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东盟迎来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东盟的成立既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动重要举措。经过五十年发展，东盟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影响日益增强。随着当今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特别是大国地位和关系的变化，对东盟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着重要影响。

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崛起，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国家发展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对东盟也有着十分重要影响。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尚未完全展现，但从目前态势上看美国对东盟政策并没有大的变化。日本、印度等大国外交政策变化也影响东盟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

这些大国之间关系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所引发的系列变化,对东盟国家外交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大国关系变化往往会引起中小国家外交政策发生变化，中小国家会采取追随、依赖，抗争、大国平衡、对冲等多种外交战略选择，这些都是中小国家为了在大国关系变化中谋取自身利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东盟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中小国家，东盟国家外交选择受到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在所难免。（本文主要探讨国际局势的演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外交选择的变化。）

1东盟国家外交战略选择的变化轨迹

东盟成立至今，其成员国外交选择历经几个重要阶段。笔者曾提出二战后美国－东南亚关系“20年周期”说，即二战以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在拙著《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对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关系的阶段划分基础上，可将东盟主要国家的外交选择变化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21世纪初至今。（本文主要是阐述东盟成立之后的东盟国家的外交选择，因而选择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分析的起始点）

(一)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透过东盟方式和大国作用，解决地区冲突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建立起民族国家，而此时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刚刚开始，加之英法荷等殖民国家借机重返东南亚，因此二战结束初期,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主要是反殖民统治。随着冷战的开始，东南亚国家对Communism的恐惧以及从自身安全考量，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选择依靠美国，“最初，双方关系常常以美国的利益为转移，东南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随着东南亚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东盟成立和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支配地位愈来愈下降了。”

这正体现了霸权稳定论中所表述的霸权国与小国依附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以及随后的撤军行动，再加上石油危机冲击，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在与苏联对抗中处于守势。1969年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演说，谈及亚洲盟友时表示，“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尼克松主义”实质是收缩美国在亚洲战线，尤其是从东南亚抽身,让亚洲盟友更多地承担自身的防务，随后，美国进行美国军事收缩，并逐渐改善与中国关系。

面对美国的收缩战略，东盟国家出现忧虑。“东南亚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就开始不断表达对美国的力量、决心和可靠性的疑虑。在1975年春夏季时期，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都公开质疑美国的可靠性。他们及其他地区领导人都承认阮文绍(Thieu)和朗诺(Lon Nol)政权最后的日子是令人震惊的景象，尤其是美国面临失败所表现出的无能及强硬态度对他们的冲击。”东盟国家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一方面，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东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东盟的力量，以期解决其面临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问题。

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不但严重威胁着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安全，也使美国感到苏联扩张态势的压力和威胁，这促使东盟同美国的安全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新有所加强。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将东南亚看作与苏联进行全球争夺的一个重要中心，在多方面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同时还改变卡特“人权外交”的强硬做法，转而实行温和的劝说方法。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目标逐渐走向稳定与繁荣，且此时美苏关系正处于缓和时期，因而此时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再次处于次要位置了。冷战年代，为了遏止的需要，美国曾对东盟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援助，向东盟各国开放市场，并为它们的出口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各种优惠。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南亚国家为发展经济，先后采取了出口替代等发展战略，对于美国、日本乃至欧共体具有很大的经济技术依赖。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苏关系的缓和及苏联军事收缩，美国国内孤立势力上升，促使美国调整其亚太战略，逐渐收缩其在东亚军力布署。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一方面，“东盟各国实际已经不存在来自任何外部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它们已经不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了”。另一方面，虽然超级大国苏联的威胁基本解除了，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安全感却并未随之增加，相反，他们担心中、日、印可能填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收缩和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并引发地区动荡和灾难。

东盟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对东南亚地区潜在安全威胁，有必要采取“拉住”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以平衡日本、中国和印度威胁。东盟采取了与美国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接受美国的军事装备、向美国租借出军事基地等系列举措。同时东盟国家也对美国干预其内政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抗争，“东盟国家希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进行。

