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澜昌

其实，当非建制派在选委席位增加之时，他们首先要承认的是：实际已经接受长期被其污名为「小圈子」的游戏，相信这也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其次，他们应该检讨，当初悔不该没有接受「袋住先」。

北京中央政府在通过释法，禁止主张「港独」的人士进入建制成为立法会议员之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又同意无回乡证的反对派人士，可以申请证件进入内地。之后，又发生了特首梁振英宣布因家庭理由不寻求连任。有反对派人士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对其妥协，叫嚣「要改制度」，要做「造王者」，展现了比梁颂恒、游蕙祯「小学鸡」高一些的「中学鸡」 水平。其实，难道梁振英做五年全国副主席之后，不能再参选第六届行政长官吗？北京完全相信CY的政治忠诚。只不过，在治港有更大、更长远的布局。

给香港反对派划下两条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会见特首梁振英时的一番话，他要求梁振英「继续综合施策，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力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综合施策，正是中央新提出的重要的治港理念，而「释法」与「发还回乡证」并举，正是「综合施策」的一个良好范例。而以形象化的表述，则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对打击「港独」毫不手软，毫不迟疑。全国人大「释法」结果，不但是剥夺当下几个有「港独」倾向的反对派议员的席位，而且也永远关上了这类人士他们再参选的大门。而对于与「港独」划清界限的温和的民主派，则采取争取的态度。可以说，一改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对反对派的敏感人士拒绝入大陆的政策，而是发还回乡证，完全是给他们回到建制，或者说做回「忠诚的反对派」的一次机会。反对派千万不要错判形势。

有消息指，对香港反对派人士发还回乡证，这只是北京「开门政策」的第一步，未来还会对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开门」，让一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国探亲甚至回国定居。事实上，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少已曾获准返国探亲，而未来的门会开得更大。这也是北京加强对境外统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按照中共一贯的「给出路」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举措。

香港在坚决打击「港独」的同时，中央宣布发还回乡证政策，笔者理解，北京给香港的反对派划了两条线，一条是否可以成为立法会议员的线，一条是否可以拿到回内地的回乡证的线。以现在的标准，一般来说，过了这两条线，那就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属于可以团结的，可以打交道的。现在，凡是推动独立的，包括「台独」、「港独」、「疆独」、「蒙独」；还有，试图推翻北京政权的，都视为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属于打击之列。应该来说，北京划了这两条线，对于香港泛民主派的定位就更为清晰了。

北京视反「港独」，不仅是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更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习近平说，一国两制下「港独」完全没有空间。对于这个判断，其实香港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即使是反对派中的泛民主派亦如此。因此，剥夺梁颂恒、游蕙祯的立法会议员席位，实际上未遇到极大阻力。梁游曾以为可以组织冲击中联办作响应，谁知支持者只有小猫两三只。只不过，北京认为，这次反「港独」单靠香港搞不掂，要中央出手；「如果再不释法，一国两制的运作都有困难了」。显然，释法也成为北京治港的重要手段。透过这次释法，重在表明北京对于香港的治权，包括对香港在涉及国家事务方面的司法权，香港的法治不能排斥中央的司法权。

三个值得重视的讯息

不过，在这种氛围下，北京宣布发还回乡证，还是令人意外。应该说，这是北京对港政策大调整的一个标志。回归20年了，香港的泛民和建制派也斗了20年，中央也和香港的反对派斗了20年，北京首次伸出橄榄枝。北京方面称带出三个值得重视的讯息：一是中央肯定反对派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爱港的，清楚将他们与「港独」区分开来，欢迎他们到内地走一走、看一看，真正了解国家发展变化；二是中央对反对派不仅包容，更有期待，希望他们成为特区的建设性力量；三是中央希望和他们交流沟通，发放回乡证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将与反对派之间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相互间的接触和讨论以后还会继续，会更多。

但是，这个认识的转变，其实也经历了20多年。北京对香港的反对派拒绝入境，其实可以追溯到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香港部份人士到天安门参加支持学生的行动，带去金钱和帐篷等物资，之后香港成立了「支联会」，还有「黄雀行动」协助学生逃亡，那时即有人被没收回乡证，而「支联会」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能回内地。

