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梁海明 、冯达旋

梁海明、冯达旋：“一带一路”倡议推出近五年，受到六千多万海外华人华侨关注，他们对该战略虽十分踊跃，但实际效果却不如想象的明显。

“一带一路”倡议推出近五年以来，受到六、七千万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受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生活的四千多万华人华侨的高度重视。但我们通过对十一个国家的田野调查发现，海外华人华侨对“一带一路”虽然十分踊跃，实际效果却不如想象的明显，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为了解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过去一年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考察了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和美国等国的华人华侨，并通过问卷调查、即时通讯工具沟通及各国媒体报道内容分析等方式，了解了新西兰、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华人华侨们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上述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有如下几个方式。

首先，华商通过自身的本地商业网络、丰富的社会资源等优势，担当“桥梁”作用，协助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其次，华商通过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基建领域、在投资领域进行合作，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走进去”，拓展业务到沿线国家。再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积极向沿线国家的社会各界介绍“一带一路”，协助这些国家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及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走进去”沿线国家。最后，华商协助中国各地引进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前来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不管是华商直接前往投资，还是吸引沿线国家资本的各类投资，均可促使沿线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以及为沿线国家的资本带来14亿人口超级大市场的投资机遇和宽阔的发展空间。

华人华侨华商上述的方式，方向正确，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我们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华人华侨华商亦已担当类似的角色，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海外华人华侨华商仅是多了一个由头继续充当相关角色，改变的只有量，而没有质。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参与方式，实质上并不能更大程度、更有效地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作用。

梁海明：香港过于满足其中介人的角色，实质是在作茧自缚，摆脱不了长期扮演被动的、被规划角色的命运。

我们相信，“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多数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经济能力和人脉资源并不足够强大。

虽然有数据统计，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经济能力非常强大，他们创造了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财富，堪比瑞典或者阿根廷一年的GDP总量，富可敌国。但是，这些财富分配并不平均，大多数的财富来自极少数的顶尖华商，社会人脉的丰富程度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以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较为明显。

在我们到访的国家当中，实事求是而言，该国的华人的平均收入都比该国其他国民平均所得要高，但在不少偏远的地区，华人华侨生活的收入和生活与当地民众并无多大差别，部分甚至陷入贫困。

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更多时候成为了少数富裕华商的“专利”，他们人数相当有限，而广大的普通海外华人华侨，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纵使是这些少数富裕华商，他们有能力参与“一带一路”，但在各个国家当中有不少政治、政策等因素的限制，遇到一些回报可观的投资机遇和项目，往往是由沿线国家掌握更大政商资源的本土企业获得，华商作为“少数民族”要分一杯羹也非易事，难免有心无力之感。

对于这种窘境，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一些富有的华商，他们财富的积累、商业上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天分之外，也与所在国家历史、环境有关，这些大环境的因素并非华商或华人群体能够改变的。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华人移民上个世纪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想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困难甚大，也被禁止从事某些专业工作，甚至部分国家还明文规定不可拥有耕地从事农业工作。在种种限制之外，国家唯一没有限制的是华人移民进入与商业、贸易相关的行业，在这个历史环境之下，华人移民为生存、发展惟有从商一途。

华人移民并非天生商业奇才，这种情况可以与移民欧洲的犹太人类比，犹太人也并非天生理财家，在十九世纪以前，移民欧洲的犹太人并禁止参与贸易、农业等领域，加上欧洲民众多数不愿或不被允许从事与金融相关的借贷、收息业务，因此，犹太人的发展机遇被局限在当地尚未成熟的金融借贷领域，通过逾百年的经验积累和摸索，成就了犹太人如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长袖善舞。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华人华商在海外获得商业上的成就，与他们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资源和能量成正比，后者往往正是多数华人华侨华商的短板。

其二、多数海外华人华侨在当地发展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这种情况尤以我们所调研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几个发达国家为甚。

在上述国家当中，确实有华人华侨出任商界领袖，学界管理层、或者晋身政府高层，但数量稀少。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在某个位置上就停滞不前。

以美国教育领域为例，美国的大学中确有华人华侨出任高级管理职务，不过数量极其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顶尖大学的高级管理职务，作为“非主流”的华人学者，纵有超强学术能力，但也较难向上突破。另一个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华人学者普遍比较内敛，也较为满足现状，多倾向于在自己的圈子内活动，而较少进入别的圈子。但要晋升大学高级管理层，仅有学术能力并不足够，还需有和别的圈子进行充分社交的能力，公关的能力，以及充分展示个人完全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

