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最新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显示，世界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这可能关乎普选民主制度的存亡。

在1980年至2016年之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增长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了其中的9%。但是这些总数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只”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然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却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这些非同寻常的事实证明，收入增长总量本身说明不了整体人口经济福利的改善程度——实际上，就美国而言，二者几乎没有丝毫关系。

这些惊人的数据来自世界不平均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近期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整体情况是各国之间趋同，同时又存在差异。但是各国的差异程度不一。因此，“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洲和亚洲迅速攀升，在欧洲适度上升，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稳定在极高水平。”该报告还表明，二战后，至少与战前水平相比，西方各国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自那以来，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大大增加（特别是在美国），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变化。

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学家、《大调平器》(The Great Leveler)一书的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会说，不平等加剧是人们应该预见到的。在他引人注目的研究中，他认为在发明农业（以及农业国家出现）后，精英阶层在获取经济创造的全部盈余上极其成功。

掠夺行为的极限由让生产者能够生存的必要性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极其贫困的农业社会接近过这一极限，其中包括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沙伊德尔表示，在和平安宁的时代，有权势的利益既得者操纵社会以扩大他们（及其子孙后代）占有的财富份额。权力造就了财富，财富带来了权力。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这一过程吗？该书认为，确实有：灾难四骑士——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

有些人会认为，过去并不像书中说的那么残酷。例如，当国家依靠军事动员时，他们不得不考虑人民的富裕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前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往往是惊人的。

这与当今富裕得多的后工业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其中的关系似乎超过我们可能愿意接受的程度。诚然，在20世纪，革命（比如在苏联和中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大幅降低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当革命政权软化（或垮台）或者战争的危机感淡出记忆，与古老的农业国家相当类似的过程又会站稳脚跟。非常富有的新精英涌现出来，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并再次以权谋私。对此感到怀疑的人应该密切关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税改法案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博弈。

这种相似意味着，除非发生灾难性事件，我们眼下正不断后退，回到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轨道。全球性热核战争会成为调平器。但是不能把灾难作为政策。

不过我们有3个更好的理由来保持相对乐观。第一点是我们的社会远远不如可能的那么不平等：我们的穷人是相对贫穷，而并非难以度日。第二点是并非所有高收入国家都存在不平等程度高和加剧的趋势。最后一点是政府如今拥有一系列政策工具，如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用以改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重要高收入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市场分配和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很好地展示了最后一点。在这些国家，税收制度和公共支出大幅降低了不平等。但是这些政策工具的效果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效果最差，德国效果最好。

然而，问题是不平等压力是否会继续上升，消除压力的意愿是否会普遍下降。对于前者，我们很难保持乐观。高收入国家相对不具备技能的劳动者，其工作的市场价值似乎不太可能上升。对于后者，人们可能会乐观地认为，享受现代经济某种程度的社会和谐和物质丰富的渴望，是相信富人可能愿意分享他们的财富的原因。然而，随着20世纪初期至中叶的军事动员、以及伴随工业化和大规模战争的平均主义思想消失，个人主义日益盛行，精英阶层可能变得更坚定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如若如此，这可能预示着糟糕的前景，不仅是在社会和平方面，甚至关乎稳定的普选民主制度（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的存亡。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是“富豪民粹主义”，这已经成为了当代美国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应该记得，美国曾经在上世纪的动荡中确保了自由民主制度得以幸存。而未来可能是稳定的富豪统治，让民众保持分歧和温顺。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出现独裁者，他们凭借装作反对这类精英而登上权力巅峰。

沙伊德尔认为，不平等必然会加剧。我们必须证明他错了。如果我们做不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最终也可能摧毁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