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

关键词：全球化；市场逻辑；大国逻辑；国际组织逻辑；联合国

内容提要：

本文从全球化的定义入手，探究了全球化的三种动力机制，即市场、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市场逻辑中，主要分析了跨国公司、信息网络技术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大国逻辑中，重点分析了英国、美国和中国所对应的三种全球化模式；在国际组织逻辑中，以联合国为主体，分析了联合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以及联合国在当前逆全球化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认为，由于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转型，联合国必将在推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近国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陡然升温。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是发酵剂，深层的原因则是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日益扩大和加深，每个人都不能超然物外，独善其身。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弥漫着对于全球化的怀疑和悲观态度，全球化山穷水复，仿佛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次反全球化运动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对当前全球化的现状以及走向做一个准确的研判，对即将出现的各种后果做好预案，可谓意义重大。

一、全球化是什么？

大家都在议论全球化，但对于全球化的内涵的理解是否一致？全球化与国际化、跨国化、一体化等概念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恐怕要费些思量，社会科学中概念的多义性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但这恰恰也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不是任何某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专利，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着全球化。

经济学家也许是讲全球化最多的一类人，他们将全球化解释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的经济集团化趋势；社会学家用它来形容工业化、都市化在全球普及后带来的社会同构现象,如不断层化的阶级阶层、趋同化的大众消费口味、迅速恶化而又让人束手无策的各种生态危机；文化学家用它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流行音乐等新艺术占据文化市场的世界潮流，描述各国知识分子影响力不约而同下降的尴尬趋势；历史学家用它来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才出现的现代化过程，指地球逐渐变小、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国家间互动逐渐增强、世界体系不断扩张；军事家和战略学者则经常把“全球战略”的词汇挂在嘴上，他们心目中的这一术语，意味着比过去范围更大的总体战略思想和谋略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除了不同学科导致的聚焦不同外，历史上对全球化现象的分类也看法各异。有按主导国分的，有按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分的，有按全球化的广度分的，有按历史周期或世纪分的。但关于全球化的定义，都共同涉及到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全球化的本体论问题,即“什么的全球化”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资本的全球化；贸易、技术、金融、劳动力越过国界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民族、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民主、民族自决、非殖民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化。庞中英认为，全球化代表着人类生产力和人际关系互动的规模达到全球范围，涉及到全球的政治经济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一切有关方面。

第二，全球化的认识论问题,即“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全球化”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有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全球化是客观规律；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大力推动的一种主观政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全球化是主客观的共同产物等。

第三，全球化的价值判断问题，即“好的全球化和坏的全球化”问题。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全球化是双刃剑，既促进了人、财、物的有效配置，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跨国传播，又带来了很多全球性问题，造成了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运动与现象。全球化有输家和赢家，最近一波的逆全球化现象，反映了受损的民族国家采取措施，努力制衡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贸易赤字、贫富不均、大量失业、恐怖主义泛滥以及汹涌的移民潮、难民潮等等。

俞可平则认为，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这种全球化的矛盾说很好地揭示了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全球化的复杂含义。

二、全球化的市场逻辑

一波一波的全球化大潮，其内在的动力源不止一个,市场、大国、非国家行为体、世界体系都是它的发动机。在这当中，与全球化最紧密的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市场在古今中外都有，但自由市场模式和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却是英美的贡献。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分别形成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各有千秋，都有学习模仿者，出现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追求利润是市场的逻辑，市场的主角是公司，形形色色的公司为了逐利而行动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各种资源配置，把大家需要的各种商品提供给客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好像具有魔法师的功能，点石成金。在荷兰、英国、美国、日本、中国都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市场奇迹。市场要增加市场要素的流动性，其中贸易、投资、劳动力的移动最为关键。相比较，贸易走出去最为迅捷，利润的回收周期较短；而资本投资环节较多，风险上升；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最为缓慢，虽然在个别时期，尤其是战后劳力紧缺时，来自殖民地等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受到青睐，但劳动力不是一般的商品，他们会携带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生育传统，对移民地国家造成影响。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力量。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跨国公司早期是殖民化的帮凶，20世纪后期则因携带巨额资本、高科技、丰富的管理经验、可观的税收和就业机会、非意识形态化而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一些巨型跨国公司，经济规模上富可敌中等国家，全世界20大经济体中，排名后10位的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全球100大经济体中，一半是跨国公司。在2017年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榜中,美国为132家，中国115家，日本52家。在前10名中，有中国3家，分别为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第2、3、4名。中国的巨型公司在海外有着大量的业务，中国的公司已经深度融入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的方式首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开展其生产和经营活动，带动资本、技术、商品、人力、服务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起着重要作用，大的跨国公司本身都是有全球经营战略、严密组织、科学管理、统一指挥的一体化组织。它们所到之处，也就把东道国经济不同程度地纳入其经营活动之中，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要求法律保障、标准统一、公平竞争、性别平等，关注利润能否安全收回，以及东道国政府的效率与国际信誉等。同时市场经济有它本身的道德诉求、经营文化、消费理念与模式，所以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与文明的交流。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流向全球每一个角落，与原有的生态产生剧烈的碰撞，最后的结果是要么冲突，要么妥协。这当中，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巨大的负面效果也不能忽视，它构成了全球化的另一个侧面。

