内的改革。中国的精英们不应仅仅是对内扩张的英雄。中国的改革必须与世界的变革相融合。中国的精英们必须学会到外面去折腾。

    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后，世界头号帝国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美国的精英们准备重建帝国的竞争优势。奥巴马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帝国的精英们正侧视着中国。

    历史是公平的，历史也是无情的。历史在等候着中国。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辜负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