他们渴求美国的产品，看重美国投资带来的工作，竭力使他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恳求美军适当地驻扎以平衡中国和其他地区大国的领土野心。他们不愿意听到美国人就西方政治、经济开放等价值观方面伪善的布道。他们也不会容忍美国干预他们的内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倡导“亚洲价值观”，反对“美式人权民主观念”，在东盟国家内部出现问题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此抗衡美国。在处理与这些大国关系中,东盟国家逐渐确定了大国平衡战略，不希望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以免“殃及鱼池”，损害东盟自身利益。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迅速增长,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对华采取“接触加遏制”(congagement)政策。中美关系成为东盟国家外交选择重要考量。新加坡倡议的“大国平衡”战略逐渐为东盟主要国家所接受，成为东盟国家对外战略选择，以获取其经济和安全利益。

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仍然采取争取美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战略，但同时东盟也尽量减少对美国依赖，尤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为东盟国家带来机遇，灵活利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资金和市场，同时采取了以下措施:继续利用美国投资、技术和市场;扩大东盟，推动东南亚一体化进程;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调整不合理的经济关系;积极利用整体力量增强其在关贸总协定(GATT)等国际组织中与美欧抗衡实力。

“9·11”事件后，东盟国家加强与美国反恐合作。2001年11月东盟首脑会议首次通过《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提出一系列“反恐行动计划”，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反恐斗中，加强综合性合作，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联合国应起主要作用。反恐战争使菲美双方之间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美国前总统布什认为，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由于印尼对美国全球反恐斗争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向印尼示好，印尼也顺水推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是印尼对此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毕竟印尼自身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印尼对美国提供援助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表现十分慎重，一直否认是用来对付国内穆斯林极端主义，而是把美国引导到打击国内分离主义和各种恐怖破坏活动上，其中包括亚齐和巴布亚等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对于另一个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来说,美马合作仍然是有限的。越南一方面担心美国“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担心与美国过于密切的军事合作会‘刺激’中国。至于长远的未来，则要视乎越南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及地区形势，尤其是南沙群岛问题的走向。”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也明显加强了。2003年1月，新加坡与美国签署《美新防务与安全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协定》，到2005年7月，美新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防务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协定》，美国在该协定中强调新加坡是“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并“将扩大两国目前在反恐、防扩散、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政策对话和防务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范围”。

(三)21世纪初至今:“有限制衡+东盟共同体建设”，适应中国崛起“新常态”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影响深远，加之美国因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消耗，使得美国经济发展乏力，此时期东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逐步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大国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在东亚地区，中日展开对地区主导权竞争;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TPP谈判，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以防止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贝德于8月29日发布博客《奥巴马的中国及亚洲政策:牢固的双保险》，认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缅甸建立民主制，美国决定加入东亚峰会并开始努力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论坛，与日本、韩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安全关系明显加强，以及深化与东盟10个成员国关系。”同时，美国搅局南海问题,拉上日本、印度等国域外大国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问题谈判。中国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东盟作用日渐重要，中国与东盟合作日渐增多，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

面对国际变化，东盟国家外交选择难点在于如何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后的冲击，以及如何在中美竞争大国间进行合理选择。笔者同意如下观点:“由于中国崛起、大国竞争以及东盟地位弱化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在对冲过程中整体提升了各国和东盟的抗御力和吸引性权力，东盟保持住了地区合作框架的支点地位.....在未来，东盟的对冲战略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东盟自身的凝聚力仍然有待提高，然而地区风险尤其是大国竞争却正在急速上升。如何应对新形势下不断衍生的困难，则是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长期挑战。”另外，东盟国家也加强自身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建立东盟共同体，试图将东盟打造成融合大国合作平台，为东盟谋取更多战略利益。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着力调整中美关系，2017年4月的“习特会”已经传达出中美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但是不能否定中美之间仍存在竞争性关系，且将长期存在。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在亚太地区会逐步收缩，但只是局部性收缩，其整个战略布局不会出现大变动。“处在中美两国大国之间，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的最佳状况是中美良性竞争，可以获得双方献出的‘殷勤’，得到实惠;而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中美冲突，殃及东南亚‘城池’。”因此，东盟国家今后仍采取有限制衡战略，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后的“新常态”，谨慎应对中美关系波动，维护自身利益，以免自身成为大国竞争、冲突棋子，继续充当区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驾驶员”。