（二）跨国公司的负面性

历史上，跨国公司曾造成危机、战争，对他国政权、民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即使在跨国公司面临更多的自律和他律的今天，对它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外部性和投机性都要仔细加以研究并予以防范。就像马克思转引的那句有名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很有参考价值，因为跨国公司本质上仍是资本的化身。”

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而其根源则是美国的金融跨国公司所导致的金融泡沫的破灭。正是这场全球化的危机，导致了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众多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现象的频频发生。

新兴经济体在这场全球化危机中的表现总体上优于发达国家，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等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各国政府纷纷施以援手救市，另一只手即政府的宏观调控开始起作用，资本家们度过了危机，依旧收入丰厚，危机的代价落在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为救市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所以底层百姓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也迅速全球化了，反全球化和反一体化的民粹主义成为风潮。朱文莉评价道，搅动2016年大选的与其说是特朗普、桑德斯等政坛新星，不如说是被他们激发和调动的愤怒群体。这两个群体——45—54岁高中以下学历白人和30岁以下高等学历年轻人——的愤怒针对的是麻木不仁的传统政治过程，而他们愤怒的来源则是对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痛切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受绝不限于上述两个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美国多数社会阶层。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和政策人士的研究分析表明，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感受确实反映了两极分化的经济现实。

跨国公司基于成本收益，在不同的国家和领域，有退有进，甚至有部分巨型公司死亡，比如通用汽车、克莱斯勒、雷曼兄弟、安然、夏普、三洋等，但大部分跨国公司不断膨胀，新的跨国公司又在崛起，利润的刺激成为它们走向全球化的巨大动力。

（三）网络技术使时空缩短，全球化如虎添翼

互联网的普及对于穿透国家的边界起了巨大的作用，互联网正在打破国家对信息、技术和资金的有力掌控，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终端，成为发布信息和知识的来源，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流日益便捷，虚拟空间成为了全球化的新场所，在互联网上几乎可以买到一切，“互联网+”颠覆了很多传统产业，电信、银行、商场、学校、医院都要与时俱进，思考和互联网的结合与创新，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可以说，有了互联网，真正的全球化才得以形成。军火、毒品和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也暗潮涌动,全球化的负能量也随之放大了。这一点正如黄仁伟指出的，有了互联网,才有全球同步的金融市场，没有时区限制。海洋航路、空中航线、跨洲铁路公路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的全球化。非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也是由网络产生的，甚至特朗普现象也是网络的产物。所以，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在全球网络公司中，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与美国的亚马逊、谷歌、脸书并驾齐驱，平分天下。

三、全球化的大国逻辑

全球化的进程，离不开大国的推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主导国的角色，它们决定了国际政治的结构，书写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国内学界最近掀起了新一轮全球化的研究，其中关于全球化的起点研究，有学者追溯到“丝绸之路”，有的定位于地理大发现，有的认为是1870年，有的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始于冷战后。在过去全球化的长周期中，英国和美国的主导性作用最为明显。

（一）英国与全球化

英国在19世纪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英国是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故乡，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先进的议会制度而富国强兵。在强大的海军支撑下，英国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一方面占领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英镑扮演了世界货币的作用，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至今被英国人所怀念，英国用自己的模样改造着世界，英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正是英式全球化的体现。英国靠船坚炮利在世界上强行推动全球化，与当时的欧洲列强展开大国协调，缔造了所谓的欧洲百年和平。英式全球化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欧洲列强和日本争先恐后加入到这个掠夺殖民地利益的大潮中，殖民主义摧毁了殖民地和半殖民的经济，同时为新世界的诞生准备了物质基础。

英式全球化同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性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英式全球化也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多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标志着英国无力再主导全球化，其霸权地位随着二战的进程逐渐和平转移到美国手中。

（二）美国与全球化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着推动全球化的天然优势。优越的地缘政治、恰到好处的参战时机与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一步步把美国推到霸权的位置。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二战结束时，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全球制度体系，把实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如果冷战时期，两个平时市场的存在还不足以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本质，那么冷战结束后，凭借发端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一超独大的美国霸权超过了英国霸权，其霸权体系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历史的终结说甚嚣尘上，美国的生活方式等软实力在全球广泛传播。

美式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黄仁伟把美式全球化的逻辑链归结为“美元全球化——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这非常形象地再现了90年代以来美国对全球化的巨大影响。

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必须发行超过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赚来的钱要多很多的钱可以花”。美国过度地消费、发行美元，既削弱了他本国的竞争力，又给世界经济生态和金融秩序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0年，仍没有见到根本性地好转。特朗普上台后，“退”声一片，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退出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TO、《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伊朗核协议，这些举措显然是逆全球化而动。虽然不好判定特朗普会走多远,但全球化遭遇困境是明显的事实。

（三）中国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冬天，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而在这之前，中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以前中国对全球化有很多怀疑，常常联想到西化、阴谋等负面的东西，而最近十年来，中国已经频频清晰地表示对全球化的支持，并不断注入正能量，绘制中国蓝图。

