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约瑟夫·奈:网络是最好的武器吗?
学人简介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
内容提要
多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一直在警告,要防范“网络珍珠港”的危险。然而,迄今为止,网络武器似乎出现了被过度夸大的局面,其更适合发出信号或制造混乱而不是进行对国家行为体进行实体的破坏。
多年来,美国前防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等政治领导人就“网络珍珠港”的危险发出过警告。我们早就知道,潜在的对手们在美国的电网中安装了恶意软件。这导致在不知何时,美利坚大区的电力供应可能会随时中断,造成美国的经济混乱、秩序破坏甚至毁灭。2015年12月,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混合战争中就曾发动过这样的攻击,尽管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却颇具成效。无独有偶,在2008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利用网络攻击轻松破坏了格鲁吉亚政府抵御俄罗斯军队的能力。
然而,迄今为止,网络武器似乎更有利于各行为体发出信号或制造混乱,而不是进行实体破坏——它更像是一种支援型的特种武器,而不是取得战争或冲突胜利的终极战略手段。在世界上,每年都会有数百万入侵他国网络的事件发生,但实际只有大约6个国家受到了有效物理攻击(且并非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巨大伤害)的伤害。正如罗伯特·施密德尔、迈克尔·苏迈耶和本·布坎南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人被网络战杀死。”
美国的观点认为,在坚持国际法——包括行使自卫权——管控网络冲突的合理基础上,以相应网络手段作出实际受损的对等反应,通常是美国网络战常规的表现与反应形式,灯塔未曾熄灭,也许这种威慑姿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关注点出现了错误,网络冲突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重大的有形损失,而是在常规战争开始之前,位于敌对灰色地带的冲突所带来的巨大伤害。2013年,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描述了一种称之为混合作战的理论,即将常规武器、经济胁迫、信息操作和网络攻击相结合的全新战争形式。
利用信息来迷惑和瓦解敌人,这样的手段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创新之处并不在于行为体的基本模型,而是网络传播虚假信号的速度快、成本低。电子信息科技比携带着金钱和秘密入境的SPY更快、更廉价、更安全、更具有说服力。
如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认为,俄罗斯正陷入与美国的斗争之中,但由于可能爆发核战争而不敢动用高水平、高规格的非常规武器,那么网络或许是二者之间争斗的最“完美的武器”。这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大卫·桑格(David Sanger)近期一本新书的主标题,他认为,除了“被用来破坏美国银行、数据库和电网之外,”网络攻击“还可以用来切断那些维系美国民主本身的公民线程”。
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网络干预具有极高的创新性。俄罗斯情报机构不仅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电子邮件,还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和其他渠道,将相关结果慢慢地渗透披露出来,以影响美国的新闻界议程;他们还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虚假新闻,煽动对立的美国群体。在美国,黑客行为是非法的,但使用美国社交媒体风言风语不是非法的。在信息战中,俄罗斯的创新和卓越之处就在于,将现有技术与可否认性攻击手段结合在一起,且这种手段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参与网络战攻击的技术门槛,令美国措手不及。
美国的情报机构曾向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发出了有关俄罗斯进行干预的战术预警,告诫当他与普京两人在2016年9月会面时,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奥巴马不愿公开呼唤俄罗斯,也不愿采取强硬行动进行应对,因为他担心俄罗斯会通过攻击选举机制或篡改投票结果的方式而使得美俄网络战升级,危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预期的胜利。选举结束后,奥巴马公开宣布并驱逐了俄罗斯的SPY,并关闭了一些对俄外交设施,但美国的回应削弱了自身传统的威慑优势。此外,由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把这一问题视为对其胜利合法性的政治挑战,他的政府团队至今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回击。
对付这种新型攻击武器,我们需要制定一项特殊的战略,组织一套包括所有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泛国家快速反应机制,并强调更有效威慑的必要性。相应的惩罚可以具体在网络领域内通过量身定做的报复手段加以实施,也可以在各个领域实施更加严厉的国别经济和个人制裁。我们还需要通过受攻击后的悉数否认来强化威慑体系——使攻击者事倍功半。
要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强硬、更有韧性的网络国家,有很多种方法。有效遏制和快速反应网络战的步骤包括:培训美国州地方选举官员相关的网络安全知识;保存书面记录作为电子投票机的备份资料;鼓励相关各方积极宣传,改善基本的美国网络生态,例如对网络加密和双向认证的应用;与科技公司合作,运用社交媒体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手段;同时需要确定美国政治类广宣材料的来源(如现今美国电视节目上出现的材料);禁止外国政治广告的介入;加强机构独立审核能力;提高美国公众的媒体素养。类似于以上这些措施,在西方国家的应用,就曾成功限制了俄罗斯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的再次干预。
外交也可以发挥作用。即使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他们也能够通过谈判达成相应的协议。鉴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威权性质,同意不干预俄罗斯选举的承诺可能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或许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限制相关国家信息攻击的强度和频率。冷战期间,双方都没有杀害对方的SPY,而《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中的条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密切监视美国海军的程度。如今的国际环境,此类协议似乎不太可能达成,但它们在未来确实值得探讨和展望。
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用事实证明,网络攻击以及相关国家对美国社交媒体的操纵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使其不会再次成为低于常规武装冲突水平的完美战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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