不仅在学术界如此，在其它的界别，多数海外华人华侨也是由于上述相关的原因，而未能突破“玻璃天花板”。毋庸置疑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对“一带一路”的关心程度较高，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职务越高，掌握的资源会更多，才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大的影响。

其三，在我们调研的11个国家当中，多数华人华侨对中国的现况了解并不深，华人华侨的二代、三代对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更为陌生。

我们在各国调研期间，出席了这些国家众多有关“一带一路”论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最常被海外华人华侨询问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海外华人华侨之所以对中国最新情况较为模糊，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权威的了解渠道。

我们以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例，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海外华人华侨中的信息相当混乱。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占据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西方舆论和国际炒家为了政治目的，以及出于追逐利润考虑，经常周期性地“唱淡”或者“捧杀”中国经济。例如，中国未来多年GDP6%至7%的增速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对于这种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改变，西方西方舆论和国际炒家对中国的经济大唱“淡风”，这不但令各国民众尤其是时刻关注中国发展的华人华侨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忧心忡忡，忧虑中国未来难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担心随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外汇储备减少，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将会减慢。

与此同时，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时常会通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G2、“中美国”这样似是而非的指标和概念，表面上是鼓吹美国主动“让贤”，将中国捧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

西方舆论对中国经济的时而“唱淡”，时而“捧杀”，尤其令海外华人华侨不容易了解到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而在沿线国家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华侨的了解就更不清晰了。

加上，在中国国内，华人华侨领域并非显学，愿意研究的学者不多，相关研究投入的经费也相对较少，研究海外华人华侨的学者大多集中在文化、历史或者国际关系等领域，缺乏经济、金融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些研究，导致中国国内现无专门的权威信息平台，可以服务于海外华人华侨，可以用他们易于理解的方式，拿出专业、有理有据，深具说服力的说明，来让华人华侨懂得、适应“新常态”，全面掌握中国经济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信心。

在连海外华人华侨都不确切了解中国经济情况下，要成功令华人华侨向所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令沿线国家的国民有信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难度当然不小。

除了上述三大原因之外，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不少海外华人华侨“身在曹营、心在汉”，未能融入当地，以及华人华侨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所出现的不团结行为等，都是他们投身“一带一路”较为困难的原因，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详谈。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中国国内曾开出“药方”，例如，推动建立“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合作联盟和示范基地建设，服务于普通的海外华人华侨。又例如，建设沿线的华商资源和产业数据库以及信息发布平台，为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载体，以方便中国内地企业和沿线国家的华商中小企业对接。又例如，建设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文媒体网，以方便海外华人华侨进一步了解中国现状。

对于上述“药方”，我们相信有助于推动海外华人华侨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但上述措施，更多的是授海外华人华侨予“鱼”，而非授予“渔”，我们认为，或者可以考虑在目前基础上加以改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其一，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华商更多使用人民币和购买人民币相关资产，此举在保障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财产方面，可达到较保险、能兑换和较稳定的效果。

所谓“较保险”，指的是在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华人华侨华商在该国的经济上影响大，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对较低，如果这些华人、华侨的资产都是该国货币的话，从安全方面考虑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与此相比，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如人民币资产），则是对个人财产的保障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能兑换”，指的是在香港这个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及在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兑换人民币，或将人民币兑换成其它货币，无论是在官方金融机构，还是民间金融机构，手续并不复杂，这为华人华侨华商货币兑换方面带来极大的便利性。

在“较稳定”方面，我们调研的国家当中不少货币汇率波幅较大，部分更严重贬值，往往贬值幅度达双位数，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较小，相对稳定，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华商增持人民币或购买人民币产品可保值或稳定升值。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全球的重要性及关联性持续增强，长期而言，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及国际汇兑货币仍有很大潜力。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华商更多使用人民币和购买人民币相关资产，一方面可保障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财富不受贬值、政局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有助于海外华人华侨华商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此外，此举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二、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华商推广更富时代意义的中华新文化、新模式，以及塑造中国新形象。

在我们调研的国家当中，不少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仍停留在书法、京剧、茶道、中餐、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上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印象，不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地民众如此觉得，就连众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印象也大多如此。

但事实上，任何走在中国街头的人都会发现，中华古老文化已经与中国新时代发展新结合，出现了不少能够体现当前中国强大实力的新文化、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潮流，这些新文化、发展模式和潮流，实质值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鉴和参考。

我们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无论港澳，还是深圳，湾区内的很多城市的发展经验，都可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鉴。譬如：深圳的高科技发展、创新文化、高端制造业文化，以及如何汇聚起全世界高学历、有雄心的人才和资源的模式，都值得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在引进外资方面还可以参考的范本和发展模式还有：如“南海模式”（民间资本），“东莞模式”（加工贸易），“佛山模式”（制造业名城）等。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以当代中国都会生活为主的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年轻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并存和发展，大湾区内部如何成功推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联互通，对如何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新发展模式和新潮流，或许能对原有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可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重新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对中国的形象更趋于正面。