香港的民主派尤其是最早成立的民主党，他们最早是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的，只不过他们希望回归后的香港是民主施政，他们也有成为香港执政党的机会。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是他们与北京分手的转折点。他们当中一些人「井水犯河水」，被视为企图颠覆内地政权，没收回乡证。回归以后，这一直成为他们与内地讨论的问题，而香港的开明建制派也认为应该让他们能够回内地看国家的发展变化。可是，这个调整政策缓慢。

2016年5月中旬张德江访港时，曾破例会见泛民主派的四位议员，成为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和泛民代表的首次「近距离接触」；那时香港亲中媒体《大公报》也罕见以「同样有爱国爱港之心但政治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的人士」来称呼泛民人士。并且，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更表明，只要拥护一国两制都是建制派，泛民也不例外。相信，此时北京已对泛民作出新的定位。当时，民主党刘慧卿提出发还回乡证一事，张德江实时响应说，「问题总会解决的」。相信梁、游等「港独」人士被选入立法会，一度影响了发还回乡证的进度。而最终，最高层拍板反「港独」和发还回乡证并举。

笔者认为，显然，北京此举不但是希望泛民与「港独」割席，更希望他们做理性的「忠诚反对派」。「忠诚反对派」，这是成熟的民主社会，在野的党派对待执政的政府和执政党最为理性的态度。「忠诚反对派」，对于执政的政府和政党首先是理性的监督，而不是恶意的破坏，即使反对也是有善意的出发点，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最终达致求得社会进步，各种持份者收益的良好结果。即使重大问题有重大原则分歧，也不轻易进行暴力、破坏性的行动。可以说，「拉布」、「占中」、「街头骚乱」等破坏性的行为绝不是理性的「忠诚反对派」所为。

回归20年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北京在此时首次伸出橄榄枝，其用心必然是希望香港的反对派中的泛民主派回到「民主回归」的初心，做负责任的行动，再也不要「为反对而反对」，甚至进行破坏性的举动。

泛民头头眼光短浅易失机会

不过，愿望归愿望，北京调整对反对派的政策，伸出了橄榄枝是否奏效实属疑问。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新总统给对华政策带来不确定性，相信会令到香港的反对派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令到这橄榄枝的效力大打折扣。事实上，非建制派在选委选举拿到比以前增加较多席位，由上届的205席增加到327席以上，大大超出原先的「民主300+」目标，不仅在传统票仓高等教育、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界别全取，也取得会计、卫生福利界别的全数席位，并且在建筑界获得多数，卫生服务界、中医界有所突破。于是，他们一些人便叫嚣「换制度」，显示其冲昏了头脑，错误估计形势，更是误判北京中央重振香港的决心和魄力。事实，建制派获得席位依然超过800席，即使泛民席位再多一些，还是无碍建制派合适的人选获得超过半数的601票。不会有「造王者」这回事。

其实，当非建制派在选委席位增加之时，他们首先要承认的是：实际已经接受长期被其污名为「小圈子」的游戏，相信这也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其次，他们应该检讨，当初悔不该没有接受「袋住先」。他们应该清醒看到，当初劝泛民「袋住先」的美国和英国那些有几百年民主政治经验的老牌政客还是老辣的。笔者想，如果有「袋住先」，在梁振英不再寻求连任的前提下，「闯红灯」的曾俊华在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等人竞争中，还是有可能被1200人的选委会定为特首候选人，并且最后在全港一人一票中当选第五届行政长官。但是，正是因为泛民的头头们眼光短浅，使香港失去了民主政治向前行一步的机会，也使他们丧失了真的可以「造王」的机会。

非建制派当下这种盲目膨胀的情绪，必然影响他们的正是北京伸出的橄榄枝。更为重要的是，非建制派当下高度「碎片化」，二十多个议员分属十多个组织，而且没有有威望的共主，更遑论有远见的领袖，因此，期望原来温和的民主派做理性的、忠诚的反对派，恐怕不容乐观。也许，华叔(司徒华)有幸在生，事情好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