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缅甸异议:扑向威权黑暗的血泪诗歌
游米
从清迈飞往仰光的缅甸国立航空班机上,我一如既往拿起机上杂志翻阅。机上杂志这东西,大多时候用来打发时间刚好,有时是发掘新景点的好媒介,运气好的话则可以是了解一个国家社会的材料。手中的机上杂志除了介绍缅甸各地美景之外,还有整整7页的篇幅,提醒初来乍到的人们在缅甸应该注意哪些礼节。这些用英文与缅文双语书写的“温馨提醒”,越读越有趣,我想,这次我大概是走运了。
这7页共27条的缅甸礼节指南,从观光到社交,如何用餐、如何道谢、如何拒绝、如何道歉、如何问好,甚至到如何与女性相处、女性该穿什么衣服才得体、怎样的行为才适当,都帮乘客们“规定”的一清二楚。细节之繁琐,让我从一开始的兴致高昂,到后来对这些看似无止尽的叨念、什么都要你“注意”的细节厌烦,最终只能耐着性子看在做社会观察的份上,一条条地苦吞下肚。
进入缅甸,拜访过几个城市之后,也许你也会发现,来自国家政府这样“苦口婆心”的“提醒”似乎无所不在。在毒品泛滥的大其力,一路上有数不清的各式反毒标语:“不要吸毒”、“不要贩毒”、“碰毒品会导致严重后果”;在其他城市更常见的是“诚挚欢迎、照顾观光客”,“照顾观光客”这个标语无所不在到一个让人先是厌烦,再到心生畏惧的地步。
标语上说的‘照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总是这么想。
观光客在过去的缅甸限制诸多,跟当地人几乎不太能有深入接触,缅甸人对与外国人互动也有所顾虑,深怕会因此引来政府关注,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甚至在今日,缅甸改革开放之后,部分缅甸人还是无法放心“照顾”观光客。
这些从上而下的、无所不在、从山上管到海边的提醒,让人无法忽略政府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这双眼睛在缅甸,像老鹰一样盯着国内大小事、各种文字、各项言论。有一群人在这双眼睛的监视下,持续坚毅的生活着。《缅甸诗人的故事书》纪录片与同名书籍中的诗人们正是一例。
诗歌在缅甸
缅甸是个诗的国度。孩童从小就接触诗歌,用诗歌理解与背诵字母,在课本里背诵的是缅甸国民诗人敏杜温(Min Thu Wun,也是第一届民选总统廷觉的父亲)创作的童诗。等到年纪大一点,学习国文时甚至有专门的“诗歌课”,英文课本也必收录英诗。反对党用诗歌作为做选举的宣传手法、诗人将诗谱进流行歌曲中传唱。
爱诗的缅甸朋友告诉我,有些人用诗的形式写日记,用诗对暗恋对象倾诉爱意,很多人的写诗初体验就发生在第一次恋爱心碎之后。甚至有同学在中学就出版了诗集。就算不写诗的人,也会在网路上读诗,脸书上最受欢迎的爱诗社团竟然有16万成员!人们抄写自己的诗作或喜爱的诗作在社团里分享,或将诗作制成类似台湾长辈图的档案,方便广大传送。当手机、网路在缅甸逐渐普及之际,爱诗人也意外受益。
缅甸诗歌历史久远,是古典缅甸文学中主要的表现手法,佛教传入缅甸之时也带来了新的书写主题与文字。诗歌之所以得以茁壮,皇室与宗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诗歌是当时被上层社会用来记录或传递讯息的工具,并且受到统治阶层的推广、追随者的支持。
传统上,缅甸诗歌有几个主题,佛教故事或教诲、皇室贵族的生活或政绩记载、大自然、爱情。写诗的人主要是僧侣、侍臣、宫廷贵妇,而以常民生活和娱乐为主题的诗歌则是到了18世纪之后才较为普及。
缅甸诗歌除了受到佛教影响之外,18世纪缅甸征服泰国之后,泰国文学也给缅甸诗歌注入新的形式与题材,而英国的殖民则是带入西方文学的译作,催生了缅甸的第一部小说,殖民政治也激发了缅甸的诗人们许多灵感,透过文学创作鼓吹自由与民族主义、形塑缅甸在现代国家形式下的集体认同。
二战期间,缅甸受日本占领,人们齐聚于“文学集会”聆听文人讲述文学,作为一种反抗行动,在军政府统治下,这个传统延续对言论审查的抵抗。因为受到严格管控,甚至因此发展出了录制、贩售“文学讲座录音带”的风潮,若文学集会因“敏感问题”被迫取消,热爱文学的缅甸人依然能聚在一起听文人讲演的录音带。不过可想而知,后来文学录音带也惨遭被禁的命运,然而,文学集会的传统仍延续至今,是缅甸文学场景十分重要的一部份。
诗歌、诗人与政治的关系常是密不可分,缅甸诗人或文人身兼政职也算常见,举例来说,翁山苏姬领军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在2015年被选入国会的议员当中,自认职业为政客的议员只比“诗人”多出2名,因而被媒体戏称为“诗人国会”。但擅用文字、隐喻手法批判政治的诗人们也经常因此被捕入狱,《缅甸诗人的故事书》的主人翁——诗人貌昂宾(Maung Aung Pwint)——和妻子南纽瑞与他们的家人,正是一例。