而且，上述的中华的新文化、模式和潮流，对提升中国的文化外交颇有助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无需再透过不具文化气息的产品，像是高铁、工厂、汽车和日用品等去了解中国，而是通过中国的新发展模式，使坚毅不拔、勇于创新、力求发展等的中国新形象深入沿线国家的民心，并让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非西方”的共通感觉。

我们认为，在推广上述中华新文化、模式和潮流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可以充当一种介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 “次转换站”（transformer sub-station）的角色，通过改造中华新文化、模式和潮流，使之更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新要求。

其三、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华人华侨创业园区，为海外华人华侨华商提供宽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专门为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华侨提供专项创业基金和扶持基金，吸引年轻的华人华侨前来中国创业。并推动和鼓励更多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者投资年轻华人华侨的创业项目。

此举不仅有利于年轻华人华侨的发展，以及加强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因为海外年轻的华人华侨可带来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与包容则是创意、创新和发明的重要动力，接纳不同的文化和意见，让每个人在市场上、工作上及社群中都能享受使用技术的能力，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开创创新产业的制胜秘诀。

除了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华人华侨之外，我们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一个创新的天堂，“创新氛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建议在大湾区内鼓励创建各类“技术协会”，就像美国硅谷的许多此类协会一样，应该并且必须组织许多创新论坛、各类研讨会，以便让更多华人华侨华商通过参与协会，获得更高级的知识和智慧，以及让各行各业之间传递最新的信息。

其四、打造专门服务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新型智库和研究机构。

我们通过对十一个国家的田野调研，发现海外华人华侨华商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尤为关注，这关系到他们参与“一带一路”的信心和决心。对此，我们也曾在各公开场合建议，中国政府应考虑打造以经济为主的针对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将之打造成为华人华侨了解、学习中国经济最新发展趋势的权威平台。

当前中国各类教育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提供的教育，大多缺乏针对性。中国教育机构由于课程的设计，教育资源本身的限制等问题，来华留学的沿线国家学生，包括华人华侨第二代、第三代的普遍就读学科集中在对外汉语、中医、历史等“老三样”学科，较少就读经济、管理、金融、文创产业、创新科技、生物、环保等代表中国发展潮流，国际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学科。

“一带一路”建设，显然并不仅仅需要中国各类教育机构培养懂汉语、历史、文学等的沿线国家人才。目前的情况不但难以有效吸引华人华侨第二代、第三代来中国求学，也难以提升他们服务“一带一路”的各专业能力，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所需要的全面人才。

新型智库可和中国教育机构合作，培养沿线国家学生尤其是华人华侨第二代、第三代成为兼具中国和国际视野，拥有金融、法律、会计、贸易等专业素养的通才，只有这种既懂中国发展模式，又了解国际商业规则的人才，才有希望成为政治人才和商界领袖。这既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高质量人才，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培养了自己的政、商界明日领袖。

与此同时，新型智库应当积极吸收海外华人华侨、来华留学的华人学生，乃至来华就读的沿线国家学生以各类的方式参与智库研究及其他工作，成为新型智库的一员，充分接触、整合海内外各种研究、投资信息和人脉资源。如果未来众多沿线国家的官员、商业领袖均由中国培养，或曾经是中国新型智库的成员之一，这对提升中国形象、影响力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实属一举多得。

各界已有共识，当今的国际竞争，已并非仅依靠经济、军事和科技这类“硬实力”的竞争，思想、知识、文化和智库等“软实力”的竞争愈加重要，产生思想、知识和深具特色的新型智库，已逐渐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重点。因此，打造作为华人华侨华商了解中国经济最新发展趋势的权威平台，把海外华商“引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相互对接、合作的智力支持平台，作为华人华侨第二代、第三代的知识、发展平台，结合“一带一路”、经济、金融三个领域研究的新型智库正逢其时，值得各界重视和思考。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出有关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华商更多使用人民币，鼓励他们推广更富时代意义的中华新文化和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华人华侨创业园区和打造专门的新型智库等建议，并不是希望产生“甜蜜情景”，透过经贸、文化等领域与沿线国家深入交往，从而利用中国经贸、文化的优势，最终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化”，也并非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希望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发展，尤其是沿线国家华人华侨华商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和方式，为现有国际秩序、发展路径和模式提供有益的建议与补充。

（作者介绍：梁海明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