2东盟国家战略选择逻辑

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战略选择的逻辑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二是，通过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和主权;三是，防范意识形态威胁，维护政权安全。当然，各国情况不同，与大国关系各异，面临的威胁不一，东盟主要国家的具体政策也会有差异。

(一)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

东盟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战略联盟，合作层次比较低，仅限于经济、文化。“1976年后，东盟发展步伐有所加快。它主要表现在政治合作方面。”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巴厘宣言》此后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了东盟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东盟实力逐步上升，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美国战略收缩所带来的影响，东盟国家通过加强合作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应对所面临挑战。东盟当时设想将自身建设成中立化地区，加强政治合作，初步确定加强军事合作与经济联系。在政治方面，东盟各国定期举行会晤，协商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和议程，协调各国政治主张，以期形成谅解和合作。

在安全和防御合作上，“东盟虽然拒绝在其组织框架内发展多边军事合作，却不反对成员国在双边形式下加强彼此间的军事联系。”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逐渐加强双边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换，以加强对海峡通道和其他周边海域控制以及追剿反政府游击队。经济合作方面，继续进行海运项目合作，以东盟名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增强与欧共体和日本打交道实力。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推进。

最为重要的是此时印度支那地区和平实现，尤其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宣告了印支对东盟这一地区性冷战格局的解体”，两个国家集团由对抗走向对话，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1994年5月，来自东盟六国及印支三国和缅甸的高级官员和专家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发表题为“2000年后的东南亚——关于一项设想”的声明，强调:“东南亚国家基于共同的命运，必须建立一个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多元化的东南亚共同体”。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老挝和缅甸同时加入东盟，1999年柬埔寨也被正式批准加入东盟。至此最终形成现在的大东盟。

从冷战时期成立到完成最终的定型，东盟的目标始终围绕着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在大国关系变动的情况下，东南亚的中小国家通过这种合作组织———东盟这个平台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利益，另外也通过合作达成集体安全机制，防止出现冷战时期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现象。

(二)实施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战略

冷战时期，东盟国家主要目标是防止苏联阵营继续南扩;20世纪70年代，越南谋求地区霸权，进而威胁到东盟国家。为制衡越南，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75—1978年期间，“东盟国家虽然继续拒绝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制的设想，却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越南，并平衡其与中国关系发展，同时相对增强其与美国讨价还价地位。”

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控制印支三国，严重威胁着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安全。同时苏联与越南结盟，并且开始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越南和苏联一系列动作都威胁到东盟国家和美国战略利益。“美国为吓阻苏越进一步南下，同时防止东盟国家在苏越扩张的严重威胁下滋长‘中立化’倾向，一方面着手加强其在整个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强调支持东盟抵制苏越扩张。”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关系缓和及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东南亚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地位下降，东盟各国也逐渐改变对美态度。

冷战的结束给东南亚带来和平红利，但东盟各国领导人安全感却并未随之增加，相反，他们“对冷战结束给东南亚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看得多一些，严重一些。……也就是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对后冷战时代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把前景看得较为暗淡”。东盟各国领导人对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局势的担忧，或者说认知的安全威胁，就区域外层次而言，主要体现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可能填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收缩和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进而引发地区动荡和灾难。为此，东盟国家希望通过与美国建立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及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等手段，设法“拖住美国”以平衡中国、日本甚至印度。

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间结盟乃针对威胁，而不是单纯针对权力”，“它们(结盟)的行为是由它们感知的威胁决定的”。笔者认为，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因素。至于冷战后东盟国家为何将美国视为“良性的超级大国”，笔者认为主要源自以下因素:历史上美国与东盟国家(指东盟五国)交往中形成的“亲善”形象;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王道’霸权”特征;美国在军事安全及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防范意识形态威胁，维护东盟国家政权安全