2016年杭州G20峰会，中国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达沃斯经济论坛，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能为全球化所做贡献的前景；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召开。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宣示和具体步骤。这一系列组合拳，将为困境中的全球化注入动力。

2008年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崛起速度加快。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在进出口、对外投资、外汇储备、旅游市场方面举足轻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和全球贸易的“压仓石”。而未来5年，中国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可观的市场、资本、产品和合作契机。

更为重要的，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给全球化以有力的推动，而且在理念上也推陈出新，引领世界。这就是全球化中国方案的四大原则和五大目标。有学者形象地把中国方案称为“中式全球化”。

四大原则和五大目标都是中国领导人在最近的国际场合所宣示的.其中四大原则指的是：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可以看出，平等是中式全球化的出发点，共享是中式全球化的目标，而开放和合作则是中式全球化的方法论。这与前文中分析的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五大目标指的是：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与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遥相呼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建设经验的世界价值。

四大原则和五大目标，最突出的特征是关系本位,把安全、发展、文明与生态等重大议题放在一种全人类和谐相处、共商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中考量，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和特点，也表明了有决心化解各种所谓的陷阱，拥有为全人类谋福祉的胸怀和使命感。

四大原则和五大目标与美国刚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中国的倡议是关系本位，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是权力本位，追求的只是美国的权力和权利，而不顾及别国的权利，更是蔑视全球化等全球性的公益和公害，而一个枉顾全球化的现实，追求单边主义和一国私利的战略，注定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文化、经济体量，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政府动员力，使中国有能力引领全球化走出困境。当前中国对联合国外交的日益推崇，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追求，使得联合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持联合国的行动，将使联合国获得引领全球化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克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会成为联合国文化壮大彰显的肥沃土壤。

四、联合国与全球化的全球逻辑

联合国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联合国作为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最有资格充当全球化的引路人。因为其极高的合法性，联合国适合做大国协调的平台，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的纽带，以及国际规范的提倡者和传播者。和平、发展与人权都是全球化的正能量，也是联合国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当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都迫切需要来自联合国的动力，比如核扩散、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恶化、气候问题、资源紧缺、毒品泛滥、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难民潮、信仰危机、网络安全等等。

2018年1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新年致辞，再次围绕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向世界发出红线警报，呼吁各地领导人缩小差距、弥合分歧，通过把人们聚拢到实现共同的目标来重建信任。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也代表了联合国的道德权威，他围绕联合国发出的声音，足以代表人类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共识，他用七种语言（依次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向全球每一个人和组织说“谢谢”，释放联合国的善意和希望。

冷战时期，联合国因为大国争斗而边缘化；冷战结束，联合国一度焕发了活力。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赋予联合国更大的使命，所以时任秘书长加利发挥政治主动性，先后起草和平纲领与发展纲领，一度让全世界相信“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但实际上，在美国的掣肘下，加利连任秘书长失败,联合国也未能完成宪章赋予的使命。另外，联合国在第一次海湾危机中的“集体安全行动”经常为人们所乐道,但大国一致、共卫和平的场景只是昙花一现，联合国此后再次陷于分裂之中。

联合国自1945年以来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贡献很大,具体说来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国际社会论坛和谈判的场所；管理和组织协调国际事务,合理分配国际资源；为世界定规则、议程，组织和推动国际立法。特别是在维和行动、引领发展议程、非殖民化、制定国际法等全球化的各个领域功不可没，最近在2030发展议程和气候协定方面又取得可喜进步。事实证明，只要大国一致，联合国可以担当全球治理的重任，英国、美国和中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负有特殊责任。联合国的成立和运转已经付出巨大的成本，大国应该珍视它，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当然，联合国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需要改革。中国目前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捐助国，维和经费第二大捐助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士兵最多。中国认为联合国代表了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战后世界秩序的象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高度契合；中国力推的各种全球或区域合作方案都构成对联合国的支撑，G20、金砖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等，莫不如此。中国的深度参与和全面支持，为联合国推动全球化增添了可靠引擎。

当年全球化的两个领头羊英国和美国，有人戏称今天一个忙于脱欧，另一个忙于脱联合国。表面上看好像如此，但冷静判断，英国与欧洲、美国与联合国的联系是剪不断的，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实行完全的单边主义和完全的多边主义，联合国是钟摆的中间部，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美国的联合国外交不等于特朗普总统和一些极端人士的言辞，分权机制会保证美国的联合国政策和全球化政策不会偏离正轨太远。

联合国安理会前秘书长安南曾呼吁构建兼容并蓄的全球化。今天,联合国在重塑全球化方面面临着新机遇。具体包括：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完善并充实贸易规则，继续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并鼓励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推进全球化的基本路径；以人为本,呼吁各国重视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失业问题；有效防止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证全球化的顺利进行。

要想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的逻辑，联合国人民应该充满“人类为体，全球为用”的理想和情怀，树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批判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回潮。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更强大，世界才能更美好,人类希望的全球化才能到来。(注释略；责编：史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