诗与政治,失语政治
貌昂宾来自伊洛瓦底江边的城市勃生(Panthei),第一次入狱在1967年,罪名为“参与学生抗争运动”;1968年开始发表诗作;1978年他又被捕入狱,关了17个月。
在缅甸1988年人民起义时,貌昂宾参与伊洛瓦底江区域的“人民和平抗争委员会”,担任秘书,起义失败后,转而进入媒体界,开始用影像记录缅甸各地人民的生活。这段经历让他目睹军政府的残暴与人民的苦难,使得他对于和平的追求更加坚定。
作为政府眼中的“异议诗人”,他的作品在1996年被禁止发表,97年他又被捕入狱,出狱不久后又在99年因为持有传真机,以“跟外国媒体联络”之名被捕,这次,他在牢中足足被关了8年之久。
缅甸的监狱里关着许多像貌昂宾一样的知识份子,许多人到了狱中,真的是去“进修”。监狱就像是缅甸的非正式学习中心一般,政治犯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共读、共学,有时候甚至有机会贿赂狱警,在狱中经营地下图书馆,甚至从牢里发表作品。若是没有纸笔能写作,就用口语的方式,在牢房中跟狱友们交换知识与见闻。
貌昂宾和他的狱友们互相切磋,从未停止创作,在电影中,他笑着说,这也许是常坐牢的一点意外收获。他那首在缅甸最为人所知的诗作〈揪心的夜晚〉,就是在狱中写成。
审查制度在缅甸行之有年,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存在,在1948年独立之后,缅甸人短暂享受了将近10年的言论自由,出版蓬勃。然而1962年政变后,审查制随着军政府上台而死灰复燃,1988年的抗争运动之后,制度更趋严格,除了审查文字之外,作者甚至必须上缴自传以供“政治背景”审查。
在军政府执政期间,负责言论审查的是新闻出版审查局,局里的审查员有100多人,受过政令宣导、情搜、心理战训练的他们,忠心耿耿的扮演着政府“鹰眼”的角色,负责找出全国各地“有问题”的出版品。被审查出有问题的部分绝对不得出版,许多出版品因而“坑坑洞洞”,少一个字、一句话,甚至整页被消失。
在缅甸,看不见全貌几乎成了一种常态。
为了躲过这些鹰眼,诗人们必须尽其所能的使用隐喻、抽象手法、藏头诗等方式创作,“红色”代表全国民主联盟,“母亲”是翁山苏姬,“绿袖子”指的是军政府…各种不同的隐喻让读者似懂非懂。为了使作品能出版与避免牢狱之灾,作者只能越写越隐晦,却也离读者越来越遥远,充满社会关怀的诗在政府鹰眼的关切之下变得越来越小众。
持续增加的政治犯
“小的时候,每当我想爸爸,就会来这里钓鱼。我心想,只要钓到鱼,爸爸就会回家了…但是我却从来没钓到鱼。”画面中,留着小平头,年近40的和平在河岸边说起这段回忆时,还是忍不住哭了。
貌昂宾与南纽瑞终于在20年后再次见到流亡芬兰的儿子和平。几乎每十年就入狱一次的貌昂宾,从没想过儿子也会踏上政治之路,拿起武器进入丛林,成为反抗军,从而流亡海外至今。过去因为入狱总让儿子等待的他,竟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016年后,民选政府上台,人们以为逮捕政治犯造成骨肉分离的悲剧应该不会再发生了,然而尽管刊物审查制度在2013年被废止,还是持续有平民百姓、记者、诗人因为违反《电信通讯法》(2013 66(d)),因在通讯网络中发表“政治不正确”言论,对他人造成“威胁、骚扰、毁谤、不当影响”而锒铛入狱。
根据伊洛瓦底杂志(The Irrawaddy)的报道,在新政府上台之后,有至少40个人被政府用“网路诽谤”的名义起诉,到2017年为止有至少8人因此入狱,其中包括一位支持军政府的女大学生,她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批评翁山苏姬的言论而遭到逮捕。而在去年底2位调查罗兴亚人屠杀案的路透社缅甸籍记者,因为“持有国家机密”被捕入狱,政府用来起诉他们的是沿袭自英殖民时期的《国家机密法》。
背负民众期望的翁山政府难道不应该利用国会多数,修改过时法律,让缅甸人真正拥有言论自由,而非利用这些法律去对付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民?
虽然告别独裁,迎来民主化,但社会氛围仍然充满许多微妙不明。缅甸人何时才能如同诗人杜克门莱(Thukhamein Hlaing)的诗〈诗的实践〉中所冀望,用原子笔扑倒黑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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