布赞认为:“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它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从施压中产生一个特殊政策。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其民族认同与组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机制是政治威胁的一般性目标。既然国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那么政治威胁就可能像军事威胁一样恐怖。特别是，当其目标是一个弱国时尤其这样。”在这里,布赞从观念、物质基础和制度三个方面谈到了政治威胁。他还认为，“政治威胁”可以分为:“政治单元的内部合法性，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其他定义国家的基本观点的合法性;对国家的外部‘承认’，即外部合法性。来自外部的威胁并非必定指向主权，也可以瞄准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瞄准它的内部支柱。

”阿拉加帕在谈到亚洲国家的安全观时也认为，政治生存与福祉乃是主权国家安全所关切的最主要价值，而政治生存的内涵既包括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也包含维持政治组织及统治的原则和思想基础以及政治、文化、宗教中有关民族的思想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确实存在布赞和阿拉加帕等学者所说的政治安全问题。就内部政治安全而言，一方面是脆弱的国家基础，“脱离殖民后，国家行政徒具有形空壳却没有组成国家的凝聚力量。……20世纪50与60年代，亚洲与非洲国家的旧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在表面上虽完成了国家的有形架构，不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上，却没有支持国家架构的准备，其中未能塑造树立权威，缺乏政治执政合法性及社会宗族分歧割裂的现象，更是这些国家至今仍未能克服的国家困境。”

另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军方强大的政治权力，“在泰国、印尼、缅甸与菲律宾，军方或是由于传统的地位，或者是由于镇压分离分子的任务，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地位与影响力。军变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史上,一直没有绝迹，文人统治也多是徒具形式，军方一直是研究与分析这些国家政治稳定，永远不能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冷战结束后，就外部政治威胁而言，东盟主要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正如美国学者西蒙(Sheldon W．Simon)所说:“美国自认为是温顺的巨人，其繁荣和安全不仅有利于美国人，也惠及世界，但其他国家却并不这么看。人道主义干涉似乎破坏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即∶各国内部事务，他国无权干涉。美国如此行为——无论其出发点多么高尚——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意味着美国金融、军事和技术力量的强大使华盛顿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击败其他国家的安全行动。”由此，面对国际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施压和干涉，也就是布赞和阿拉加帕等学者所说的政治安全问题，东盟国家采取的策略是∶抵制和抗争;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采取联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以平衡美国对东盟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

东盟国家的抵制和抗争，一方面体现在东盟国家领导人对美国强硬推销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做法的不断批评，另一方面也从东盟国家的以下行动中得到体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倡导“亚洲价值观”，反对美国的人权、民主观;在安瓦尔事件上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在缅甸加入东盟问题和东帝汶问题上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不干涉内政等“东盟方式”。

结 语

东盟成立50年来,对于地区经济合作、地区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入。但是也应看到东盟成立至今的历史进程，东盟国家的战略普遍受到大国关系变动的影响，加之东盟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于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认知普遍存在一种“威胁认知”，为了在大国关系变化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基本上采取了“大国平衡”的战略，但这种战略也是随着国际关系变动有所调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竞争态势的变化及中美关系的改善，尤其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和撤军行动，促使东盟国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方面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东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东盟的力量，以期解决其面临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苏关系的缓和及苏联的军事收缩,加上美国国内孤立势力的压力，促使美国调整其亚太战略，逐渐收缩在东亚的军力部署。东盟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对东南亚地区的潜在安全威胁，有必要采取“拉住”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以平衡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所谓威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长，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对华采取“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美关系成为东盟国家外交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新加坡倡议的“大国平衡”战略逐渐为主要东盟国家接受，成为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思维，即大国相互平衡，以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但不希望大国冲突。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得出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战略选择的主要考虑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通过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方式，如加强自身防务力量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继续“留住”美国等，维护自身安全和主权;防范意识形态威胁，维护政权安全。各国情况不同，与大国关系各异，面临的威胁不一，东盟主要国家的具体政策也会有差异。

当前，东盟国家的外交选择难题在于如何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后的冲击，以及如何在中美竞争大国之间进行选择。笔者认为，东盟国家在今后仍然会采取有限制衡的战略，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后的“新常态”，谨慎应对中美关系的波动，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免自身成为大国竞争、冲突的棋子，希望继续扮演区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驾驶员”的角色。（注释略;注: 论文基础为参加“东盟发展五十年暨中国-东盟关系论坛”会议论文。原文标题：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历史演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